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一月，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中国与英国、美国、苏联都成为了对抗法西斯的同盟国家，这就意味着在世界地位上来说，我们与英国最起码已经达到了一个表面平衡的地位。
如此一来，中英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就要在这样平等的背景之下去解决。
中国作为牵制日军的主要战场，对于整个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面对中国提出的要求，英国也只能答应。
几个月之后，也就是到了1942年的秋天，重庆的战时气氛凝重。国民政府的外交会议室内，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正陷入胶着。
英国代表态度强硬，坚持将香港新界问题排除在讨论之外，面对英国政府的这种态度，蒋介石也针锋相对，宣称若不解决香港问题，他将拒绝签署条约，一时之间，谈判桌上的空气仿佛凝固，盟国间的团结岌岌可危。
外长宋子文深感压力，却难以说服蒋介石改变立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转而求助于外交界元老顾维钧，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顾维钧决定跟蒋介石谈一谈，随后，他步入蒋介石的办公室，面对这位神情严峻的领袖，他语气沉稳：
“英国主动放弃治外法权，是难得的机遇。我们不妨先接受这份成果，同时保留香港问题的交涉权利。战时盟国团结至关重要，切不可因枝节误大局。”
也是因为顾维钧的这个建议，不久之后让中国恢复了一定的主权地位，英国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了许多，但也同样留下了香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平地接回香港。
对于国民政府来讲，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复过去被列强侵占的领土，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这是中国近代发展的主旋律。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不平等条约如沉重的枷锁，压迫着中国。先是《南京条约》开辟了五口通商，割让香港，设立租界，之后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进一步扩大列强特权，领事裁判权让外人在中国犯罪免受中国法律制裁，关税控制权剥夺了中国经济自主，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列强凭借武力威胁，干涉中国内政，掠夺资源，外商在华飞扬跋扈，人民生活困苦，国家尊严尽失。
清末御史吴访在一份奏折中痛陈领事裁判权的危害，他指出，外国领事自行审判，侵蚀中国法权：
“法权既失，主权随之”。
根据他的思想，中国人若不反抗，治内法权亦难保，甚至可能引发匪乱，动摇国本。吴访的警示反映了清廷对不平等条约危害的认识，但问题是，彼时中国国际法意识薄弱，而且清代封建统治者的眼中，人民的反抗危害更大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这就导致了面对西方列强的抵抗，多停留在局部斗争。
时间到了19世纪末，列强的压迫愈发加剧，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开放更多口岸，外国资本加速渗透，租界内，外国巡捕对华人肆意欺凌，关税受列强操控，中国无法自主调节经济。这些屈辱激起了人民的愤恨，义和团运动虽以失败告终，却点燃了反帝的火种。
20世纪初，民族意识逐渐觉醒。
中国人对不平等条约的危害有了更清晰的认知，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呼吁修订条约。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支付巨额赔款，列强在华特权进一步扩大，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反帝运动进入新阶段，巴黎和会上，中国虽为战胜国，却未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这一屈辱点燃了全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学生、工人、市民走上街头，高呼“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主权”，五四运动不仅唤醒了民族意识，还将废约诉求推向全民关注的焦点。
1920年代，反帝运动持续升温。
1926年，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因列强暴行引发民愤。当地民众冲入租界，抗议外人特权，迫使英国交还租界管理权。这两起事件震慑了列强，展现了人民抗争的威力，民众的行动不仅直接削弱了列强在华特权，也为政府的外交谈判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持。
民众的反帝运动可以说是全面地调动了中国各阶层各界人士，除了普通的学生以外，还有大量的知识界、商界的联合抗争交织，商人抵制洋货，工人罢工抗议外商压迫，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宣传废约理念。
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自清末便高举反帝旗帜。
他在《三民主义》中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民族革命的核心目标，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政纲，宣称：
“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皆当取消，重订平等条约。”
孙中山先生认为，不平等条约不仅是法律上的屈辱，更是列强奴役中国的工具。
随着联俄联共政策实施后，国民党进一步明确废约目标，呼吁通过革命手段摆脱列强控制，孙中山的理念为后来的国民政府奠定了思想基础。
而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虽然通过阴谋获得了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但他有一样不可否认的事情，那就是必须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这才能让蒋介石这个以革命党人自居。
1928年北伐完成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大会上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外交的首要任务。他认为，北伐的成功只有在外交突破后才算真正完成，否则“打倒军阀”不过是空谈。
而蒋介石的表态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废约的重视，也回应了民众的强烈诉求。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立即将废除不平等条约列为外交核心目标。外交部长王正廷制定了分阶段策略：
首先恢复关税自主，其次收回租界与租借地，最后撤销领事裁判权。
1929年，国民政府与列强展开关税谈判，因为列强长期通过协定关税控制中国经济，使中国无法自主调节关税，严重阻碍工业发展，经过艰苦谈判，1930年5月，中国成功恢复关税自主，摆脱了列强的经济枷锁。
关税自主权的恢复，是中国主权恢复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还不是完整主权的恢复。
同年，国民政府启动收回租界与租借地的谈判，1930年10月，英国同意归还威海卫租借地，结束了其长达数十年的控制。而威海卫的收回不仅恢复了领土主权，还提振了民族信心。
除此之外，领事裁判权的撤销谈判也在1930年1月展开，在关于这场谈判上，国民政府与英、美、日等国逐一协商，提出以平等互利为基础，重订新约，尽管列强起初态度强硬，但在民众反帝运动的压力下，谈判逐步取得进展。
只不过，当时中国的整体国力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要想完全废除中国过去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还需要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就是世界列强都被“拖下水”。
在二战开启之后，契机就到来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1942年一月，中国与英美结为反法西斯盟友，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而中国战场在全球抗战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英美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主张“国无大小一律平等”，为废除特权提供了理念基础。
在二战中，罗斯福总统将中国视为战后远东的战略伙伴，废约成为美国争取中国支持的重要举措。
1942年10月9日，英美同时通知中国驻外使节，愿就废除不平等条约进行谈判。
其实英美放弃在华特权的动机有三：
首先，废约可增强中国抗战决心，巩固盟国团结。
其次，消除中美关系中的不平等因素，为战后合作铺路。
最后，确保英美公民在友好国家享有一般权利，而非特权。
在整个谈判中，中美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很快达成一致。
但中英谈判因香港新界问题陷入僵局。英国视香港为战略要地，坚决拒绝纳入废约讨论，蒋介石也同样针锋相对，如果香港问题不解决，这个和谈就永远不能结束，而当时宋子文作为外长，急于促成条约签订，但面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他感到无从下手。
客观来讲，蒋介石在收复主权的工作上，还是有着一定贡献的，蒋介石起初认为，香港是列强侵占中国领土的象征，若不收回，废约的民族意义将大打折扣。可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若中英条约无法签订，将损害盟国团结，影响中英、中美关系，甚至让日本从中渔利。
蒋介石毕竟只是一个军人，所以考虑到这个问题，宋子文请出了顾维钧先生。
顾维钧了解到了情况之后，他向蒋介石建议，将废约与香港问题分开处理，先确保治外法权和租界的取消，同时保留战后交涉香港的权利，顾维钧指出，盟国团结是战时首要任务，香港问题可待局势稳定后再议。
宋子文也支持这一策略，强调签约的紧迫性。
蒋介石最终接受顾维钧的建议，同意搁置香港问题，1943年1月11日，中英条约顺利签订，中国在签约当日向英国发出照会，声明保留收回九龙的权利。
只可惜的是，没有能够完整收回整个香港，这是当时最无奈的地方。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民众与政府协力的结晶。半个世纪以来，民众的反帝运动点燃了民族觉醒的火焰。从义和团的奋战到五四运动的呐喊，从抵制洋货到收回租界，人民用行动削弱了列强的特权。
废约不仅是中国的胜利，也是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反映了20世纪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