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巨擘的思想地图与学术路径——王汎森解析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

春分之时，台湾地区“中研院”院士，现任“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第一次来到天津，受邀南开大学与三联书店联袂举办首届“南开史学郑天挺讲座”首讲嘉宾，讲座主题为“史家的技艺”，以三场演讲解析中国近现代史学巨擘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的思想地图与学术路径。

王汎森是余英时先生的高足，余先生是王汎森的恩师，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进入史语所的审查人。1930年1月余先生出生在天津并在南开校园生活，余先生的父亲、王汎森的“师公”余协中先生1929年-1931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67岁的王汎森第一次来到导师的出生地，流连导师生活的校园，演讲于“师公”执教的讲坛，作为历史学家，感怀颇深。王汎森2010年至2016年曾任“中研院”副院长，该院前五任院长，有两任是在天津南开系列学校毕业，吴大猷院长先后毕业于南开中学、大学，钱思亮院长毕业于南开中学。可见，“南开”在两岸声名之盛。郑天挺是中国史研究大家，他“开启1952年后南开史学的传统，那是一个卓著的篇章”。王汎森说，他对郑天挺奠定南开史学重镇及南开明清史研究成果十分熟稔。

王汎森教授在“南开史学郑天挺讲座”上

（一）语言反映史家的思维世界：梁启超常见“史学措词”经历显著变化

“郑天挺讲座”第一场为“梁启超的史学措词”。梁启超后半生居海河之畔15年，直至去世，著书立说的“饮冰室”闻名遐迩。1921年，他在南开大学主讲并整理成书《中国历史研究法》，是近代“新史学”的首部“历史研究法”，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震动史坛，影响至今。

王汎森说，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汹涌如潮然”的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旧名词不能包含新的实在，不惜创造了诸多新的“措词”至今人们还在用，包括变法、民权、平等、自由、议会、立宪、废科举、兴学校等，都跟梁启超有关。

新“措词”、新概念鼓动了一个时代。王汎森介绍胡适年少时由此受到的震动，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到：“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梁先生“指出我们所最缺乏而最须采补的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取冒险，是权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

王汎森直言，受了文学理论家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1897–1993）的启发，语言不只是反映定义的工具，不同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导向，反映着史家的思维世界。“我们往往是透过语汇、措词把握史实；词汇不只是反映实在，还选择实在（selection of reality）；语言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不同的隐喻导引我们不同的方向，制约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不过王汎森说他所讲的“史学措词”包括史家的语言风格、比喻、修辞、词汇等，这是探讨其思想地图的一个关键环节。

比如梁启超在所作《新史学》（1902年）中写道：“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为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四万万同胞”就是梁启超新提的，他加入这一“措词”的前提是被新的民族主义思想包裹在里面，我们应注意它所代表的意义与倾向。

王汎森重点介绍了譬喻（trope）、词幕（terministic screens）两个概念。所谓“譬喻”是一些互相并置的语词，以各种不同学科的语汇，通过隐喻构造出一个阐释事件、世界，诊断问题及寻求解决问题办法的框架。而词幕是一种语言形式，即是一种经验方式，为我们建构了参照系（frames of reference），我们无时不生活在词语所绘制的思想地图中，通过词语的选择，形成词幕，引导人们的行为，并进行过滤。我们经由词幕看世界，透过它的筛选来看历史，经过对措词的研究，发现作者的动机与取向。比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使用“成住异灭”的语汇，区分“历史的”和“非历史的”表达。

王汎森指出梁启超常见的史学措词经历显著的变化，以欧游倦归为界，前后不同，前期（1901、1902年之后）史学措词以理性、科学为特征，后期（1920年代）史学措词以批判、反省早期史观为特征。

梁启超早期常见的史学措词，“历史的”相比“非历史的”，“有史的”相对“无史的”，还有“国民的历史”，“有目的的历史”，“‘公例’的历史”，“历史的‘舞台’”，“‘进化’的历史”。这些史学措词具有浓厚的现实意涵：第一，表达历史演进的踪迹。第二，表达历史寻求的是非固定性的、非规范性的，一切都是过渡的时刻。第三，把延续看成是种有缺陷的共存。第四，揭示进化的过程是运动化的。运动可以被分解为多个时段，每个时段对应于一个定位点。比如演化，有“浅演”“深演”之分。

后期梁启超常见的史学措词比较复杂，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如“历史的人格者”“史迹集团”等语汇。梁启超称“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

第二类，佛教语汇渗入史学。比如在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中言“业”“报”为其最终信仰。又讲“因”与“缘”，“所因”“所缘”，“因缘”“果报”，“亲缘”（直接缘）、“间缘”（间接缘）、“主缘”、“助缘”等。因而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与结构有相当不同的解释。

第三类，新康德主义影响下的史学措词。1922年前后开始，“新康德学派”对梁启超造成重要影响，与佛学溶合而成一种新史学观，改变其史学研究方法论，主要反映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论著。

比较梁启超“史学措词”前期、后期两个阶段。可以发现：第一，前期以“文明”措词居多，后期以“文化”措词为多。第二，前期强调“公例”，后期认为历史大抵没有因果定律，是“一趟过”的，与自然科学不同。

梁启超始终常用的史学措词很多来自跨学科领域，如力学：冲力、盘旋；生理学：细胞、总神经系、有机体；心理学：有意识、无意识、“意识团”（仁的概念）、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民众意识。有的措词是从物理学借来的，如心灵+力学：民族意力、国民意力、心力（历史为人心力所造成）；工程学，如“史迹之心的基件”。这些语言与概念表达了社会现实，不少迄今人们依然常用。

王汎森指出，探讨史学思想，除了看史家的理论宣示，还应看他们如何在历史写作中有意无意展现出的史学思维。除了历史宣言之外，历史写作中的措词影响显而易见。

“谈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不能只摘引其中几句话，用现代人的观念投射回去，放大某种意义，这是研究的失误，要把片段的思想放在整个的思想地图中去考虑。”对于梁启超其人，王汎森也有一个明晰的判断，“梁任公的思想和感情敏感，人非常聪明，感受力强，引领时代风骚。”王汎森青年时代很喜欢梁启超，心仪如詹姆斯·鲍斯威尔（1740—1795）做《约翰逊传》那样做梁启超传，而且从《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中抄了大量卡片做资料准备，遗憾后未成。

在日常的精思细析之中，王汎森特别乐于读藏书目录和书籍提要。王汎森发现，在梁启超的藏书中有德国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年—1920年）实验心理学以及介绍德国新康德主义的书，说明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不纯粹都是受西方史学的影响，还有西方思潮的影响。

“史家的技艺”第二讲“陈寅恪的历史解释”现场

（二）“人人都是陈寅恪的专家”：陈寅恪运用“日常生活史证据”建构“史实”

“史家的技艺”第二讲为“陈寅恪的历史解释”。王汎森笑称，当今“人人都是陈寅恪的专家”，有人每年读一遍陈寅恪历时十载撰写的最后一部专著《柳如是别传》。

王汎森通过《柳如是别传》分析陈寅恪如何“解释历史”，展现陈寅恪运用日常生活的考据线索建构他的“史实”，“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从古人的角度看世界，并重建他们面对各种情境可能的做法，以及这些选择所要表达的意向。诸如：

一、地理、空间：柳如是到垂虹亭会见她与钱谦益因缘介绍人汪然明，陈寅恪把嘉兴附近何时换大船、小船，河流的宽窄、潮流等考证得清清楚楚，意在探寻出柳氏急切会见汪氏的心情。

二、时间：陈寅恪对历史中的时日非常重视，经常引用或订正文献学家郑鹤声《近世中西时日对照表》，“寅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利用官历中的记载，重现当时的时令气候、花开时间，并与诗文比证。

三、气候：陈寅恪考订江南潮湿，藏书必在楼上，黄陶庵不愿下楼参与钱谦益、柳如是定亲盛会和诗。

四、年龄：在唐叔达园中：“若以年龄论，松圆比唐、李为最少，其所以偏怀野心者，待由此耶？”

五、制度：“舒章、辕文二人，尚未中式乡试，崇祯六年秋季，适届乡应试之年。”故未参与一次与柳如是的聚会。

六、风俗、惯例：常熟风俗，妇人苟无亲生之子，例以家资付其女及婿。“吾国政治史中，党派之争，其表面往往止牵涉一二细碎之末节，若究其内容则目标别有所在。”

七、族类与礼法的变化：建州入关之初，汉族降臣，自可以妾为妻，不若其在明代受法律之制裁，故每有为妾请诰封之例。

八、流行、通习：明末收藏玉杯士大夫家不少。

九、生活常识：服砒霜以美颜。

十、个人嗜好：写董小宛事“清人似有强夺秦淮当日及旧日乐籍名姝之举，此举或与世祖之喜爱戏剧有关。”

王汎森指出，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还呈现音韵、名字，训诂，学风，诗文例，世情人性，生活常识，隐语系统，用典等共18种“史家基本技艺”。陈寅恪如此考证的深义是，史家必须要找出历史人物一层又一层的“背景文化”或“背景文本”，藉以找出或确定历史人物未明白说出的意图。史家必须深入层层文本中，才能比较深入地掌握古人所要表达的意旨。《柳如是别传》是对“史家基本技艺”的“实验”，陈寅恪在撰述过程中常将“自验所学之深浅”“俟考”“假说”“假定”等挂在嘴边，是想展示各种可能的思路，不一定是确切结论。他的著作每以“稿”为书名，即表示这是某种程度的试验，而不是定论，陈寅恪是在实验一种“心史”，不避琐细，重在求真。

王汎森说，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地图作为指导，“历史想象”的世界看似无限，却也是有限度的。研究史学时需有几把钥匙带在身上，方能在关键之时破解历史奥秘。陈寅恪将想象力发挥到极致，许多没有直接文字证据的地方，他都以推测的方式作了极为巧妙的解释，《柳如是别传》展现了“日常生活史证据”的重要意义，即使异性相吸、追逐、逃避等最隐蔽的生活世界也有可能与军国大事互相牵引。宇宙如网，历史如网，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交织。自然的（地理、时间）与人文的联系在一起。人物的行动都是古今交织的，而且密密缝缝形成一个象征性网络，史家应动员古往今来的知识来考证历史人物的故事。

而“个性的真实”与“共通性的真实”之间交迭而存，密切相应。人类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大文本，其细节及“背景文化”可能与历史事件有关。自然的条件（地理、时间、气候等）也是“大文本”的一部分。许多历史现象“杂糅附会”“因缘和合凑集”而成，陈寅恪相信“预识”“世情人事，如铁锁连环、密相衔接”，他站在与历史人物同一境界，对所研究文本的混杂迭合情况，做出若干非常精彩的考论。

王汎森认为，陈寅恪与胡适一样，都属于广义的历史考证学派，重心是“如何研究历史”，但胡适以为“假设”可以大胆，求证必须小心，“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些在陈寅恪看来是合理的推测（“心史”），胡适并不完全同意，在他读陈寅恪另一书《论再生缘》的眉批中常视为“穿凿”“迂腐”。陈寅恪非常清楚其历史解释中存在一些可能的陷阱，他想测试“以诗证史”所能到达的高度，根据“日常生活史证据”进行宽广的想象与推论。这是陈寅恪与胡适两种历史解释取径的差异。

（三）傅斯年的眉批与题识是“还在呼吸的森林”：开启认识傅斯年的又一种可能性

“郑天挺讲座”第三讲为“傅斯年眉批与题识中的世界”，王汎森与傅斯年研究的渊源颇深，1987年他到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师从余英时先生做研究生，余先生建议他以傅斯年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这就是王汎森1992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2012年在三联书店出版中文版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好评如潮。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语所创始所长，王汎森后任第十任所长，整理编订过《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1995）、《傅斯年遗札》（2015）、《傅斯年眉批题跋辑录》（2020）。傅斯年与郑天挺关系异常密切，抗战主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期间，有“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的趣谈，两人拟合纂新的《明史》，详列了目次，期望5年完成，只因战事紧迫，计划搁浅。两人留下很多书信。

傅斯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前在天津府立中学堂（现天津市铃铛阁中学）求学4年，王汎森在天津的演讲，处于与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密切相关、特别有感觉的场域。

王汎森以《傅斯年眉批題跋辑录》为例，认为《傅斯年全集》是其一生矗立的学术大厦，留下大量的眉批与题识是“还在呼吸的森林”，走进去还能有新的发现与创造，宛如“冰山下”隐性的学术世界。过往傅斯年研究多侧重显露于冰山之上，即傅斯年已发表的学术成果，而相对忽视那些冰山下层以眉批与题识为代表的学术思考。

王汎森指出，傅斯年“冰山下”的学术世界“体积”很大很大，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已显现、发表的著作，如何由一张更大的、有些隐而不见的网支撑起来；二是傅斯年生前所构拟、未完成的计划留有哪些蛛丝马迹，隐、显两面有无互相支持或互为矛盾之处。

（一）我们知道傅斯年后来力主“重建古史”，对过度的疑古表示反对，但他早期读书的眉批中可以看出其中体现某些清末民初的“公共文本”。傅斯年当时深受晚清今古文之争的影响，对于古书采取评判态度。他在《史记研究》中说：“而今古学之争，自刘逢禄至崔适，虽不免含着甚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究竟已经寻出好多东西来，这都是我们的凭借。”

评王国维：“按自乾嘉时，孔氏、庄氏以来之今文说，王氏俱不采。此等今文说诚有极可笑者，然亦有不可易者。”

傅斯年早期讲清代学人梁玉绳时称“史学似主疑”。在《诸葛忠武侯文集》上有的地方批：“此必伪”，有的地方批“此南北朝伪书”。读《古史辨〈自序〉》批注：“我若做书，必不做此传记性的叙跋，免于漏底，以减少后来之顾君之用力也，一笑！”

在钱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批注：“钱君论《古文》，最当事实。”表示对钱玄同疑古的欣赏。

（二）在傅斯年的眉批题注中，显现出基于“文本生成学”的思考。傅斯年将古代文献生成看作历史的过程，认为文本内部有一个历史的范围，文献是流动的和生成的。研究文献，既要考虑文人写作的社会身份，又要关注文书条件的变化。同一本书在汉朝一统天下之前或之后，二者每每不同，如果了解这些文本，要追索这些作品的发生状态，关注文本生成的社会背景，如“《尚书》合于上古，《春秋》合于孔子时代”。“文集”是一种有机的文献集，随时变化，傅斯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批注：“一种有因时代而生改变，在后来印书时代极难，在中世手抄本时代尚易，在简书时代，‘父子相传’即可改易”，“但我们敢自信这些所得先秦材料，真是先秦的材料吗？我们何不看看这些材料是怎么样出来的呢？”

（三）傅斯年在眉批题注中发挥无限的想象力，一些论断与公开文本有所出入，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强调警惕“过度历史想象”的态度不同。傅斯年读书深细，善于从“时风众势”看片语只字，并且注意历史转关之处，如在《战国子家叙论》批注：“在永嘉之乱之前，中国只有东西之争，无南北之争”。此外，傅斯年还重视野史小说的史料价值，并强调区分史事的层次。

（四）傅斯年的眉批题注亦可见其生平点滴与个性。傅斯年写道：“此书（《述学》）吾少所诵习，能默诵者及半。老而重读，忽觉吾生如白驹之过隙也。”“早年以学书为大忌，后来每玩味碑帖。”他借眉批自述平生买书的状况。眉批题注中也常见他对古今学人的评骘，如评清代学者顾栋高：“伪儒”，批评王国维声韵之学：“此一段纯无音学常识之言。”

傅斯年虽出自五四青年，是旧文化旧道德的批判者，但其身上永远存有节义之争，以至于傅斯年自言“一团矛盾”。从眉批题注可见，在涉及明清易代、伪满等相关人事，傅斯年常怀有浓烈感情，反映在他对顾炎武、罗振玉等人的评价上。对顾炎武、吕晚村都敬称“先生”，自称“后学傅斯年”，痛责“上虞老贼”罗振玉心中无人伦道德之理。

傅斯年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拟定完成一部巨著——《赤符论》，希望实现“一个开启中国历史之正形之尝试”，王汎森在讲座中披露其轮廓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