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下午，“天府文化访谈”第二场活动举行，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冉宏林，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齐聚三星堆博物馆，围绕“三星堆与金沙的青铜器文化”展开深度对话，从器物特征、工艺溯源到文化符号，进一步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
▲天府文化访谈现场
孙华指出，从考古发现来看，三星堆青铜器的出现“不会晚于商代晚期”。从文化背景来看，在更早时期，中原二里头文化的青铜铸造技术传入成都平原，并与本土文化交融，形成了独特的青铜文明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三星堆遗址8座“祭祀坑”共出土近3000件相对完整的青铜器。冉宏林介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数量惊人，造型奇绝，体量恢弘。其中，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跨坑拼对后通高2.53米的鸟足曲身顶尊神像，以及宽达1.31米的青铜大面具，在国内同时期实属罕见。
近年来，三星堆出土的龙、蛇、鸟、虎、猪等动物形象的青铜器屡次“出圈”，在公众眼中，它们“呆萌可爱且带点神秘”。黎海超教授介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动物”有的相对写实，有的带有艺术夸张。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
现场专家对“印象最深刻的青铜器”给出不同选择。黎海超对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印象深刻，“这件器物让我们很头疼，因为不好去解释它，但我们还是希望见到更多这样的器物，它为我们了解三星堆提供了新的窗口。”
冉宏林详解三星堆遗址4号祭祀坑出土的3件扭头跪坐人像，“它的造型、细节、纹饰呈现出来极具写实风格，应该说代表了当时的一种艺术风格。”他认为，扭头跪坐人像其写实风格（肌肉、关节甚至脚趾发力状态）、与夸张面具的对比，以及“三件成组”的祭祀制度，极具研究价值。
▲扭头跪坐人像
孙华最近在深入研究的一件器物就是顶尊跪坐人像，认为其造型可能关联古蜀祭祀仪轨。
就公众关心的三星堆青铜器矿料来源问题。孙华表示，过去考虑到当时交通运输能力的条件，认为矿源不会太远，往往想到在三星堆附近的山区去寻找矿源。近些年，通过同位素分析等科技手段有了进一步的认知，认为可能会有远距离运输的行为。
关于三星堆是否存在文字的学术讨论，黎海超介绍，此前考古工作者推测文字可能存在于青铜器上，但迄今未发现相关线索，且未来发现的可能性较小。“更大的可能是三星堆对文字系统没有需求。”他认为，是否有文字并不能决定一个文明的层次高低。“文字和语言是两个概念，没有文字同样可以有语言。”
孙华认为，三星堆发现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符号远远不能作为当时存在文字的证据，他推测三星堆后期人群参与周灭商战争后，可能接触中原文字，但属于后续的金沙文化阶段。
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编辑郭宇 责编 魏孔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