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传播学研究的“物质性转向”（material turn）背景下，媒介的定义已从传统的信息载体扩展至一切具有物质属性的社会存在。本文以中国西南某村庄为田野，通过民族志方法考察“粪便”这一特殊物质如何成为村庄社会关系的媒介，探讨其物质性如何嵌入日常传播实践，并重构权力网络与文化认同。研究基于为期半年的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结合传播学与人类学的交叉视角，揭示“以屎为媒”背后的传播逻辑与社会意义。
一、理论框架：媒介物质性与民族志方法的结合
媒介物质性研究强调物质实体（如技术、基础设施、自然物）在传播实践中的能动性。正如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在家庭电视研究中揭示的“客厅战争”，媒介不仅是信息工具，更是权力与文化的物质载体。而民族志方法通过“深描”（thick description）能够捕捉物质媒介如何在社会情境中被赋予意义，例如格尔茨对“眨眼”与“挤眉弄眼”的区分，强调符号行为需置于具体语境中解读。
本研究的田野点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粪便作为肥料、燃料和仪式象征物，其收集、分配与使用贯穿村民的日常生活。研究者通过参与施肥、观察仪式、访谈农户，记录粪便从“废弃物”到“资源”再到“文化符号”的转化过程，揭示其媒介属性如何构建社会关系网络。
二、粪便作为媒介的实践网络
1. 物质循环与劳动协作
粪便的收集与施用是村庄农业生产的关键环节。村民通过“借粪”“换粪”建立互助关系，形成基于物质交换的传播网络。例如，某户粪池不足时，需向邻居“借粪”，这一过程伴随口头协议与非正式契约，强化了邻里信任。研究者发现，粪便的流动不仅关乎资源分配，更是一种信息传递——谁家牲畜多、土地肥力需求大，均可通过粪量推测，成为村庄“隐性信息网络”的一部分。
2. 权力象征与阶层分化
粪便的持有量与处理方式反映社会地位。村中养殖大户因粪便产量高，常被视为“资源中心”，其话语权在公共事务中显著增强。而贫困户则通过提供劳力换取粪便，形成依附关系。这种“粪权”的分配模式，与布迪厄（Bourdieu）的“象征资本”理论相呼应，即物质资源转化为社会权力，重构村庄的等级结构。
3. 仪式中的符号化传播
在村庄祭祀活动中，粪便被赋予祛邪、祈福的象征意义。例如，每年春耕前，村民将混合粪便的泥土洒于田间，寓意“秽去福来”。此类仪式通过物质操演传递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粪便成为连接自然与超自然、个体与共同体的媒介。
三、媒介物质性的冲突与调适
1. 现代技术介入的张力
随着化肥普及，粪便的农业价值下降，但其文化意义并未消退。部分村民坚持传统施肥方式，认为“化肥伤地，粪养人”；年轻人则倾向于使用便捷的化肥，形成代际观念冲突。这一矛盾揭示了物质媒介变迁对传统传播网络的冲击，以及村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性策略。
2. 生态话语的重构
近年环保政策推行后，粪便处理被纳入“垃圾分类”体系。政府推广沼气池，将粪便转化为能源，赋予其新的媒介功能。村民在政策宣传与实践中，逐渐接受“粪便—沼气—环保”的符号链，这一过程既是物质技术的驯化（domestication），也是生态意识的传播。
四、结论：从“废弃物”到“社会纽带”
本研究表明，粪便作为媒介的物质性，通过其物理属性、符号意义与实践网络，深度嵌入村庄的社会关系与传播结构中。其媒介功能不仅体现为信息传递，更在于维系社区协作、象征权力秩序、传承文化记忆。
研究同时提示，媒介物质性视角可为传播学提供新的分析路径：从技术设备到自然物质，任何具有社会能动性的实体均可成为传播研究的对象。而民族志方法的“深描”优势，能够揭示物质媒介如何通过日常实践塑造社会世界的复杂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