（健康时报记者 王艾冰 邱越 高瑞瑞）五四青年节当天，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救治团队依然忙碌。团队里，年龄最小的医生生于1992年，最小的呼吸治疗师刚满25岁，护理团队则更年轻。
4月30日，第29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救治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北京朝阳医院呼吸危重症监护室（RICU）主治医师刘雅兰代表科里83名医护领取了这枚荣誉勋章，这枚勋章将和科里34年以来取得的荣誉一起，悬挂于本部的荣誉墙，与科室34年发展史遥相呼应。
青年不是某个固定的年龄刻度，但健康时报记者从科室一张张照片、一份份荣誉里看到，呼吸与危重症监护病房里忙碌的身影永远年轻。
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病房的青年医护人员为患者治疗。医院供图
离死亡最近的团队：却没有一个人说过“我不行”
1991年，我国著名内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翁心植在北京朝阳医院建立了仅3张床位的“肺心病抢救室”，34年后，小小的“肺心病抢救室”发展成为横跨3个院区、46张床位的呼吸与危重症监护病房。
“我们是离死亡最近的团队，但我爱上这份工作，恰恰是因为很多‘以为活不过来的患者’，在我们的救治下，一点点恢复呼吸、心跳。”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呼吸重症监护病房负责人孙兵作为队里的“老兵”得知团队获奖的那一刻，骄傲中带着一丝不好意思，“我从年龄上来看，拉了团队的后腿。”
孙兵加入团队的时候，还是一名刚考取研究生的“小伙子”，“正因为呼吸与危重症专业比较难，才选择了它”。而刚到没多久，孙兵就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挑战——2003年非典。
“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但是疫情来了，也决不能躲。”孙兵回忆，而他的导师找到他说，“国外的教授带来一台‘一氧化碳吸入治疗仪’，想给重症患者做治疗的同时做点研究，你能配合他吗？要求是进入重症患者定点医院，几乎每天守在重症患者床旁。”
2003年非典期间，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呼吸重症监护病房负责人孙兵（右）带着先进的治疗仪器走入重症监护室，受访者供图。
孙兵马上答应，并立刻前往收治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那时的隔离服里三层、外三层，我穿着厚厚的隔离服一个人站在医院门口等了一天。”孙兵记得，由于没人能确认他的身份，他只能站在医院门口苦等指挥部的老师，直到天黑，才有人将孙兵带入医院，“当时我想了很多种可能，但唯独没有想过回去。”
这一去，就是两个月。“最开始是做研究，发现对患者有用后，我没有任何犹豫，开始每天带着设备，走到患者的床旁，为他们进行治疗。”
孙兵已经不太记得这段经历，直到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他在一位年轻的呼吸治疗师身上仿佛看到了20年前的自己。
2020年初，孙兵接到了“会诊北京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任务，“最开始会诊的效果并不好，专家组一致认为，要深入到患者的床旁。”专家组里最年轻的孙兵就承担起了这个任务，“要想提升救治率，大概率还需要给患者做气管切开术，所以我需要一个呼吸治疗团队。”
呼吸治疗团队少不了经验丰富的呼吸治疗师，孙兵发出需求后，一位年轻的呼吸治疗师马上响应，并和孙兵一起来到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床旁对气道情况进行评估，“两天内，我们给所有的患者做了气管切开。在疫情的初期，做这样的选择并不容易。”孙兵感叹，但我们团队就是这样，从没有人在困难面前说，“我不行。”
“做组长10年、本部护士长3年，没有一个护士和我说过，这个事我不想做。”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监护室护士长金玉也如是说，科室日常工作中其实经常要面对有传染风险的患者，但没有人因此退缩。
也是离希望最近的团队：“不要想太多，干就行了！”
北京朝阳医院常营院区呼吸与危重症监护室休息区的墙上，三个实时闪烁的屏幕是医护们吃饭时也要实时牵挂的画面，红线、绿线在跳动，无数个显示生命体征的数据在实时变化，团队里每个人都记不清有多少次因为数据的突然变化冲进病房。
“这位老先生87岁了，现在已经在恢复阶段，马上就可以出院了”“这位气管插管的病人还没有度过危险期，还需要评估”……在北京朝阳医院RICU里，护士长金玉对这里的每一位病人的病情如数家珍。
金玉说，在这里，每天都在上演着“全力以赴”的故事，“夜里两点紧急集合是常态，病人住了100天、200天，我们仍然始终如一地去帮助他、支持他，因为面对病人，尤其是危重症病人，我们心里都有一句话——‘一定要把他救回来’。”
“2022年底，一位小姑娘几乎让我们整个团队都深陷绝望。”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病房主治医师李婷向记者回忆道，这是一位患支原体肺炎的小姑娘，当时她的病情极其严重，两肺破损、气胸，气道感染严重，持续高烧，感染指标居高不下，谁都不确定她能否挺过来。
“所有的方法我们都试过了，唯一有用但笨拙的方法就是‘吸痰’。”据李婷介绍，当时医护团队每四小时就要为她进行一次吸痰。由于气管镜检查准备工作繁杂，每次检查后还有诸多事务需要处理，所有排班的医护人员的工作时间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大家每天都只能轮流休息二三十分钟，可就是这短短的二三十分钟，很多医护都选择多去看一看小姑娘。
令人欣慰的是，在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共同咬牙坚持下，小姑娘迎来了生命的转机。在方寸之间，团队已经携手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生的希望，而这一份份希望总有人铭记。
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病房的青年医护人员为患者治疗。医院供图
“曾经有一位肺移植患者，术后恢复顺利回家，却因忽视胃溃疡，饮食不当导致休克。”刘雅兰告诉记者，当时我是第一个接到电话的，紧急安排救治，患者历经一个月康复出院，多年之后我早已忘记这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常。三年后在门诊随访时，一位患者四处找我，见面时满眼含泪对我表达感激。
“说实话，当时我是有些感动和不知所措的。因为对他的抢救对我们来说再平常不过，但面对患者的深情的表达，我当时选择了回避，匆匆说了句谢谢便转身离去。”刘雅兰说，可就在转身的那一刻，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多年后，那个你曾经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生命，能健健康康的走到你面前、感谢你，足够骄傲和欣慰。
从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禽流感、2009年全球大流行的甲流，再到2019年的鼠疫、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这支RICU队伍见证并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防控能力和危重病人的救治能力也在这个过程中，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成长。”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说这话时难掩自豪。
做生与死中间的那座山：“团队里的每个人都让我骄傲”
从选择做危重症医生的那天起，就应该想好“要做生与死中间的那座山。”童朝晖谈起这支平均年龄仅29岁的呼吸与危重症救治团队时说，“每一位选择加入这个团队的医护，都深知这一点。”
做了近30年重症人，孙兵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他可以坚定的告诉记者，“我这支队伍能打最硬的仗。”面对这些脱下白衣，绝大多数不过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孙兵有时也会责骂，“但关起门来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骄傲。”说这句话时，已经快到知天命年纪的重症老兵眼眶红润。
“我大学毕业就来到了RICU，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我来的时候还是一名学生，在这里见证了非典、鼠疫、新冠肺炎疫情……”“来这里是我自己的选择，就喜欢这种有挑战的工作”……
在童朝晖看来，重症监护病房的特点就决定了它需要很多年轻人，也注定是属于年轻人的工作，而且也是培养骨干、培养学科带头人的工作，有很多RICU出来的医护日后都成为了其他科室的主任和护士长，同时也有源源不断优秀的年轻人走进这支队伍。“这也许就是青春的力量，因为医护的战场永远在患者的床旁。”
青春的故事在这方寸之间一直未完成……
他们的故事，是2003年抗击SARS期间，童朝晖连续在病房工作3个多月，成功救治近200名SARS患者；是面对因产后抑郁服用百草枯自杀的姑娘时，每天给她翻看孩子照片、在画板写上鼓励的话语，最终这位姑娘成为目前全世界百草枯中毒肺移植后存活时间最长的病例；是副主任王睿作为我国第三批援瓦努阿图中国医疗队队员，在遭遇7.8级地震的危急时刻，不顾自身伤痛，仍然全身心投入震后救援。
也是领奖当天，刘雅兰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看见一砖一瓦时的激动和感慨，“那短短不到一分钟的颁奖，科室里的种种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飞快闪过，接过奖章的那一刻，我仿佛又一次握住了患者的手，那一刻，荣誉和我手中的生命一样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