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外的顶灯刺得我眼睛生疼，消毒水的气味像无数细针往鼻腔里钻。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起，银行短信提示到账三十元，转账备注是弟弟龙飞凤舞的字迹：“姐，先还一点。”我盯着那行字，喉咙突然涌上铁锈味，攥着手机的手不受控地颤抖。
三天前，丈夫在工地意外摔成腰椎粉碎性骨折，医生说手术费至少要三十万。我翻遍所有银行卡，还差十二万。绝望中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麻将声噼里啪啦：“找你弟要，他上个月刚买了辆新车。”
弟弟的奥迪Q5就停在医院停车场，锃亮的车身倒映着我狼狈的影子。我攥着缴费单冲进弟弟家时，他正翘着二郎腿打游戏，茶几上摆着没喝完的茅台。“姐，你这是干嘛？”他把游戏手柄往沙发上一扔，“不就三十万？我生意周转不开，过阵子再说。”
“过阵子？你姐夫等不了！”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医生说再不手术会瘫痪！”
母亲从卧室踱出来，边抹护手霜边说：“你就不能体谅你弟？他刚开公司压力多大，你当姐姐的......”
“体谅？”我打断她，“当年我考上重点大学，你们说家里供不起；我结婚时你们要二十万彩礼，说给弟弟攒首付；现在我丈夫躺在手术台上，你们连三十万都不肯借？”
父亲不知何时回来了，皮带扣在啤酒肚上勒出深深的印子：“他是你弟弟！一家人计较这么多干什么？”
“一家人？”我冷笑，指甲几乎掐进掌心，“当初我生孩子大出血，需要输血，你们谁肯来医院？是邻居大妈救了我和孩子的命！现在要我体谅？”
争吵声中，弟弟突然从钱包抽出三张十块钱，拍在茶几上：“行了行了，先还你三十，剩下的慢慢还。”那三张纸币轻飘飘落在茶几上，像三把锋利的刀，扎得我眼眶生疼。
手术费最终是丈夫的工友们凑的。他们穿着沾满水泥的工装，把皱巴巴的钞票塞进我手里：“嫂子，先救人！”我攥着这些带着体温的钱，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一个月后，当我再次站在弟弟家门前时，手里拿着律师函。弟弟靠在真皮沙发上，叼着雪茄笑：“姐，你还真要告亲弟弟？传出去不怕人笑话？”
“笑话？”我把律师函拍在茶几上，“瘫痪在床的人是我丈夫，被催债的人是我，你们有什么资格说笑话？”
父亲气得直拍桌子：“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为了点钱就要闹上法庭？”
“三十万不是点钱！”我声音发抖，“那是救命钱！你们当初拿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怎么不想想这会毁了我的人生？你们用我的彩礼给弟弟买房时，怎么不想想我在婆家受了多少委屈？现在我只是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你们凭什么指责我？”
法庭上，弟弟出示了那张三十元的转账记录，试图证明他有还款意愿。法官看向我时，我打开手机，调出那些工友转账的截图：“这是三十万的来源，是一群陌生人的善意。而我的亲人，给我的只有三十块的羞辱。”
最终判决下来那天，阳光正好。我站在医院走廊，看着康复中的丈夫慢慢练习走路。手机震动，是银行到账通知。弟弟把钱还了，附带一条短信：“姐，对不起。”
我删掉短信，望向窗外的蓝天。有些裂痕，即便用金钱修补，也永远无法恢复如初。但至少，我学会了在深渊边缘，为自己和爱的人撑起一片天。
后来的日子里，父亲偶尔会打电话来，语气里带着小心翼翼：“阳阳，有空回家吃个饭？”我望着丈夫教孩子写字的背影，轻声说：“不了，我们挺好的。”
挂断电话，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形成温暖的光斑。曾经以为割舍不掉的亲情枷锁，在三十万与三十块的刺痛中，终于化作重生的羽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