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杨希枚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杨希枚（1916—1993），著名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原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二十世纪30年代曾参与殷墟考古挖掘工作。1983年自美归国，定居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
著作有《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杨希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 诸神的起源》国内共十二个版本
［第一篇］
何新老弟：
信收到几日，因感冒扰人，未及时笔复，请谅。
关于尊著太阳神崇拜的研究稿已拜读。
1.文中拟订的方法，主要该用进行研究的主题来证明。因此，似不须先据仍须证明始可成立的“小”型神话的例子为之证明。何况主题旨在太阳崇拜的系统研究。因此，我以为序文中仅提出方法理论即可。
2.序文似应指出提出问题的动机——是从来没有人研究过中国太阳崇拜？研究的不彻底或误谬？或其它原因。
而我认为，过去研究只是不成系统地有说明中国古代“也有太阳崇拜”的零星史实；纵的和横的方面均多有不足，而尤重要的是，视这种崇拜似只是祖先崇拜的“陪衬”，却不知其普遍性以及地位的重要性，实更胜于祖先崇拜。（这一观念似迄无人提出过）
3.虽说明拟订的方法以分析主题，而实质上应是据史实反证拟订的方法。因此，希望不“自投罗网”，即不用自制的框框来硬装找到的材料，而应客观地用史料来证实你的方法论（否则便必将失败，结果只是变成为别人提供一些未能善用的史料）。
因此，方法论也可不必过于强调，尤不必强调可如何改观以后文史各方面的结果；只提纲挈领地说明方法即可。
4.在20页以下的“六书”问题，似无讨论之必要。
5.方法上似应说明拟从哪些习俗或制度方面，阐释太阳崇拜。（如祭祀、服饰、建筑、思想，或语文各方面。）
关于由我指导研究一事，我感到不仅学不足为人师，更感到有些不便。
所中因理解我曾表示不从事教学的意思（包括研究生），而未与我再谈及此事。此时，张（张政烺）、胡（胡厚宣）二先生已公开招生，我自不能毛遂自荐，以免有与人竞争之嫌；尤其不愿使人认为我在争取你。
如真承你雅爱，无妨以朋友或同道之谊，以余暇研究我可以协助的问题。我的材料，如你有用，均可使用，只在你的论著完成后，在文中提一下，也就够了。
以上所说均出于愿望，非有别意，务请见谅。
祝研安！
希枚
六月二日晚（1984）
【何新案】
杨希枚回国后我与他在会议中认识，后多有来往而为忘年交。1984年《诸神的起源》初稿草成我即先送杨先生审读。此信即是他读拙稿后所复的读后感。
杨先生于此信中所谈，主要即是《诸神的起源》之主题——中国远古文化中的太阳神崇拜问题。这个问题，此前属于史学界讳言少言之禁区，权威如郭沫若更曾经断言中国古代并无太阳神崇拜。而我于杨先生处聆教获益至多。杨先生之博学之谦虚及扶持后学之厚德大爱，于此信中句句可见之。
往事已隔多年，杨先生早已是故人，余亦垂垂老矣。每重读旧信，则不免乎哀思而仍心向往之。】
（参看《何新批判——研究与评估》“学者通信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第二篇］
何新老弟:
大著《论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公式》、《文史新考》、《经史杂考》、《需、胥、儒》与《上古史官演变考》各篇均已逐篇拜读。
尤其《论马克思》一篇拜读数次。
你最后引的马氏一段话，使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据我自己的浅陋理解，即重视客观事物的科学思想的卓越性。
你所论述的原是我近年所感受的，因而也是我最倾心的看法(不是具体讨论的问题)。特别是“不先打破……教条主义倾向，是不能使历史真正成为一门有价值的社会科学”这个根本论点。
其实，任何一门科学似乎都没有仅此一宗或一家之谈的、宏括万事万物之理的“真理”。
而所谓“真理”、科学学说，不过是“此时此际有效的说法(working hypotheris)”(因此，牛顿的力学定理便不如爱因斯坦的学说更适用)。
如果“不惜割裂历史的肢体，削足适履地歪曲活的历史以适应于死的教条概念"，不仅不能使史学成为科学史学，而是会使人的思想，整个社会思想都会僵化。
真佩服你，竟然在1981年如此大胆地写出这么精辟的论文!
显然，国人，尤其中青年人的思想并未僵化。中国人的思想，正如现在大力推行的开放经济政策一样，会日见开放活跃起来的!真正的科学史学会日趋发展起来的，而你正是这个希望实现的倡导者之一。
而且前些日读到1980年《学习与探索》陈平的《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说明这个趋向也正是方兴未艾!令人深受鼓舞。我的思想是落伍了。
写到这，又看到今天的《光明日报》的《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从历史的发展中认识科学社会主义》两文，跟我们的看法正是一样，证明“这样的思想路线，必然要求解放思想……从种种错误的或陈旧、不符合发展了的实际情况的传统观念、固定观念中解放出来，破除条条框框的束缚……使思想更符合不断发展着的实际”的看法是不可或缺的!证明过去思想上“有种种错误”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如此错误的束缚，还谈什么科学研究?
其余各篇论点都持之有故，仅小地方或有可论，略示拙见:
一、《钟馗考》论点均同意，据下列各词音韵比较:(仲)虺Xwə̂d，(仲)偎Kwə̂d，(仲) 儡Liwə̂d，偎佩Xwə̂dKwə̂d，郁儡 Siwə̂t Hiwσd，颇疑①原文或即虺儡、偎儡、郁儡，②省言，则为虺、偎或儡，③雄、伯、中(仲)或是附加词如风伯、雷公的伯、公)。
二、劳轩似有《释史》之类的一文载《大陆杂志》(题名期数已记不清)认为“史”或即巫史持钻钻龟:较之吏、使持“旗杆装置有鼓”的令旗或令鼓，似更容易(旗杆上置鼓实在太重)，因而也较合理。尤其史契刻卜辞，正是记事。实际引《周礼》也只说“以旗物……各师其民而致”，不必就是手举旗鼓(将旗鼓先建于场地上而后致之)。
又既云刘节先生释尹字说“甚确”(即司册命书记，史佚即尹佚)，则“史”至少也当是记事之官。何以又据甲骨文“另一类史官”……因而强调史为“授令使人之官也"?这个论点既失之矛盾，也失之勉强，显得吃力。然否?何不详举右史的职务及各司其职之史，而不必肯定泛称之“史”必为司令之史?
引论徐中舒先生文的“需”字是否为“x”字之误印?《说文》解释的是“需”，不是x，也不能认为“从而的形训不确”。或只能指出当是或需字。儒或即x，即主持祭典者的论点则是也。
墨子出身木工，及巨子为墨子派下的执法领袖说，应是不易之论。
邹衍为东方“方仙道”说，论点或发挥陈寅格先生说，盖可论定。惟总觉得历来发挥邹衍说或考证其说者，所引资料均不出《史记》、《应同》篇、《淮南》等主要秦汉人论著。邹氏原著均已无存，甚难确论。或不如就汉儒论着，以论九州岛、阴阳之说，或更可论。
以上所见，卑之无甚高论，也不影响大著基本论点。尤有敢于突破旧说的同好之感。
社林崇拜。据汉画羿射林上之“鸟”，当与太阳崇拜有关。太阳既关乎自然界万物之生，及其炎旱，也为生物和人类的最大敌人，因而既是崇拜，又与之斗争!人与大自然力的抗衡!
我最近译完《文化演化及研究史》一文，主旨与前面所论问题颐可参证。不悉有无刊载价值。容日即拟撰“汉代太阳崇拜”一文，俟写好，请你批评。
附上近日发表的《先秦所谓姓及其相关的问题》抽印本。主要对过去研究作一概括介绍，同时对“姓、甥”二字训诂与社会结构演变关系，提出新的看法。而主要论点提出周代至汉代仍是浓厚母系姓族(即通常所误称之氏族)，从母系，从母姓制的遗绪。问题颇复杂，所论不必正确，只提出供有兴趣同道参考而已。
先秦所谓姓，正是这样一个复杂而需要全新肯定的问题。其岂不然?
祝新年安好!
杨希枚
二月四日（1985）
《 诸神的起源》日本、韩国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