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留在江西的人中间，牺牲的杰出共产党人，比任何其他斗争时期都要多。”这是索尔兹伯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写下的有关留守苏区共产党人的一段充满血泪的悲壮斗争史。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1、3、5、8、9军团及中央军委直属军队共8.6万人离开中央苏区，正式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在红军主力踏上长征路的时候，鲜为人知的是，还有一支约1.6万人的队伍留在了苏区，他们的任务是掩护主力撤退，尽最大努力保住苏区最后的地盘。
这1.6万人的队伍，包括红24师和地方军区部队。此外，还有3万多伤员，是没有战斗力的。
如果说长征路是九死一生的艰难征途，那么，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们要面对的，比长征更加惨烈，更加悲壮。
在国民党当局集结超过20个师2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实施清剿行动的时候，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中的中央苏区，注定逃不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拼杀。
据统计，在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最初数个月内，瑞金就被杀1.8万人，于都被杀3600多人，宁都被杀4700多人，兴国被杀2100多人，会昌被杀972人，长汀被杀3237人，其后三年时间内，整个中央苏区被杀革命干部和群众多达70多万人，整个中央苏区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犹如人间炼狱。
而在突围战中牺牲的高级军官核心名单，更是触目惊心，最后，只有一人幸运地活到新中国成立后。
正面硬杠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决定离开中央苏区的时候，为了防止敌人趁虚而入，同时为了拖住敌人，以掩护红军主力撤退，中央苏区决定成立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等人领导分局同志，坚守苏区继续开展斗争，并伪装成主力部队，以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
中央在离开苏区前，以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座城市为中心，划定了留守红军的坚守区域。
同时，中央任命项英为留守红军的第一领导人，担任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统筹管理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
和项英一道留在苏区的还有陈毅、瞿秋白、何叔衡、陈潭秋、毛泽覃、周建屏、刘伯坚、贺昌等中共高级将领。
在这些留下来的高级将领中，身为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尤为引人注意。
当时，陈毅有腿伤，行动不便，此外，项英不通军事，陈毅留下来，也是为了更好辅助项英打好苏区保卫战。
哪知，红军主力撤退后，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犯了和李德、博古等人一样的错误，那就是过于乐观估计当时的革命形势，认为随着中央红军主力的迅速转移和撤退，国民党军队必将大举围追红军主力，对于留守在苏区的红军队伍，一定会减轻兵力部署。
由此，项英主张应该继续和国民党军队死磕到底，硬打硬拼，趁机扩大苏区的地盘。
听到项英的战略部署后，陈毅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陈毅认为，红军主力撤退后，他们手中只有1.6万兵力，此外，还有大量伤病员和没有战斗力的机关人员。靠着这有限的兵力，要抵挡住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与其正面硬杠，实在是非常困难。
因此，当务之急，绝不应该是和国民党军队正面对抗，竭力恢复和扩大苏区，而是竭尽全力守住有限的苏区基本盘，在此区域和国民党军队打游击战，以此既拖住了敌人，又最大程度保存自身兵力。
可是，当时项英才是中央苏区的第一领导，陈毅的意见建议，并没有被项英听进去，项英仍然坚持选择和国民党军队正面硬杠。
却怎知，蒋介石并没有像项英预想的那样，将主力部队和主要精力，都放在对红军主力的围追堵截上，而是在对红军主力开启围追堵截模式的同时，也对中央苏区开始重兵围堵，因为在蒋介石看来，中央苏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同样对于国民党造成严重威胁，必须将其斩草除根，才能高枕无忧。
不按照套路出牌的蒋介石，打了项英一个措手不及。
血腥杀戮
得到了蒋介石的指令后，国民党军队开始从三面对中央苏区发起正面进攻。
不到两万的作战兵力，面对20万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军队，两相博弈的结果，可想而知。
在国民党大军三面围攻下，虽然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拼死抵抗，英勇作战，怎奈，双方实力差距悬殊。
最后的结果是，国民党军队在短时间内，就轻松拿下了宁都、瑞金等地。
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和中央苏区极其不利的形势，陈毅再次提出必须尽早分散部队，依靠当地群众力量，和国民党军队打游击战。
可是，过于乐观估计形势的项英，仍然坚持执行中央苏区先前的作战方针，那就是以大规模军队正面作战的方式，与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
这样不顾后果的硬碰硬的结果是，直接导致红24师陷入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遭受重大损失。
1935年1月，红24师与国民党军队在牛岭一带与敌军发生了激烈战斗。
这一年的1月28日，红24师和独立3团、独立11团共5000余人，进攻牛岭守敌，在对方的强大反击之下，红24师伤亡六百人，连师长周建屏也身负重伤。
此一战，留守红军元气大伤。
这一年春夏之交，出师不利的红24师，又遭遇五倍于己的粤军阻击，在激烈的战斗中，红24师被彻底打散，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被捕后遇害。
最后，在重重包围中的红24师杀出一条血路，仅仅只有80余人突围而出。
牛岭一役，留守的中央苏区红军遭遇重创，作战兵力由原先的1.6万人，锐减至五六千人，中央苏区由此彻底陷入到山穷水尽的绝境。
当会昌在不久后被国民党拿下后，意味着中央苏区的全部城市，都落入到国民党的手中。
在中央苏区，国民党军队每占领一个地方，当地的土豪劣绅就开始迅速组织还乡团、铲共团，对苏区人民实施疯狂残忍、灭绝人性的报复。
失去红军庇护的善良无辜的当地群众和无数共产党员，被挖心、肢解、分尸、活埋的难以计数，其残忍程度，比之日军的屠杀，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彻底将中央苏区的红军力量斩尽杀绝，国民党军队不仅在关键通道上实施“驻剿”，还主动带领部队进山“抄剿”，然后，再放火烧山。
驻之、抄之、烧之，国民党的赶尽杀绝，堪比后来日军的三光之策，对于中央苏区仅存的有生力量，再次给予毁灭性打击。
此外，国民党还在经济上，对山区进行严密封锁。
为了防止革命群众接济山里的红军，国民党严格限制粮食、油、盐等生活物资的购买，控制胶鞋、电池等生活必需品的运输，妄想将苏区红军有生力量困死、熬死、逼死在偏远的深山老林之中。
“四面都是敌人，到处都是枪声。······老头子、小孩子、妇女，满坑满谷、满村满野跑。听到这边枪响，往那边跑，那边枪响，往这边跑。”亲历其中的陈毅，曾这样描述中央苏区沦陷时的景象。
苏区沦陷之后，国民党开始在苏区实行“白色恐怖”。许多村庄都被赶尽杀绝。在福建长汀县一处34户人家的小村庄，除了一名八旬的老太太之外，其余村民全部被杀害。
在赣州市，多达10.8万名革命干群被残忍杀害。
在如此严峻的革命形势下，就连项英、陈毅也不得不夜宿山林，在一座又一座高大山林之间，辗转行军，吃冷饭、喝冷水。
“他们的衣食住行极其困难，我父亲和战友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共用一条裤子，两人轮流穿着。”（刘鲁明——赣粤边特委少共书记刘建华之子）
然而，即使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坚信革命必胜。
“我们深信革命必将凯旋。只要持续抗争，眼前的暗淡只是短暂的，曙光终将迎来它的破晓时刻。”（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
当然，在艰难困苦黑暗迷茫中，光有理想信念还是远远不够的，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才是至关重要的。
九路突围
1935年2月，面对日益严峻的革命形势，在陈毅的一再建议下，项英终于答应和陈毅一道，向中央请示，开始分散突围。
请示报告发出后，项英和陈毅开始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先是将各级机关人员分散到各级部队中，而后将仅存的战斗兵力集结到于都南部地区，只待中央一声令下，就开始分散突围。
可是，他们发出的请示报告，却迟迟等不到中央上级的回复，直到遵义会议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得到纠正，中央这才给苏区中央分局发来指示道，命令苏区留守部队应在中央苏区以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接到上级命令后，项英和陈毅立即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分局完成了对于留守红军的突围战部署，留守红军决定兵分九路突围。
第一路由李才莲带领独立第七团，从会昌突围至闽赣苏区；第二路由陈谭秋、谭震林率领红24师4个连突围至闽西；第三路由汪金祥带领红24师4个连在寻乌南部活动；第四路由李天柱率领红24师4个连突围至广东东江。
第五路率领红24师2个连突围至龙南；第六路带领红24师第71团去湘南；第七路、第八路带领两个独立团至湘赣和赣南打游击；第九路由项英和陈毅率领红70团在苏区附近打游击。
如此这般部署，看似各有出路又相互照应，却怎知，最后，这九路军，大都损失惨重，有的甚至全军覆没，令人惨不忍闻。
第一路至瑞金九堡遭遇敌军埋伏，大部分红军战士壮烈牺牲。
第二路侥幸突围至福建地区，与当地同志组织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开展游击战。
第三路在会昌边界被粤军围堵，死伤大半。
第四路在信丰安息，被粤军前后夹击，最后杀出一条血路，才突围至信丰油山打游击。
第五路刚渡河就被敌人围堵，损失惨重，被迫转到信丰，与第四路残部会合。
第六路由毛泽覃带领，在红林山被敌人围堵，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年仅30岁的毛泽覃身中数弹，壮烈牺牲。远在陕北的毛主席得知弟弟牺牲后，对着电报沉思良久，眼眶湿润，默默无言。
第七路军在寻乌南部近乎全军覆没。
第八路军在于都南部被围堵后，分三路突围，大部分被打散，只有小部分到达油山，与陈毅会合。
第九路军在会昌被敌人袭击，部队牺牲大半。最后，依靠群众掩护，陈毅等人才带着一个营的兵力，分散突围至油山。
原本五六千人的队伍，分九路突围后，最后只剩下了不到一千人，为了掩护战士们突围，高级将领和中央分局干部牺牲得更多。
22岁的李才莲在突围中牺牲。为了不拖累战友，59岁的何叔衡毅然跳入滚滚河水之中。九路军指挥官贺昌牺牲；红一方面军前委秘书长古柏牺牲；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被俘后，和瞿秋白一样坚贞不屈，最终牺牲；24师政委杨英壮烈牺牲······
据统计，留守在苏区的高级领导干部共有22人，只有6人活到了长征胜利后，陈毅成为他们之中新中国成立的唯一见证者。
结语
三年游击战的艰苦程度，不亚于红军长征。从时间上看，长征胜利用时两年，游击战坚持了三年。
从牺牲的高级干部数量看，长征途中牺牲的军以上干部10余位，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牺牲的省级、军级以上干部不少于60位。
南昌大学退休教授刘勉钰谈及南方三年游击战，不禁掩卷叹息。正因如此，毛主席才感慨道，三年南方游击战争比长征更困难。悲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