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记忆，也是同时代人的故事在这里
——丞卫长篇小说《浪奔浪流》读札
于爱成
一
《浪奔浪流》故事的发生，上来就是1963年。为什么说是1963年呢？作家丞卫并没有明说。他也没有如同若干经典小说的惯例，上来就明说“这是1963年的5月”，而是开篇第一句话写到：“五月的惠州，迎来了当年的第一场台风”。不仅没有点出这个五月、这场台风是哪一年，而且整部《浪奔浪流》，全书任何一个历史节点，丞卫大都没有注明时间。似乎他就是铆足了劲，有意设了一个个的埋伏，一个个机关，让深圳读者填空（也让深圳外读者更把小说看成是小说而忽略历史事件的对应性）。这是作者的计谋，也是叙事手段，让读者猜谜。但这反而激起我的考据癖，非要来看看丞卫有几把刷子能够经得起细究。
当然，只要认真读一遍，从头读到尾，时间的线索始终是清晰的，而是都有路标。为什么我能判断出来这个故事发生在1963年？可以有几条道路抵达。最远的路，是顺着作者的讲述来找，比如这个五月台风天在姐姐陪护下在惠州医院待产的曾小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家在距离惠州“六七十公里外的宝安县一座偏僻的海岛上”；出月子后，曾小英娘仨从惠州“坐车到惠阳县淡水镇，再想办法赶去澳头码头坐海船回大澳岛”，此时作品交代，这“大澳岛在惠阳地区算是一座较大的半岛，隶属于宝安县”，这句话其实很重要，涉及到深惠两地的历史沿革前世今生。历史上的宝安1956年1月至1959年3月隶属于惠阳专区；1959年3月至1963年7月与惠州市、惠阳县等同属佛山专区；1963年7月恢复惠阳专区后，再次隶属于惠阳专区（1970年10月惠阳专区更名为惠阳地区）直至1979年1979年3月深圳市成立。书中所写，曾小英所在的大澳岛（作为距离惠州六七十公里的半岛，也就自然只能是大鹏半岛了，1952年曾划归惠阳县，1958年又与原属于惠阳县的龙岗五镇划归宝安县管辖），此时隶属宝安县，显然就是1958年后的故事了。这是第一重证据。
从三个儿子的年龄差来看，生下三儿子周全坐月子之时，书中写到曾小英的二儿子周正已经“六岁”，稍后又写到她跟周亚鹏结婚“到现在差不多有九年了，大儿子周成也有八岁多了”。何时结婚、何时生的周成周正，也就成为解开谜底的关键。在作品的倒叙中，写到曾小英16岁时惠阳一中初中毕业时，与同学周亚鹏相约响应中央号召南下海南橡胶种植园垦荒，而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后人可以知道华南垦殖局是1952年从粤东粤中地区的23个县市招聘3万名城镇职工和社会青年志愿参加该项祖国建设的，这样看来此时当是1952年（还有一重证据就是书中写到曾小英毕业前几天，听到学校领导在毕业班动员大会上讲，国家已经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1年提出，1953年开始实行，制定阶段应该是1952年），16岁的曾小英应是1936年出生。1936年出生的曾小英在橡胶农场被招录到招待所做服务员，跟担任割胶突击队的周亚鹏相恋相爱，并暗结珠胎，因周亚鹏父亲突发重病，两人不得不离职还乡照料病人，离开“为之奋斗了三年多的海南岛”。从1952年初中毕业（大概是七八月份）到回乡（“元旦刚过”），这年的“元旦”应是1956年的元旦了，曾小英父母曾宪强和阮爱珍为两个女儿一并“在春节了婚礼”也就是1956年的春节。半年后，周成出生，书中说，“再到了下一个春节，婆婆以过年探亲之名赴港与嫁到香港的女儿团聚，便再也没有返回大澳岛。此时的周成才刚刚半岁。”作者此处提供的周成“半岁”的信息也正是一把钥匙，此时是1957年的春节，周成半岁，周成的出生大概率是1956年年中的样子。以此来合理推算，小两岁的二儿子周正当是1958年生，比周正小6岁的三儿子周全也就应该是1963年生了。这是第二重证据。
作者简介
丞卫，本名樊成玮，法学博士，一级律师。先后任央企干部、深圳市政府公务员、上市公司高管、律所合伙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高校兼职教授、研究员，大型企业及相关机构独董、监事等等。写作经验丰富，著有包括“潮汐三部曲”——《汉水悠悠》《江河激荡》海潮涌动》等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类著述。
当然，还有第三重证据，也即是最短的解谜之路，很简单，既然书中在最后一个章节给周全过40岁生日，而且作者还直接提供了一块亮闪闪的指示牌，在周全跟周正的谈话中，周全说到，“二哥，你还记不记得有个什么呙中校发表了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嘛，后来听说我们深圳的市领导从善如流，听进去了，政策调整了不少，改善了不少”。《深圳，你被谁抛弃》2002年11月16日最早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贴出，2003年初南方都市报重新对该文进行“包装”发表，并引发广泛关注系列讨论。书中两兄弟也是站在2003年的时间点上，谈起来这个话题。这个历史事件就应是2003年。40年前周全出生，自然40年前就是1963年了。
笔者如此不厌其烦找出丞卫先生的三重证据，实在不是主要出于考据的癖好，而是试图考证作者丞卫的历史态度和写作准备，考证他的理性的坚强，以及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他的作品中坚持的力度。显然，作为一部成熟而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丞卫达到了较高的限度，过了我的挑剔和苛求。当然，也不仅仅是我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苛求，而是作为学界越来越形成共识的一种认识，那就是其实我们的多年以来的所谓的种种的每年生产可达到万部的长篇作品，在标榜的现实主义的外壳之下，基本很少能有作品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尺度。
南京大学的现当代文学学科领袖丁帆先生就说：
我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喊叫了几十年的现实主义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烛照下却是一种“伪现实主义”，它与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原理相去甚远。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是以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为蓝本进行分析和哲学性的批判的，而我们却是在一种赞歌或战歌的现实主义的怪圈中彷徨呐喊。而“再现”的功能就是需要作家对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虚伪的现象给予无情的揭露与批判，这本来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基本常识问题，我们却在处处回避之中放弃了这一原则，形成了几十年来恩格斯所说的那种“不充分的现实主义”泛滥。
同样是在丁帆先生这篇名为《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重读<弗·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随想录》的文章中，他还以哈克奈斯笔下的阿瑟·格兰特为例，强调一部伟大的作品对其时代大背景的描写的重要性，“无论是直接的或是曲笔的，抑或是隐晦的表达，都是对作家价值观念的考验和验证”，而“雨果之所以是大师级的作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直接把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植入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才让《悲惨世界》《九三年》《巴黎圣母院》这样充满着人性光辉的作品成为永远照耀人类现实世界的灯塔，以至于让有些人把这些典范的现实主义作品当作浪漫主义的作品来欣赏”。（丁帆：《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重读<弗·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随想录》，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奠基者爱德华·赛义德对如何解读文学文本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关注的重点是地理、背景、环境：“对我来说，文学分析的工作首先是在文学作品中找出那个地理的一些征象……一部长篇小说中不能没有背景，而背景就在那里，是立即可见的。因此，文学作品的分析，就第二个意义来说，就是要阐释那个背景，使那部作品联结上宰制与被宰制的这个更广大的历史经验。”萨义德强调的是，他的解读，首先是要在文学文本与历史经验之间建立起联系，关键在于这种联系是建立在人们对文学的常识性理解之上的。这个常识的形成，既与文学作品展开情节、表达情感所依托的地理环境描写有关，又与历史经验有关。从而，地理、背景或者说环境描写中包含历史的、政治的内涵就构成经典现实主义所说的“典型环境”，然后才有“典型人物”“典型性格”“这一个”的可能。
在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经典文论的理解中，过去主要专注于对于“典型人物”“典型性格”“这一个”的研究论述，而对“典型环境”并没有给予足够充分的分析。什么是“典型环境”？首先是有“环境”，然后是要“典型”，要“典型”则必须要“真实”，要“真实”必须靠坚固不虚的“细节”，然后才是分析判断归纳演绎，融入情感与理性，动用各种技术手段理论方法对经验进行适切有力的处理。具体到丞卫这部作品的写作准备，可以说经得起三重考据而能提供三重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作品的经得起检验，首先归功于“环境”、“地理”、“背景”和历史的过硬。
二
说到人物的塑造，全书的结构说来也简单，就是围绕曾小英的一家来展开，可以名之为“大澳一家人”（实际是大鹏一家人或南澳一家人）的深圳故事，重点是写周正周全两兄弟的创业史或深圳本土民营企业家的威水史。明面上，是两兄弟的成长史，或者说是一部两兄弟的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记录了深圳民营企业家的道路和命运，也表征了改革开放一代深圳人在国家转型时期的蓬勃自强的现代精神和商业伦理。
而在暗面上，在潜藏之处，暗流之中，则这一切的故事的枢纽，都以苦命或好命的曾小英为呼应，她不仅是各有事业且都可以称之为成功的三兄弟的母亲，而且她还勾连起来深圳、惠州和海南，勾连起百年中国的叙事和故事，她的父母参加过东纵大营救，她投身过海南橡胶园垦殖，她与她的父母经历了文革和逃港潮，而且自己的丈夫周亚鹏和长子周成还参与了逃港，让她实际上自30岁起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儿寡母，守活寡到终老；改开之后她作为港商丈夫（逃港后又再婚）前妻（尽管没有离婚也不再存婚姻之实）、三个都投身商海的儿子的母亲，更是与大时代脉搏紧相共振，儿子们的情感生活背后都有她的看得见的手的拨弄，尤其小儿子周全的婚姻就是她负责拆散一对包办一对；最后一章周全的40岁生日大团圆式的结局，也是她负责张罗。这个女人的戏份不密集，但如同一根线，负责贯通全篇，贯通各种人物关系；她的剧情也不剧烈，全书对她所遭遇的如同天塌下来一般的苦难表现得也不算充分，但在小儿子婚事上的插手，作者却不漏声色不事张扬地刻画出来苦难对她的改变，她的坚韧、顽强、执著甚至极端，包括她的不再跟周亚鹏有任何来往绝不宽容让步原谅，跟她的对独立养大的周全的严苛，是如出一辙的，也是同样的必然的逻辑。说来这该是深圳题材的长篇小说所塑造的第一个本土客家女性形象（在黎珍宇笔下，我们看到过追求两性平等和女性权利的深圳知识女性的形象；在盛可以笔下，我们见识过走向海外的打工妹形象；在彭名燕笔下和乔雪竹笔下，成功塑造过女性企业家和南下深圳下海的女性作家形象；吴君近作也提供了嫁到香港的深圳原住居民女性形象等等），丞卫笔下的曾小英完善了深圳文学的人物画廊。
曾小英形象的塑造，当是意外之喜，不是作者的本意和用心所在。他的用心在于两兄弟的成长、创业，以及附丽于其上的现代企业精神和伦理的养成，也以小说为方法，发出他的更为深沉的思考。从而，丞卫经营的这部长篇的重心，在于这帮爷们。最没有责任心、最可谴责、最应该背负终身愧疚需要终生赎罪的，是周亚鹏，他的苦闷不是抛弃待产妻子和弱小二儿子的借口，他是个不负责任的势利之徒，但他却可以在改开之后堂而皇之回乡投资，成为了第一代港商，而且还成为了两个儿子创业的教父，以及资金的后盾。对于这个人不好一概而论。站在不同的角度，也能得出不同的评价结论。但没有良心、没有担当相当于没有底线，这样的人，无论怎样的文化传统和评价体系，都是道德上的无耻小人。丞卫其实也不敢对他施加更多笔墨，权且让他充当一个符号，既是政治意义上（勇闯海南的积极分子和割胶队队长，以及逃港者），也是经济意义上（第一代港商），这是一个功能性、象征性的存在，也是深圳题材不可绕过人物原型。
大儿子周成其实也不敢说有多正常，逃港时他已经八岁，按说应该对母亲有很深感情。但他在港长大，赴英国留学，学成回港进入设计师事务所后，才受父亲之托，回乡参加周正的婚礼并看望母亲——说来也是一个白眼狼的做派，毕竟，1980年特区建立之后，1955年出生的他此时已经25岁，已是成人，完全可以分分钟回乡看望生母，而他不回。书中的他其实在大澳这一家人中，面貌是最为模糊的，也像是一个功能性、符号性的存在，他以血缘的便利，承接了若干弟弟项目的设计业务。也算是深港合作的一种模式，港商参股的一种方式。这样的粗糙（而非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现实生活中也并不少见。
周正周全两兄弟的故事，是全书的核心。因曾小英所处的困境，也因曾小英姐姐曾小芸和丈夫李家福膝下无子，经曾宪强阮爱珍二老做主，周正就过继给了大姨一家。后因大姨夫李家福出车在大小梅沙附近因台风因公殉职，作为养子，他就与“城里的妈妈”及外公外婆相依为命，少年早成，为了减轻养母的负担，自作主张主动退学进入社会，历经建筑工地做小工、作为最后一代知青下乡、因公负伤返城就业、监理外企装修工程、承包采石场、带施工队进特区承包工程、试水房地产业等等创业历程，成长为深圳最早一代白手起家而经历丰富的民营企业家。这样的企业家，其实在深圳所在皆是，尤其是地产业的一代民营大亨，若干都经历了做小买卖（卖菜、卖海鲜、卖农产品）、承包小工程（无论建筑工程还是建材生意）而渐渐做大的过程。这样的企业家让笔者感到亲切熟悉，而且身边的亲友也沐浴时代的阳光雨露得以在这样的企业谋得一份做到退休的工作。是时代的大势，也是政策的红利，苦难之后的奖赏，也是他们不屈的生存意志的馈赠。周正是这样的一位典型。是进入特区打拼取得成功的企业家的形象。
与周正的特区故事相比，周全的故事是关外的故事，大澳（大鹏、南澳）的故事，他专注于一岛一地（公社），生长于兹，扎根于兹，深耕与兹。从而作品主要的篇幅，以花开两朵的方式，将两兄弟的创业，一个放在特区，一个放在关外；一个从施工队进入地产业，每一步都踩对了时代的鼓点；一个主打在地文旅，开发海岛小镇，从营运到酒店到歌舞厅、婚纱摄影，都一步也都为地方发展所需。
他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也是大时代的幸运儿，他们参与了经济高潮深圳创富中国崛起的神话叙事，他们也成为深圳百千万因财富而改变了命运的成功者，他们都是深圳之子。除了改变命运的不屈不挠不惊不怖的追求、意志和勇气，他们有他们的运气，关键时刻总有人帮（无论他们的外公、父亲，还是得到外公关照做到副区长的欧伟德之于周正、做到镇书记的曾爱华之于周全）；他们也有他们的正直和诚信，两兄弟并无任何不良嗜好，包括他们的恋爱婚姻也都中规中矩，并无出格之处，甚至连对除了恋人之外的异性的欣赏和迷恋都几乎没有，是严格意义的客家好人的形象，客家文化的基因和传统的积淀是显而易见的（关于这一点，杨宏海先生也曾经做个调研，提出过深圳东西部民系青年人的比较问题，比如沙井西乡的族群与布吉龙岗的族群因文化传统差异，而造成的“四不青年”的多寡比较）。当然也一定有他们的难题、瓶颈。作为民营企业家所可能遇到的问题，一个都少不了。如大环境、风口政策、企业管理、用人、员工素质、企业家精神、商业伦理、地方黑恶势力、欲望与道德冲突、内外勾结商业诈骗等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两兄弟分别都有领教，并在磨难与历练中成长。
但这样的创业故事，经常是枯燥的，无论是家长里短、矛盾冲突、商业运筹、勾心斗角、背叛欺骗、不虞之祸，还是作家必然代入或融入叙事的观念理念，说来都是事理和情理，都是经验和体验，都是一个新的世界的打开和新的生命的萌生，但小说毕竟是世俗的技艺，从世俗中来也要回到世俗中去。所以，也就有了作者笔下人物故事中的情感生活，有了三兄弟各自的情爱历程。当然，周正与黄亚蓉、周全与袁真的情感故事说来并不曲折，无多波澜，也不奇异，总体就是一种功能性的特征，其对人物成长的作用是水到渠成的成全，而不是直接而必须。他们的结合（联姻）更像是一种陪伴和伙伴关系，也有现代工商业社会经济运作中的互补关系，这其实也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无论周亚鹏还是三个儿子都共享这样的一种价值。在这样的价值观下，周亚鹏哪怕曾经与曾小英两情相悦如火如荼，但执念一起说走就走，抛妻弃子偷渡香港，再成家立业；妻子在他眼里是可以牺牲的；大儿子跟香港女友在英国登记而在香港补办婚宴，邀请了母亲和深圳亲友的出席，曾小英自然不会踏上那片土地，周成已经完成了他的西化和港化，跟香港媳妇定居伦敦，连香港都已经少回，对深圳亲人本也寡淡；二儿子的成家也是本着简单化和实用化的原则，选择了自己同事朋友赖宏亮的妻妹，边工作边谈情然后成家，成家后也成为管财这核心业务的工作助手；三儿子的婚事闹得动静最大，因为先是跟漂亮能干的湖北妹刘佳相爱，受到曾小英的反对而作罢，他并不做过多坚持，以拖待变经过两年不冷不热而一拍两散；最后跟曾小英选定的同村姑娘袁真结婚。
这种种的情感的故事，说来也不精彩，更少绚烂和惊艳，总体呈现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传统婚恋观，而不是现代爱情观。每个人都很正常，婚后生活也很正常，各有各的对于家庭生活的接受和顺应，他们是一群正常的客家人、中国人。
三
按照经典现实主义的标准来看这部《浪奔浪流》，可以说是一部成长小说，写出了平民的传记；可以说是一部启蒙主义小说（如《鲁滨逊漂流记》等），彰显了个人作为主体的觉醒和奋斗，描述并确证了一个个现代人的出生；也可以是一部具有德莱塞等气息的现实主义作品——包括丞卫喜用长句子，用词准确，善用白描手法，风格平易朴实，对细节的极大关注，广阔的社会画面，丰富曲折的情节，常常采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来衬托人物的不同命运和生活等，这种种的特点，再加上作家忠实、大胆、直面历史的激情和现代观念上的勇气，都使得这部《浪奔浪流》部分地写出来一部深圳人成长与建功立业的平民史诗、平民传记，以及大时代深圳“市民阶级的心灵史”。
这样看来，《浪奔浪流》在深圳文学史上，也是第一次把故事背景放在了惠宝（惠深）的层面和关联，而且主人公作为本地人（客家原居民），他们的生活场域主要安排在惠宝（惠深）之间，以化名的大澳岛（大鹏半岛）为轴心。是为深圳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写史，也是为最早一代深圳特区的拓荒者写史——是创业史，也是精神史，同时还是观念史。写出来他们生存之路，打拼之路，是财富之路，也是血路。
深圳故事的书写，怎样来写，45年间深圳一代代作家已经做出各自精彩的探索，对历史题材和现实经验的处理，不同作家也有各自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作家长于写流水线打工生活（如盛可以等数百位作家之多，长期占据主流，也为深圳文学挣得全国名声）；有的作家如文夕、缪永擅长写边缘人群；有的作家比如丁力另辟蹊径孜孜专攻于他命名的“老板文学”（包括上市公司、企业并购、城中村、前海等都有涉猎）；有的作家如谭甫成、梁大平、谢宏、梅毅等最早捕捉并写出城市年轻人的现代性焦虑和苦闷；有的作家如刘西鸿、吴君、蔡东、毕亮、弋铧等笔下的城市小人物各有各的烦恼和不甘，各有各的并不相通的无明和挣脱；老一代的彭名燕其实已经关注到了深圳企业家伦理的问题，并对企业家群体给予了正面表现；新一代的王艺洁则在一部风投和并购题材的长篇中书写关于深圳、财富、人性的故事，写下“一个现代人如何在时代风云中沉浮、前行、彷徨、觉悟的心灵小史”；此外，黄军最早写下了一位深圳银行行长的传记，作为金融题材，有其开拓之功；邓一光则在深挖香港的百年悲情和深港关系，他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成为了一部巨大的寓言，体现了对人类命运的忧思。另外，南翔等笔下的下海知识者形象，陈国凯、朱崇山、乔雪竹等笔下上层改革者的勇毅和担当，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中国文学的长廊里，已经矗立着文学的深圳形象和人物群像。然后，就是这部《浪奔浪流》，这部私营企业家题材和深圳一家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作者丞卫勇敢的秉笔直书之下，历史上的这块土地及其周边，文革、逃港、知青、改开、特区建设历次的反复，都得到了真实呈现而读来历历在目，写出来一段40年的历史（周全出生、周亚鹏逃港至2003年），或者50年的历史（曾小英周亚鹏奔赴海南橡胶农场至2003年），或这60年的历史（曾宪强阮爱珍1942年参加香港大营救至2003年），无论40年、50年还是60年，这沉甸甸的历史感和现实性，都不可能是向壁虚造所能承载的，背后必然是强大的历史和历史观、现代和现代性。
1985年，作为央企青椒的丞卫从北京央企南下深圳，历任政府公务员（作为当时仍很稀缺的法律人才参加了大亚湾等涉外项目的中法谈判）、上市公司高管、律所合伙人，同时还担任了多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高校兼职教授研究员，以及大型企业及相关机构的独董、监事等，历事无数，阅人无数，在深迄今已40年整，差不多算是特区的同时代人。笔者1997年从广州文化单位前来深圳，虽然没有见证早起特区改开的筚路蓝缕艰苦岁月和火红年代，但1997年后深圳的日新月异迅速崛起壮大成为全国四大超级大都会的每次大转折，却也一次都没有缺席。所以作为一个来深近30年的文学人和研究者，对于跟书中所写企业家类型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受益者（两位亲人所任职公司跟周正的企业还有点相似），来阅读该书，总能读出一种熟悉感，陌生的熟悉感和熟悉的陌生感。
其实，能够被书中所写所吸引，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我在书中读出了一位同事朋友的部分经历，想起了这位单位同事平淡却丰富的前60年人生。他1958年出生在惠州市，父亲是四野干部，以南下干部身份转业到惠州市商业局担任主要领导，日子相对优渥，有点曾宪强的影子。我的这位同事兄妹四人，三子一女，他居老二，有点像是周正的经历：在河源万绿湖下过乡（河道疏通工作），回城后在商业局开过车，深圳特区成立后他往返深惠拉过多次港客，89年左右在淡水超过地皮（全部资金都输光），进入文联后办过挂靠文联的文化公司，公司倒闭后担任文联车队队长直至退休。作为很谈得来的朋友，这位同事一次开车接待我所在协会请来的客人到南澳旅游时，在过了西涌继续往前开接近无路时，他还忽然忆起并告诉我们，他来深圳后朋友推荐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住在这附近，他曾前来见面……他的哥哥在深圳邮局，弟弟在深圳大学，妹妹在家乡惠州，他在文联。他还说起来自己恋爱故事，女儿及其深二代本地人圈子的故事。他的女婿一家更是传奇，居住在城中村，也是一个大家族，女婿的一群兄弟，有的从事海鲜生意，有的海外留学学成从事设计（跟周成相似），而女婿做海外贸易，女儿任职金地。等等，想来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这样有故事的人还有很多。在阅读的过程中，这部书对应了我的种种见闻，满足了我的种种想象，也承载了我的深圳情感和对于城市发展方向的期待，丞卫也在书中说出了这种期待（首先是对民营企业而自然不仅仅止于此）。
如此的熟悉，如此的亲切，如此的感慨。这就是我们感同身受的一代深圳人的故事，也是我们共同的心路。
作者简介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深圳市评协驻会副主席兼市作协监事，研究员，一级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