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206 年，刘邦建立汉朝，终结了秦末战乱的局面。
但汉朝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治理难题，如何突破先秦贵族政治的局限，建立一套适应中央集权的官僚选拔体系。
秦朝依赖的世卿世禄制和军功爵制，在汉初已显露出弊端，于是刘邦在《高帝求贤诏》中明确提出招贤纳士。
从此开始，汉朝正式将察举制定为国家选官制度，形成功绩与才能并重的选拔原则。
汉朝选官对功绩的重视首先体现在对军事人才的选拔上。
汉初频繁的边疆战事，使 军功成为官员晋升的重要依据。
例如名将赵充国早年以骑士身份从军，因在汉武帝时期多次击败匈奴、羌人，积累军功至后将军。
而进入和平时期，政绩则成为功绩考核的核心。
汉宣帝时期，颍川太守黄霸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使颍川上下一片清明，被宣帝下诏表彰为贤人君子，最终升任丞相。
这种以治理效果为核心的考核标准，也体现了汉朝对官员实际执政能力的重视。
此外汉朝最看重的是文学才能，这里的文学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指儒家经典、历史文献的研习与应用能力。
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规定博士弟子需通一经以上方可入仕。
其次是治术才能，就是处理具体政务的能力。
汉昭帝时期，桑弘羊因精通经济管理被汉武帝选拔为大农丞，解决了汉初财政困难，这种对专业技术人才的破格录用，体现了汉朝选官唯才是举的特点。
汉朝选官强调功绩与才能相参，反对偏废其一，当时涿郡太守韩延寿展现出卓越的治理才能，但他早年在军事上有断盗官钱的过失，其晋升受到限制。
除此之外，汉朝选官以察举制为核心，分为常科与特科，常科包括秀才，特科则有明经、明法等。
其中规定，郡国每年须按人口比例举荐孝廉，即儒生考儒家经典，官吏考公文写作，这种分科考试制度，使不同才能的人得以适才适用。
除察举制外，汉朝还实行征辟制。
即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直接征聘人才，东汉末年，曹操为司空时征辟荀彧，荀彧又推荐郭嘉、荀攸等人才，这种制度为寒门士子提供了突破阶层壁垒的通道。
征辟制的特点是不拘一格，这种制度与察举制相辅相成，在此基础之上，汉朝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
郡国每年向中央呈送上计簿，上面记载着辖区内人口、赋税、治安等数据，丞相府据此评定官员政绩。
汉宣帝时形成基层政绩与晋升挂钩的机制，对于考核优异者被赐爵关内侯，考核劣等者则降职或罢官。
这种考核不仅针对在职官员，也包括对被举荐者的连坐制度，"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要求举荐者对被举者的行为负责，确保推荐质量。
汉朝选官制度打破了先秦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建立了以功绩、才能为核心的官僚选拔体系。
据《汉书》统计，西汉元帝以后，儒生出身的官员占比超过半数，但该制度也存在局限。
东汉后期，地方豪强通过乡闾评议操纵察举，形成累世公卿的门阀雏形，这也暴露了制度在执行中的异化。
汉朝选官制度的核心在于平衡、务实，在当代人才选拔中，需避免单一标准。
可以说，汉朝在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的转型中，探索出了一条功绩与才能平衡的选拔原则。
通过察举、征辟、考核等环节，构建了相对开放的人才上升通道。
尽管受限于历史条件，该制度未能完全避免权力干预，但其重实效、求贤能的核心精神，至今仍闪耀着制度智慧的光芒。
参考文献：
《汉书》
《后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