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玛·阿什福德，翻译/鲸生】
弗拉基米尔·列宁曾说过：“有时候几十年里无事发生，有时候几周内发生了影响几十年的大事。”按这个标准衡量，在二次执政的头一百天里，特朗普政府给美国外交带来了相当于至少二十年的变革。
本届美国政府奉行“动作迅速、不破不立”的外交方针，可唯一的连贯性仅仅体现在执行层面的混乱。美国对全球重大冲突的立场出现剧烈摇摆：迅速转向与俄罗斯谈判、推动加沙地带停火、时而威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时而提出重启伊核协议谈判。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突遭关闭，导致满载粮食援助的仓库无人接管，任由食品在其中腐烂。特朗普政府还推出了打破常规的移民政策举措，包括将移民拘留业务外包给萨尔瓦多政府。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贸易政策反复无常——这位总统像摆弄电灯开关般随意加征或暂缓关税，给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持续动荡。
如何理解当前的混乱局面？显然，特朗普第二任期追求的是改变——而非延续美国的外交政策惯性，尽管其变革的方向尚不明朗。在我们试图解释迄今为止的政策选择时，仍有四个分析模型值得考量。
模型一：朝现实政治（Realpolitik）回归
这是理解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第一个分析框架，或许也是最自洽的——即本届美国政府正冷酷地回归现实政治，将应对中国和西半球事务的重要性置于欧洲和中东地区之上。
从这个视角看，特朗普政府与欧洲盟友的紧张关系可被视作一次尼克松式的战略调整：在经历过度扩张后，试图重新平衡美国的战略承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主张认为，特朗普政府并未放弃对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领导权，而仅仅是承认了现行体系的虚伪——并公开表明美国的国家利益永远高于民主、人权等模糊的自由主义理想。
本届政府的对欧政策恐怕最能佐证这种决策模型。施压盟友提高国防开支、试图通过与俄罗斯谈判令美国从乌克兰战事抽身，均是现实主义者长期推崇的政策。更多指向其现实政治决策模型的证据还包括：特朗普乐于通过政治操弄同时影响敌友双方，体现出鲜明的交易型外交思路；他在具体政策议题上以关税威胁加拿大、墨西哥或欧盟，虽在长期层面可能问题重重，却能在短期带来快速的胜利。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向媒体坦言，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令她“每天睁眼就焦虑，得做心理建设才敢点开手机”。 视频截图
甚至特朗普政府对西半球突然产生的关注也符合该模型。美国国务卿马克·鲁比奥在就职后迅速出访拉美，其对所谓中国在巴拿马运河区域“存在”的担忧、乃至兼并格陵兰岛的离奇主张，背后都有硬实力考量的支撑。同时，包括副总统万斯在内的多位特朗普任命要员，明显秉持现实主义的世界观。
但现实政治的模型在其他领域难以自圆其说。它无法解释美国的以色列政策，也难以说明大幅削弱外交机构的理由——尽管有人可能认为，一个专注大国竞争的美国政府不会在软实力领域“自毁长城”，但特朗普当局对裁撤美国之音、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的后果始终无动于衷，无视中俄可能填补影响力真空的警告。关税政策同样难以纳入该框架：就算美国选择对华脱钩尚有现实政治层面的逻辑，但制裁邻国、动摇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等做法却完全找不到依据。
模型二：外交政策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
第二种解释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模型多见于亲民主党的美国电视媒体——认为外交决策主要受国内议程驱动，或旨在让富人变得更富有。例如，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如此评价美国国际开发署遭裁撤：“身为世界首富的埃隆·马斯克……却要关闭一所旨在养活全球最贫困人群的机构。”
显然，“政府效率部”（DOGE）的行动及新政府对联邦官僚体系的明显敌意，可被视作共和党长期目标的延续——正如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共和党政治活动人士，美国税务改革组织创始人，观察者网译注。）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联邦政府需要被缩减到足够将其淹死在浴缸里的大小。”特朗普已经裁撤了部分联邦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教育部），同时保留其他部门（如美国国防部、社会保障署）。而被裁撤的机构基本上是共和党选民与金主最无好感的部门。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已令华尔街和商界陷入恐慌，市场陷入事实上的自由落体式下跌。其关税政策的目标存在巨大不确定性：是为争取签署更有利的亚洲贸易协议？还是换取墨西哥、加拿大在移民或毒品政策上的让步？抑或是服务于削弱美元、推动国内再工业化的整体战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纽约对银行家的发言堪称经典：“美国梦的精髓不仅仅是依靠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这番言论显然未能安抚美国的经济精英。
国内政治考量在其他领域亦有体现。美国副总统万斯二月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因为涉及对北约的承诺，更因其强调移民、文化议题，以及万斯口中欧美在价值观层面的分化。万斯在德国大选前一反常态地会见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也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右翼政党的欣赏。
当地时间2025年2月14日，德国慕尼黑，万斯在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 视觉中国
然而，仅用国内政治的视角解读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存在局限。它难以解释为何特朗普持续关注中东，尤其是对以色列提供毫无保留的支持。事实上，当前对马哈茂德·哈利勒等美国国内亲巴勒斯坦抗议者的移民禁令，反而显示出外交政策对国内政治的逆向影响：由于在加沙冲突中偏袒以色列，导致美国国内强化言论管控。该模型同样无法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如此执着地要从乌克兰抽身。
模型三：朝第一任期回归
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模型需要我们回顾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事实上，这正是国会共和党人、华盛顿外交界人士的普遍观点——正如特朗普2016至2020年的首届任期显示，执政初期的混乱终将让位于一种基本上属于传统共和党式的政府架构。这样一届政府可能保留特朗普的一定独特风格，但大体会延续自小布什政府以来的外交优先关切：强调主权、单边主义与强硬展现军事实力。
毕竟，特朗普首个任期推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相对中规中矩；他当时任用的国安幕僚多为华盛顿官僚体系出身。尽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峰会、“推特治国”的风格也充满戏剧性，但他的整体外交政策并未显著偏离既有轨道。甚至有观点认为，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正走向“特朗普/里根”式融合——令党内路线朝特朗普的偏好微调，同时保留大多数的里根主义外交传统。
这套模型可以解释特朗普“百日新政”中绝大多数偏离共和党传统的激进举措——完全将其归因于总统的个人特质。例如，本届美国政府的对俄示好可解释为特朗普的个人偏好——他热衷与强人领袖直接谈判，或许还怀揣着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心愿。但就像上次任期的情况，许多共和党精英估计：当迅速达成和平的希望破灭后，特朗普终将在乌克兰冲突（以及更广泛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回归传统路径。
然而，该理论的矛盾之处同样明显。拿以色列政策举例：无节制地支持以色列本是共和党的主流外交传统，可本届美国政府一方面给以色列提供“全权委托”般的口头支持，一方面推动其他特朗普优先关注的议题（比如扩展与延续《亚伯拉罕协议》，后者正因加沙冲突的持续而受阻），而显得难以自圆其说。副总统万斯公开表示美国无意与伊朗开战；据报道，特朗普本人亦拒绝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关于打击伊朗核设施的计划。
本届美国政府对上述诸多议题的立场表明，他们正与更传统的共和党鹰派人士产生分歧：后者主张美国应协助以色列打击伊朗的核计划、继续军援乌克兰并维系全球同盟体系。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知名鹰派人士米契·麦康奈尔甚至投票反对由特朗普提名、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其他共和党人则暗示科尔比不愿支持对伊朗开战。若本届政府真的代表传统共和党人的“特朗普/里根”式融合，其效果尚未显现。
尽管面临共和党传统鹰派的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副部长科尔比于4月初获得参议院批准提名。 外媒
模型四：共和党内的外交路线摊牌
上述争议便引出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分析特朗普政府的模型：迄今为止见识到的混乱，部分源于共和党正围绕外交政策路线陷入内斗。一边是共和党内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派系正在崛起，他们重点关注中国问题，就算不属于孤立主义者，也显然和过去的新保守主义者不再是同路人。这样一个派系在美国国防部、副总统万斯的身边、乃至马斯克与本届政府中的硅谷系官员中有着充分体现。
另一边则是更传统的“超级鹰派”共和党国际主义者（如鲁比奥和美国国安顾问迈克尔·华尔兹），试图将政策拉回他们原本偏好的轨道。特朗普本能地倾向前一派主张，但如同第一个任期的情况——他经常很容易被别人说服。
若该模型成立，那么特朗普“百日新政”以来外交政策引发的困惑与混乱，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内部不同派系围绕人事任命与政策影响力的角力。
这两派人之间的分歧绝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他们对俄罗斯、伊朗甚至某种程度上以色列等问题都存在根本性对立。考虑一下，特朗普政府的乌克兰问题特使、退役中将基斯·凯洛格由于对基辅的立场与总统、副总统的相左，而遭到了边缘化；又比如“信号门”丑闻中，万斯在最后关头试图推迟对也门胡塞武装的空袭，理由是此举无助于改善局势、浪费资源，但他的主张最终遭到否决。
如果说党内斗争的确能解释“百日乱象”，另一个趋势也愈发明显：相比第一个任期时，今天的特朗普更不愿意被幕僚左右。有报道称，华尔兹正苦恼于他的观点与总统屡屡相悖；社交媒体平台X上的极右翼网红劳拉·卢默（Laura Loomer）甚至成功地说服总统，以“不忠诚”和持有“新保守主义倾向”为由，解雇了美国国安会的数名华尔兹系官员。
今年3月底，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华尔兹因“群聊拉错记者”引爆的“信号门”事件而面临辞职压力。 图自：AFP
若这样的趋势延续，预计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路线或将更贴近前文列举的第一和第二个分析模型（两者都具有更加鲜明的“美国优先”色彩），而非第三个代表传统共和党外交思路的模型。然而，上周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麾下的三名“克制派”高官突遭解职（原因不明），或许暗示着相反的动向。
尽管看上去难以置信，特朗普政府刚刚达到传统意义上的“百日执政”期限，这是美国人倾向于初步评价一届政府班子的时间节点。在他的第一个任期，许多重大危机与外交政策决策都发生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
从许多方面来说，目前判断特朗普政府的外交走向，或者其他部门（如国会、法院）能否约束近期上演的执政乱象还为时尚早。事实上，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大变数在于：究竟是共和党的外交精英能“驯服”特朗普，还是特朗普能把个人意志强加给那些建制派——正因如此，迄今为止外界尚无法定义所谓“特朗普主义”的内涵。
但这些模型为评估特朗普“百日执政”之后的外交政策大戏提供了框架。目前来看，前两个分析模型更能解释特朗普的决定，但外部冲击、人事任命内斗等因素仍可能偏转航向，对本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总体导向产生重大影响。
特朗普为自己设定的关键目标成败与否，也将重塑其政策面向：比如，若乌克兰和谈破裂，特朗普可能会疏远当初支持美国参与劝谈的现实政治保守派；若对伊朗的空袭酿成灾难，新保守主义者将在本届政府中彻底丧失合法性。
唯一可确定的是：未来四年或将与过去一百天以来同样混乱。也许大家是时候囤点止痛药了。
（原文发布在美国“外交政策”评论网站，原标题：“解释特朗普混乱执政的四个模型。”译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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