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头，你挖的这坑里埋着个红军大官哩！”1985年春寒料峭的清晨，金沙县后山乡的村民陈老三举着断成两截的锄头，气喘吁吁地拦住正要去县里开会的乡长。这个在乱葬岗刨了半辈子药材的老汉，此刻正盯着泥坑里半截发黑的皮带扣，上面隐约可见 “中央军委”四个凸起的铜字。
这个发现像块投入深潭的石头，惊醒了尘封五十年的迷雾。三个月后，北京来的专家组在皮带扣旁五米处挖出七枚人骨，经鉴定属于1935年春季遇害的成年男性。当金沙县档案馆的牛皮纸袋被打开，泛黄的清乡团审讯记录上赫然写着： “四月二日，于堰塘岩处置赤匪探子夏树云，灌砒霜半盏。”
夏树云，正是钱壮飞最后的化名。
时间倒转回1935年3月29日，赤水河畔的竹林里，留着八字胡的报务员突然按住耳机： “老钱，汤恩伯部正向土城移动！”正在破译密电的钱壮飞猛地抬头，铅笔尖 “啪”地折断在作战地图上。这位戴着圆框眼镜的情报专家，三天前刚把蒋介石的 “铁桶围剿”计划塞进绑腿，此刻又截获了新的致命情报。
要知道，这个文弱书生出身的浙江人，曾在南京国民党调查科当机要秘书时，把徐恩曾的密码本誊抄了整本。1931年顾顺章叛变那夜，他连夜发往上海的三封密电，硬是从死神手里拽回了周恩来等二十多位中央领导。用陈赓的话说： “钱胡子往电台前一坐，抵得上三个主力团。”
长征路上的钱壮飞愈发精瘦，却总把军用水壶灌满浓茶。有次毛泽东路过二局驻地，见他正嚼着生米译电文，打趣道： “钱灯笼再这么熬，油尽灯枯可照不亮咱们的路喽！”谁也没想到，这句玩笑竟在十天后成了谶语。
4月1日拂晓，敌机轰炸造成的混乱中，钱壮飞与三名报务员被冲散。据最后见到他的警卫员回忆，老钱当时左腿挂着树枝刮伤，却把唯一的手电筒塞给伤员： “你们往北追大部队，我处理完密码本就赶上来。”这一别，竟成永诀。
关于他的下落，八十年代党史办梳理出两条线索。息烽县宋家寨的账本记载，1935年清明前后，保长带人 “处置可疑外乡人，得德造手枪一支”。而金沙县清乡团的卷宗里，则详细记录着用毒酒诱杀 “赤匪探子”的全过程，凶犯黎丛山直到1951年才被正法。
有意思的是，两个版本都提到被害者随身携带的牛皮笔记本。当调查组在金沙县残骸中发现烧焦的纸片时，上面还能辨认出 “贵阳守备空虚”的字样——这与四渡赤水后红军佯攻贵阳的战术完全吻合。可以想见，钱壮飞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试图传递重要情报。
更令人唏嘘的是，当他的死讯传到延安时，周恩来对着西南方向连敬三杯酒： “壮飞同志要是能看见咱们进北平，该有多好。”而这位情报战线的传奇人物，牺牲时贴身口袋里除了半块银元，只剩张泛黄的全家福，背面用铅笔写着 “胜利后再聚”。
九十年代修县志时，工作人员在后山乡找到位102岁的目击者。老太太比划着说： “那个戴眼镜的先生被灌酒时，突然扯开衣襟喊'太阳出来了'。”这句暗语般的遗言，或许正是钱壮飞留给同志的最后讯号。当年他冒险传递顾顺章叛变消息时，用的接头暗号正是 “今日天气晴好”。
如今在金沙县烈士陵园，钱壮飞墓前总摆着新鲜的野山菊。有位退休的铁路工人每年清明都来擦拭墓碑，他说父亲曾是红九军团炊事员： “当年要是钱局长还在，咱们过草地能少饿死两万人。”这话或许夸张，但情报战线的同志都清楚，在四渡赤水的生死棋局里，钱壮飞递出的每张牌都价值千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