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七十年代的一个小山村里。村子四面环山，一条泥巴路蜿蜒着通向山外。
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母亲则操持家务，日子虽不富裕，倒也安稳。
从小，我就对军人有着莫名的崇拜，每每看见穿军装的叔叔经过，总要追着跑上好一段路。
记得十六岁那年，我在县里读高中，遇见了同班的柳小梅。她扎着两条乌黑的辫子，眼睛亮得像山涧里的泉水。
我们常常一起走那条泥泞的山路回家，她总爱采些野花插在书包上，说这样书本也会有香气。
渐渐地，我们相恋了，在那个连牵手都要躲躲藏藏的年代，我们的感情纯粹得像山里的溪水。
一九七七年冬天，征兵的消息传到了村里。我瞒着父母报了名，直到体检通过才告诉他们。
母亲哭得像个泪人，父亲则沉默地抽了一晚上的旱烟。
临走那天，柳小梅塞给我一个绣着红五星的手帕，针脚歪歪扭扭的，却让我心里暖烘烘的。
我被分到了福建莆田的部队。
新兵训练苦不堪言，南方的湿热让我这个北方汉子浑身起痱子。每当坚持不下去时，我就掏出那块手帕，闻着上面残留的皂角香，仿佛又看见了柳小梅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我。
部队津贴不多，我省吃俭用，每月攒下几块钱。除了给家里寄一些，剩下的都存起来，想着退伍后能做点小生意。
直到有一天，收到柳小梅的来信，她说想复读考大学。信纸上的字迹有些颤抖，我能想象她写下这些字时忐忑的心情。
村里人都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可她不一样，她从小就爱看书，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念。
第二天，我就去邮局汇了五十块钱给她。那是我攒了半年的津贴。后来，我又陆续寄了六十多块。每次汇款，我都想象着她收到钱时惊喜的样子，这比我自己花钱还要高兴。
柳小梅第一次高考失利了。她在信里哭诉，说对不起我的钱。
我回信说没关系，明年再考，我继续支持你。其实那时部队正在裁军，我们这些义务兵随时可能退伍，但我没告诉她这些。
第二年，她又没考上，信里的字迹洇开了，想必是眼泪打湿了信纸。
我连夜写了一封长信，说些"失败是成功之母"之类的大道理，其实自己心里也没底。
八零年夏天，我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柳小梅考上了岳阳师专，信里还夹着一张录取通知书的复印件。
我捧着那张纸看了又看，比自己考上还高兴。可翻到第二页，我的笑容凝固了。
她写道："你的恩情我永远记得，将来一定好好报答。"
报答？这个词像根刺扎进我心里。
我突然明白，在她眼里，我不过是个资助者，那些年的情分，早已变了味道。
果然，入学后的来信越来越少，最后干脆断了联系。有老乡探亲回来说，在大学里，柳小梅像变了个人，剪了短发，穿起了的确良衬衫，说话也带着城里人的腔调。
我苦笑着想，一个大头兵和一个女大学生，差距确实太大了。
同年腊月，我退伍回乡。
村里变化不大，只是多了几间新瓦房。父母张罗着给我说亲，我却提不起兴致。直到有一天，我去县里拉货，卡车在半路抛了锚。正在我满头大汗修车时，一个穿蓝布衣裳的姑娘递来一块毛巾。
"擦擦汗吧。"她说。我抬头看见一张圆脸，眼睛弯弯的像月牙。她叫陈秀兰，是公社供销社的售货员。
那天，她帮我去村里借了工具，还给我送来一碗热腾腾的红薯粥。粥很甜，我喝得心里暖洋洋的。
我和秀兰的婚事办得很简单。她不要彩礼，说看中的是我这个人。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青山县，我贷款买了辆二手卡车，跑起了运输。秀兰辞了工作，帮我记账、联系业务。我们起早贪黑，几年下来，不仅还清了贷款，还盖起了三层小楼。
去年冬天，我去岳阳送货，在街头偶遇了柳小梅。她穿着呢子大衣，手里牵着个小女孩。我们客气地寒暄，她说现在在中学教书，丈夫是教育局的干部。
临别时，她突然说："当年多亏了你那些钱……"我摆摆手打断她："都过去了。"
转身走向我的卡车，后视镜里，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人群中。
回程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柳小梅没有考上大学，我们现在会怎样？也许会在那个小山村里过着清贫的日子，为柴米油盐发愁。
可那样，我们之间的感情就能保鲜吗？谁也说不准。
如今我儿女双全。每天清晨，秀兰都会给我泡一杯浓茶；傍晚收车回家，总有热饭热菜等着。这种平淡的日子，反而最真实。
有时候看着电视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我会想，生活不是戏文，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
就像我们县的山，千百年来默默矗立，不争不抢，却孕育了无数生命。
人生路上，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就像春天的雨水，滋润了土地，却终将汇入江河。不必遗憾，不必怨恨，因为正是这些相遇与别离，让我们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那些年轻时的爱恨，如今想来，不过是人生长河里的一朵浪花，起落之间，早已化作滋养心田的甘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