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宋方金：我们跟AI在同一时空，但从不同方向走来

近日，诚恳生活，大胆写作的宋方金的新作《给青年编剧的信3.0》、小说《两心》在这个初春同步面世，再次将他推至大众视野。

在视频里，在播客里，在青年人活跃的地方，宋方金一直在言说，字字如镖，裹着诙谐的外衣，戳进现实，令人印象深刻。

新作《给青年编剧的信3.0》，有着宋方金对编剧行业多年的洞察。对这本书，刘震云评价说：“就我而言，小说懂一点，剧作完全不懂。这本书两遍读过，似乎也悟出编剧的一二道理。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鸟儿已经飞过。这本书，却能在心里留下痕迹。”毛尖认为：“诗人宋方金一直生活在时代火线上，养成了说人话讲真事的习惯，这本书，说是写给青年编剧看，其实又可以叫作《年轻人少走弯路的49种方法》。”姚晨则坦言：“保持对现实世界质疑的同时，还能爱和憧憬，这是《给青年编剧的信》之力量所在。”

而《两心》是宋方金的全新志怪小说。谈及这本书的创作，他直言：“就是沟通。”发现人生中相当一部分问题来源于沟通不畅，于是他写了这个故事，“它不能解决人类的沟通问题，甚至也不能解决我自身的沟通问题，但它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嘴能解决的问题，就让嘴解决吧。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嘴是心灵的呼救。”

日前，宋方金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将他最新鲜的创作体会、最及时的经验分享出来，认真、热忱地注入到每一个回答之中。

手艺在人类的手上

不在处理器的代码中

北青报：《给青年编剧的信》从1.0到3.0，您反复修订的核心动力是什么？是行业变化太快，还是过去的观点需要不断修正？

宋方金：本来写完1.0时，并没有想到这本书会迭代。当时只是想把对于行业的一些观察和经验总结记录下来，给后来的一些青年创作人以启示。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行业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咱们的影视行业原来要十年才有一个变化，但到了2010年以后，随着技术介质和平台的变化、创作模式和节奏乃至合作模式的变化，行业从十年一变到了三年一变。于是我就写了2.0。之后，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短视频和微短剧的崛起，行业又变成了一年一变，很多年轻的影视从业者遇见我也会问我这本书会不会有3.0。我感觉到了这种需求，就写了3.0。这本书从1.0就受到作家大冰老师的关注，在3.0出版前，有一次我跟他喝酒，他说你3.0出版的时候，能不能让我写几句话搁在书上，表达一下我的感想。当然，我知道这是大冰老师的善意，希望能帮我多推广这本书。他的评语现在印在封底，是这么写的：“这本书从1.0到3.0，与时代和行业一起生长，写透了变与不变。作为影视行业，外部技术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作为故事行业，本质规律又岿然不动。如何在影视行业中以不变应万变，这本书给出了诚恳且勇敢的答案。”我觉得大冰老师写出了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和目的。

北青报：我注意到，《给青年编剧的信3.0》开篇就提到“故事的创作从本质上而言只能是一门手工艺术”。而且“故事”“手艺”这两个词在书中高频出现。在影视产业化、工业化风起云涌的今天，能否说说“故事的创作是一门手工艺术”的具体含义？

宋方金：不止今天，从十年前乃至更早，影视行业就有不少人想要颠覆编剧行业，想要以某种高效的简单粗暴的方式改革剧本创作。从组建创作班子集体创作，到搜集大数据指导创作，再到用人工智能创作……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在我的观察里，这些尝试收效甚微。事实上，我一直坚信，人工智能不可能替代人类的创造性工作。它是一个极强的助手，它可以帮助创作，但不能替代创作。或者说，它可以替代平庸的创作，但真正具备创新性的工作，它替代不了。

这就是我一直反复强调的，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手艺人，眼泪的温度、心灵的颤动、每天到来的第一缕曙光……很多东西，人工智能是无法收集也是无法处理的。手艺在人类的手上，不在处理器的代码中。

北青报：一方面，您曾经提到“90%的青年编剧不该入行”，一方面您又坚持写作这类指南书。感觉像一个“摆渡人”的角色：一边劝退弱者，一边筛选“天选之子”。

宋方金：你的这个角度很有意思。确实，一方面行业必须有摆渡人，必须有“传帮带”；另一方面不适合创作的人入了行，就如同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他们在这个行业里可能是弱者，去别的行业没准是强者。同时我又希望有创作才能的人能来到这个行业。

一个行业，必须得有层出不穷的人才乃至天才来激活和推动。我希望我和这本系列迭代的书，能对编剧行业有一点哪怕微小的贡献。

北青报：关于戏剧创作的技巧，您总结为“一个是钩子，一个是阻力”。能否展开说说，“钩子”和“阻力”的具体含义？

宋方金：我把所有的戏剧技巧总结为两个概念：一个是“钩子”，一个是“阻力”。“钩子”，简单来说就是在事物正常的轨道上“钩”住它并使它转向。“钩子”有“细节的钩子”“道具的钩子”“情节的钩子”，等等。比如语言的“钩子”，可以举一反三去理解。泰戈尔的诗就是一个非常绝妙的例子：“天空中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鸟儿已飞过。”这句话正常的语序一般是：“鸟儿飞过去了，但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泰戈尔将这句话转换了语序以后，就将一种苍茫感注入了读者的心头。在这里，打乱语序就如同加了一个“钩子”，情绪的表现力被加强了。

在我看来，所有的故事，都是与“阻力”有关。你的故事能不能有价值，取决于你是否发现了社会新的“阻力”；你的故事好不好看，取决于你戏剧的“钩子”下得是否准确。

“阻力”就是人类社会和人们在生活中遇见的难题，我们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法就是“钩子”。所以“阻力”是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世界观，“钩子”就是我们的方法论。有时候你遇见了“阻力”，但你却总结不出来；有时候你总结出来了，但是你又没有“钩子”，没有方法论。一个合格的创作者，必须观察到“阻力”在哪儿，然后让你的人物带着“钩子”冲破“阻力”，给观众以启迪。

原创性是对世界的发现

北青报：您在书中单辟一章写“男编剧创作之十大秘籍”，从男性视角进行问题分析，继而得到结果。这样的书写令人印象深刻。怎么想到这个视角的？得到的反馈如何？

宋方金：除了男编剧的视角，还有一个女编剧创作的视角。写这么两篇是因为在日常创作中，经常会遇见大家讨论“这是个男性视角”“这是个女性视角”。也有一些项目中，制片人会言之凿凿地说，这个必须是女性编剧或这个必须是男性编剧。听得多了，就想索性写一篇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的所谓的创作秘籍，实际上也带有一些幽默和反讽的感觉。

反馈还是很多的，也大都是正向反馈。大家觉得无论男性视角还是女性视角，都要融入和会合。大家觉得这两篇“秘籍”，一是好玩，二是有了对照，有些不清晰的感觉和概念就清晰了。

北青报：如何使作品具有原创性？如何使改编的作品具有原创性？您有哪些经验分享？书的最后，您分享了三份编剧合同模板，为什么要这样做？

宋方金：原创性是对世界的发现。当下的原创性就是对当下世界的最新发现。这也是我经常说的“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的根本原因。没有原创性，就是套路；有了原创性，就是思路。套路是前人的思路，思路是后人的套路。人工智能就是“吃”了所有过往的套路，“吐”出来的也还是套路。因为它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类固有的怜悯和恐惧”。

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原创性，那就要熟悉别人的套路，从中找到自己的思路。至于合同模板，是因为大部分编剧遇到的合同，都是霸王合同，充满不平等条款，又不知道如何去争取。我所附的这三份合同，充分保障了编剧有可能争取到的所有权益。编剧要在这个行业长久发展下去，首要技能是创作，其次就是要学会看合同、签合同。

北青报：您说，剧本就是影视行业的种子。而且，您一向强调剧作中心制，但为何行业内始终未形成真正的“编剧中心制”？您认为这种制度本身在影视行业中具有哪些可行性？

宋方金：目前我们的创作中，剧作中心制、导演中心制、制片人中心制乃至平台中心制是混杂在一起的。不像韩剧，就是编剧中心制，或者像美剧，是编剧兼制作人中心制。我们目前尚未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大家都认可的创作体系。这个原因不是单一的，跟我们剧集的盈利模式、播出模式，都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我认为“剧作中心制”不是一个模式，而是一个认知，是无论在哪个体系和模式之下，大家都应该认知到的——影视创作，剧作是核心。我觉得短时间内，“编剧中心制”无法成为一个主要创作模式。在目前的制播环境内，它还不具备可行性。但长期来看，编剧中心制对于剧集创作来说，有极大的解放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可能。

北青报：您坚持呼吁原创剧本的价值，坚持拒绝改编大IP，这种“孤勇”是否带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悲壮？您为何反对IP概念？

宋方金：人必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作为有原创能力的编剧，我必须得对原创有所责任和坚持。

影视创作是一个跟资本紧密相关的行业，行业中大部分人都喜欢改编，就是因为趋利避害甚至急功近利，觉得改编是个捷径。所有人都来改编，那就会形成原创的匮乏。而原创和原创性才是人类进步的标尺。

所谓的IP，其实是个中性概念，但是很多人拿着这个中性概念，试图矮化编剧等创作者。我反对的，是拿着IP当尚方宝剑、免死金牌的人。

我们这个行业是个输出价值观的行业，没有捷径，也不应该有捷径。宝剑锋从磨砺出，人间正道是沧桑。

北青报：在您看来，原创剧本可以突围的底气在哪？

宋方金：我相信优秀原创剧本中那种对生活的无与伦比的、最新的观察和表现。比如，去年邵艺辉的《好东西》就是一个原创剧本突围的绝佳例子。原创剧本是个好东西。

创作者要走到上游去

北青报：最早写诗，后来又写小说、做编剧，您如何打通、平衡不同文体的写作？有什么秘诀吗？

宋方金：其实所谓创作，不同文体间有些本质规律是一样的，但在技法上又有些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依然是一种规律，是可以寻求和把握的。比如，戏剧是激变，剧集是渐变，电影是转变（反转），小说是心变。找到本质规律，再找到技法上的变化，打通文体就变成了一种可能。

之所以要打通文体，把自己变成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原因是版权环境发生了变化。原来编剧当编剧，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环节，但现在，编剧的版权环境从原来的给影视机构写作的乙方，变成了丙方乃至丁方。那么我就想提倡编剧“人人都要变成马伯庸”，也就是走到版权环境的上游——你的故事是一部小说，你可以分发版权给所有下游的平台以及影视机构乃至导演和制片人。这不光是一个创作的变化，也是一个应对版权环境变化的策略。创作者要走到上游去。所谓的力争上游。

北青报：作为游走于文学与影视之间的创作者，您如何看待文学性和影视大众化的兼容性？您强调编剧需要“文学性”，但当下爆款剧常依赖强情节、快节奏而非文学深度。这是否意味着您推崇的创作观与市场“成功学”之间存在冲突？

宋方金：实际上，我所说的影视创作的文学性，与文学领域的文学性有相通的地方，也有很大的不同。

文学领域的文学性向内，影视创作的文学性要向外，两者之间确实要有一定的兼容性。文学领域的文学性必须深入，也可以深入浅出，但不能浅入浅出。但影视创作的文学性，一般来说要深入浅出，甚至也可以浅入浅出。

正如你所说，我提倡和推崇的创作观与当下的一些市场“成功学”是有所不同和冲突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文学性极强的影视作品《漫长的季节》依然获得了成功。所以，文学性不是市场的阻碍，而是品质的保证。

北青报：书中提到不少纯文学作家跨界编剧的案例，您认为这样的跨界能否改变编剧行业的生态？

宋方金：编剧行业需要超级明星的出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年王朔改变了作家的稿费制，变为了版税制，又把编剧的收入提高了相当一部分。现在马伯庸的出现也改变了行业生态。所以我觉得作家跨界是会改变编剧行业生态的。希望有更多跨界人士的出现。

创作者要“立足未来，走向现在”

北青报：您多次揭露行业乱象，有网友认为您自身就在行业之中，这种“批判者”与“从业者”的身份撕裂，使得批判言论看上去可能像一场“行为艺术”。您如何回应网上这种“宋方金困境”的说法？

宋方金：“宋方金困境”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自己也在观察并反思。比如我尝试不再发言，埋头创作，用自己的作品去改变行业生态。但我同时也觉得，表达从来都不只有一种方式。一个现代人不应该固化身份，而是变化身份，拥抱时代。但我也提醒自己，发言不一定惊艳，但一定要真诚。有话则说，无话则默。

北青报：当今时代，AI已能生成合格的类型片剧本。相比之下，您认为人类创作者的“灵魂”是什么？

宋方金：我认为一个是“怜悯和恐惧”，AI没有。另外一个更有意思的是，人类创作者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个人缺陷”，AI没有。如果它有，也是某种普遍的缺陷。缺陷将是人跟AI对抗时非常显眼的特点。

北青报：看向影视行业的未来，您认为人类创作者需要掌握的终极能力是什么？比如是文学审美，还是对人类情感的共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