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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的产生及其内涵
古籍的成书方式，如以后人视角归纳，无外乎著、述、编、译四类。著，亦称“作”“造”“著作”，相当于原创性工作。清儒焦循说：“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雕菰集》卷七《述难二》）述，《说文解字》释为“循也”，即遵循前人所创，故孔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焦循给予“述”的定义是：“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义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义复明，是之谓述。” （《雕菰集》卷七《述难二》）古典文献中大量的传、注、疏、解作品，都采用“述”的形式。编，包括抄撮、汇纂、辑录等形式，是依据已有文献，编辑组合成新的作品，以便保存使用。古典目录中，《楚辞》《文选》《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等总集类作品，《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类书类作品，《儒学警悟》《汉魏丛书》《四库全书》等丛书类作品，都属于“编”的范畴。译，是指跨语种翻译作品，历代的佛典翻译，汉文与西夏文、女真文、满文等文种的互译，明清时期的西文翻译等等，都属此类。
但是，具体到早期典籍的成书问题，其性质则不可做如此简单划分，而必须深入探究传世古籍的成书过程。“书”字本义当为书写、记录，故《说文》作“书，箸（著）也。从聿者声”；进而指代文字、字形，以及文书档案和现代意义的典籍。许慎《说文解字·叙》曰：“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古典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作为典籍的书，它与指代书写文字和文书档案者有所不同，即不是官方办事的记录，而主要是私人著述；内容多与政务、商务之类“俗事”无关，而以源出诗书礼乐的人文学术为主，并涉及天文历算和医卜农桑等实用技术 。但是，在战国以前简帛文献尚未被发现，对早期文书档案面貌和内涵还所知不多的情况下，目前仍无法对早期典籍的成书过程进行清晰的勾勒。根据世界古老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文字用于记录语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文字发明到典籍形成之间，需要经历较长的文字材料积累环节。在初始阶段，言传身教、口述记诵还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形式，逐步过渡到用文字记言记事的阶段，而最先留下的文字记录，往往都与宗教仪式、政治活动内容相关。甲骨刻辞作为占卜记录，铜器铭文作为表功颁奖的记录，都属于文书档案性质。但是文字较多的卜辞、铭文，其用语、结构则已趋稳定，粗具单篇文献的样式，甚至可视作典籍单元的雏形。
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述，《诗》《书》《易》《春秋》等早期典籍，其原始文本即是取资文书档案类素材，经过选编、改写而成。故清人章学诚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相传《诗》即为孔子所选编 。《汉书·艺文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柯马丁（Martin Kern）推测《诗》并非独立撰写的文本，而是取自一个公共诗库的素材（shared poetic repertoire）。《尚书》则无论文体形式还是训诰内容，都带有明显的文书档案痕迹。《汉书·艺文志》有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又云：“《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易》是占卜材料的汇编。《汉书·艺文志》云上古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重六爻，作经上、下篇，孔子又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形成传世本面貌。《春秋》的成书，《史记》云是孔子依据鲁国史记编次而成；“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十二诸侯年表》）。此外，《史记》还记载孔子订礼、正乐，虽然“《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但是“《书》传、《礼》记自孔氏”。
《史记》《汉志》把早期典籍的成书归美于孔子，恐怕与儒家地位的尊崇、今古文之争的学术背景相关，并无多少实据，故后世学者于此聚讼不已，其中如《诗》“四始”说、《书》百篇序、《春秋》经传关系等，都成为难断的学术公案。在文献不足征信的情况下，纠缠于成书细节问题，实际不可能有定论。如果把早期典籍的成书置于春秋战国学术下移的时代背景之下，反而有助于达致某些学术共识。
殷商西周时代，巫史掌管文化教育，只有贵族及其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的内容，局限在礼制、法度、宗教神学的范围之内，政教不分。因此，学为王官之学。“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礼记·王制》）。学习的目的则具有鲜明的政治实践功能，故孔子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礼记·礼器》）。各类文化知识也属贵族专有，王室设立各种世袭的官职，以保藏文献资料，传授文化知识。“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力旁落，公室衰败，国学及乡学难以为继，“学在王官”的局面被打破。许多原先依靠“父子相传，以持王公”（《荀子•荣辱》）取得食禄的士阶层的人不得不流落民间。而随着士人的出走，原先深藏于王宫秘室的图书典籍也散落民间，学术下移成为大势所趋。此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士人散落民间，凭借掌握的六艺知识，或聚徒讲学、著述立说，或作为举行典礼时的赞礼者。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汉书·儒林传序》）。“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淮南子·泰族训》）。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田骈在齐，“訾（资）养千钟，徒百人”（《战国策·齐策》）。《汉志》谓诸子出于王官，“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蠭出并作”。聚徒讲学成为时尚，各家立派建说，相互驳难，终致百家争鸣之势。孔子作为私学兴教的典范人物，利用自己接触官藏文献的便利，编选文书档案类材料，辅助传道授业，当在情理之中。我们无妨即把孔子视作典籍成书时代的代表，但要意识到在其身后有为数众多的佚名编者，而此类典籍呈现的传世面貌更是历经增益改造的结果。
文书档案是早期典籍重要的源头，而传道授业者又借助这些文献，辅以故老相传的历史故事，发挥自己的思想学说。余嘉锡《古书通例》云：“周、秦诸子，皆有以自名其学，而思以其道易天下，故无不窥世主之好恶，度时君之所能行以为之说，其达而在上，则其条教书疏，即其所著书。其穷而在下，则与其门弟子相与讲求之，或著之简策，或传之口耳，从游者受而记焉。《庄子·天下》篇之论宋钘、尹文曰：‘上说下教，强聒而不舍也。’夫上说者，论政之语也，其体为书疏之类。下教者，论学之语也，其体为论说之类。凡古人自著之文，不外此二者。其他纪载言行，解说义理者，则后学之所附益也。”（《明体例第二》）最初的传播形式，讲者当是口述为主，但听者或笔录以备忘。《论语·卫灵公》“子张书诸绅”，即属此意。弟子的记录，有别于文书档案，亦成为早期典籍重要的资料来源。其后门下弟子或据各自记录，以类相从，纂辑问答之书。《论语》成书当即此例，故《学而》邢昺疏曰：“其篇中所载，各记旧闻，意及则言，不为义例，亦或以类相从。”因此，传世早期典籍有些文本可能是原始记录，有些则明显是源于故老传闻改编的故事，还有些可能出于后人的追述、发挥，甚至是拟作。传世典籍在形式上历经改变，具有更大独立性和超越性，但也还遗留着文书档案、口述记事的影子。
二、早期典籍的流传样式
在书籍定型化的时代，每本书的著述形式、文本结构，以及书名、著者等基本要素，都有清晰的呈现。但是早期典籍从产生到流传，往往受到物质载体、取材来源、流传方式的制约，呈现出结构散乱、体例不整、异本繁众的无序状态。我们今天看到的早期典籍面貌，多是经过汉人整齐改编的结果，书名和著者亦多为后人所定。余嘉锡《古书通例》分析传世文献结构形态，总结出“古书不题撰人”“古书不皆手著”“古书单篇别行”“古书多无大题”“古书多造作故事”“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等义例。这些结论大多已成为学界共识，并为其后陆续出土的简帛文献所证实。
早期典籍，因为载体形制所限，加之文字材料难得，通常是以篇章单行，甚至只是摘抄，少有连篇长论者。故《史记·管晏列传》列举“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老庄申韩列传》记秦王读韩非《孤愤》《五蠹》之书，都是直言篇名。既然单篇别行，分合便无严格结构约束，可以抄纂数篇集为一种，也可同篇编入不同书籍；可以合编，也可以析出，而且合编与单行者可以并行不悖。清人全祖望云：“古人著书，原多以一二篇单行。《尚书》或只用《禹贡》《洪范》，《仪礼》或只用《丧服》，《大戴礼》或只用《夏时》。即《礼记》之四十九篇，或以《曲礼》，或以《檀弓》，或以《乐记》，固未尝不以专本也。”（《鲒埼亭集》卷四一《答朱宪斋辨西河毛诗大学证文书》） 因此，早期典籍往往篇题即是书题，且题名带有随意性，多取篇首二字命名。王国维云“《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并举字书《苍颉》《爰历》《博学》《凡将》《急就》以为佐证（《观堂集林》卷五《史籀篇疏证序》）。即便作者自撰篇章，亦非预先命题，而是文成之后，撮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或是后人所题。
早期典籍除六艺经典外，合编者亦多无总题，而以种类名、氏名及篇数、字数称之。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云“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直至西汉时人，著书仍多云若干篇若干言，不及总题。《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 董仲舒世传《春秋繁露》，当是后人汇集加以总题。故余嘉锡云“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既是因事为文，则其书不作于一时，其先后亦都无次第。随时所作，即以行世。论政之文，则藏之于故府；论学之文，则为学者所传录。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古书通例》卷三）。
先秦著书强调“意”胜于“言”，“言”胜于“笔”，并无“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念，故早期典籍多不题撰人。《诗》《书》《春秋》《国语》《战国策》之类，本属丛编性质，编者之名不彰，自在情理之中。早期诸子之书题名缺略，撰人亦多不明，则往往是因文本来源不一、成书过程复杂所致。诸子之学以家法相尚，父子相传，师徒相授，故某氏之学，其书即名某子之书。家法不明者，则多假托先贤问对形式，久而无能名家，传者自然失其姓名。称为某子之书者，亦不一定出于亲著，或为弟子书于竹帛，或由后学编次成书。其间从思想酝酿，到口授笔录，到整齐章句，到分篇定名，到结集成书，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而且在学派内部的传习过程中，又经众人之手，因所闻所录各异，加之整理的方式不同，容易形成各种传本，有时还会附益笔记、注释、学案、传状之类个人心得和参考资料。因此，最后编成之书，何为师传，何为弟子附益、后学补充，势必难以厘清，只有笼统视作某派学术之丛编。
战国时期，撰述之风渐盛。起初或以抄撮、附会经典为主。如“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进而多有独立撰述，如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大抵皆寓言（《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今传《庄子》，内篇诸篇名寓含旨意，有别于取篇首字题名之惯例，论者以为当是作者自名。而区分内、外篇之意，前人颇有聚讼，或以为内容区别，或以为体例各异，或以为编次前后，或以为手著与依托，不一而足。但是无论自题篇名，还是区分内、外篇，都预示着独立撰述的兴起。至于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不举单篇之名，或即以独立之书行世。此后，“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著书显然不为教学，直可视作著述专门家。
不过，即便是相对独立的撰述，最后成书仍多后人编定。如《韩非子》“存韩”篇为韩非使秦时所上书，篇末却附有李斯的驳议，当为后人编书而备其遭遇始末，以置于首篇（今《初见秦》第一，据《战国策·秦策》乃张仪之说）。《公孙龙子》“迹府第一”开篇即曰：“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假物取譬，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接下则叙述公孙龙与孔穿会于赵国平原君处，相互辩难之语。此显然非公孙龙自叙，也是后人成书而置为篇首纲领。
如果按照独立著作标准，合乎预先布局谋篇、文本结构清晰、书名撰者齐备诸项要求，则当以《吕氏春秋》为创始，《淮南鸿烈》《太史公书》奠基其后。“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吕不韦列传》亦云：“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西汉则有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其书以《要略》篇收尾，为全书之总括，称书名为《鸿烈》，后刘向校书定名为《淮南》。司马迁子承父志，效法孔子修《春秋》，而成《太史公书》一百三十篇，分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其尾篇《太史公自序》总括全书，兼述己志，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且声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独立著述之意，已是彰明较著。
汉魏之时，诸子余风犹存，故士人尚有承继学派、著书立说之志。如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王符《潜夫论》、王充《论衡》、仲长统《昌言》等，似均可以诸子视之。《文心雕龙·诸子》篇：“陆贾《典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其间以文名显者，如扬雄之辈，亦鄙薄章句记诵，以文词为雕虫小技，亟亟于著述一家之言。扬雄甚至以孔子自期，其《太玄》《法言》即仿照《周易》《论语》而作。直至东晋葛洪，虽平生著述宏富，仍不以为自得，念念于立一家之言。《抱朴子》自叙云“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念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实际汉魏以降，经术独尊，诸子之学因不立博士，无弟子门徒可传，日渐式微。《汉书·儒林传》：“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惟六艺经传得立博士，士人遂纷入利禄之途，先秦诸子之书尚无专门传授，时人著述更可想而知。故刘歆评价扬雄《太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缻也。”（《汉书·扬雄传》）余嘉锡认为，自扬雄开始，著述、文章分裂为二。王充《论衡·书解篇》有云：“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为优。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说，于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因此，后世经传注疏独盛，而独立著作衰微，文章结集则走入沉思翰藻之别途。
总而言之，早期典籍从记言到自作，从单篇到丛编，从散乱到有序，最后达到独立完整之著述，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形式变迁的背后，还藴含着知识渊源的追溯和师法、家法的传承等深层次问题，关系到学术史的脉络展开，实有深入探究之必要。
三、汉代古籍的编次校定
春秋战国时期号称中国的轴心时代，不惟古典思想造端于此，而且承载历史记事、先哲思考的典籍也在此期间积聚，并略具雏形。不过，典籍样式虽然经历以孔子为代表的文书档案类文献编选，各学派以口述记录为核心的语类文献结集，直至产生独立撰述，但是总体而言，仍处于编次无序、异本繁众的状态。其间，又经过秦焚书的破坏，图籍散乱更甚。因此，流传至今的早期典籍，多有赖汉人的校订、编次、定名，方臻于完成，故刘向、刘歆父子居功至伟。
秦统一之后，基于专制集权需要和家天下万世永传的妄念，采纳倡导绝对君权的法家学说，作为“别黑白而定一尊”的武器。但是许多儒生、博士，基于维护其学统的需要，每以古学非议时政，“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法家出身的客卿李斯，认为儒生、博士散布的这些言论有害于国家的统一，造成上下离心离德，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的建议迎合了秦始皇独断专行的性格，故被准许。“焚书”之举，造成早期典籍的极大破坏。《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云：“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六国表》亦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官方收藏如此，民间私藏遭兵燹，残缺佚脱，亦可想而知。故汉人荀悦云：“秦之灭学也，书藏于屋壁，义绝于朝野。逮至汉兴，收摭散滞，固已无全学矣。” （《申鉴•时事》）
汉朝建立之后，隐身山林的士人又纷纷出来，从事复兴学术文化的事业。他们自秦灰中捡拾残简断篇，搜集民间私藏幸免的百家残著，凭记忆口述古代典籍，授徒讲学。《汉书·儒林传》曰：“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其余典籍流传当亦如此。政府方面，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正式废除秦朝的“挟书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时又“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但是焚烬之后，文献残缺，口述则异说纷呈。《隋书·经籍志》云：秦政焚《诗》《书》、坑儒士，“学者逃难，窜伏山林，或失本经，口以传说”；“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犹以去圣既远，经籍散逸，简札错乱，传说纰缪，遂使《书》分为二，《诗》分为三，《论语》有齐、鲁之殊，《春秋》有数家之传。其余互有蹖驳，不可胜言。” 汉高祖时，张良、韩信即已序次兵法。西汉成帝时，鉴于典籍散亡佚脱的文献实际，派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成为继孔子之后，早期典籍整理编次的又一里程碑。
刘向等人校书，以文字内容校订为基础，以编次定本为目的。应劭《风俗通义》云：“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其校雠对象是以中古文校今文，以不同传本互校，最后缮写成为定本。如《汉志》之《尚书》小序曰：“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者数十。”
编次定本是刘向校书的目的，也是传世文本的来源所在。其定本成书方式，依照余嘉锡《古书通例》归纳，约略可分作经书、诸子二途：经书如《易》十二篇、《诗》三百五篇、《春秋》十二篇之类，皆先秦已经编定，刘向只以中古文与今文相校，订其文字脱误而已；但是若遇篇数多寡不同，则传本并存，不删除复重。如《汉志》云：“《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国……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但将今古文各家并著于录。再如《论语》并录“古论”二十一篇（注云：出孔子壁中，有两《子张》），“齐论”二十二篇，“鲁论”二十篇。齐、鲁虽同为今文，但“齐论”多《问王》《知道》两篇，两本亦不做合并。诸子传记多单篇别行，分合无定，异本纷呈，故皆以各本相校，删除重复，著为定本。如刘向《晏子书录》曰：“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余嘉锡概括刘向编定诸子之书的原则云：“刘向校书，合中外之本，辨其某家之学出于某子，某篇之简应入某书，遂删除重复，别行编次，定著为若干篇。盖因其学以类其书，因其书以传其人，犹之后人为先贤编所著书大全集之类耳。”然而具体到各书编次方式，实际又有所区别。如《管子》《孙子》之类，只是定其篇第，《晏子》则并改其章次，亦有如《战国策》《楚辞》者，合并同类之书数种，离合其篇章，编定为一书。《战国策书录》曰：“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可见编次《战国策》之来源文献，原本体例不同，书名有别，应属散乱的语类篇章，并非一人一时之书。其原始文献形态，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均整理者定名）可略见一斑。此前学者，如罗根泽、金德建，提出《战国策》作者为汉初蒯通、武帝时主父偃之说，实际未细究刘向《书录》之意，亦因不及见马王堆汉墓帛书。
《汉志》云：“刘向校书，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意谓每编定一书，即排列篇目，并概括其文献来源、内容宗旨、作者背景，撰作书录，然后上奏。刘向所撰书录汇为《别录》，原书已佚，今残存八篇，大致可见其面貌。刘向之后，刘歆子承父业，继续领校中秘之书，并部次群书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冠以概述性质的辑略，总为《七略》。《七略》原书虽佚，但其基本内容已为《汉志》所采录。因此，早期典籍得以著录传布，有赖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编次之功。不过，今传早期典籍多有与《史记》所言篇数相合，而与《汉志》著录不同者，如《孟子》《孙子》《新语》即是。此或仍是民间传本之旧，而非刘向校定之新本。因为西汉中秘所藏，外人难以观览传抄，王莽之乱又并从焚烬，未得广泛传布也在情理之内。
我们今天尚能见到的早期典籍，虽然不见得都传自中秘之书，但大致都经过汉人的口传记录、编订整理，方成为定本。如今题汉伏胜撰《尚书大传》，而据《玉海》卷三十七引《中兴书目》：案郑康成序云，“盖自伏生也。伏生为秦博士，至孝文时，年且百岁。张生、欧阳生从其学而授之，音声犹有讹误，先后犹有差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生终后，数子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向校书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可见此书虽传自伏生，但并非记录其口说，而是张生、欧阳生杂以己意，书成于众手。刘向始校理为四十一篇，郑玄又诠次作八十三篇。《隋志》则云：“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张生，张生授千乘欧阳生。”《经典释文·叙录》亦云：“《尚书大传》三卷，伏生作。”因此，后人皆题作“汉伏胜撰”。《四库全书总目》即据郑玄之序云：“此《传》乃张生、欧阳生所述，特源出于胜，非胜自撰。” 实际汉前古书成书大致如此，不独《尚书大传》为然。
四、古籍的结集、抄撰与编纂
关于古籍结构的历史演变，李零曾经做过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好像气体，种类和篇卷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其实，古籍结构演变总体而言始终是处在动态的过程，固定只是针对个体而言。在纸张广泛用于书写和雕版印刷流行的背景下，古籍结构演变主要是内容的重组与再构，包括有总集、别集、抄撰、类书、丛书等书籍样式。
根据前文所述，今传先秦诸子之书，实际已粗具后世文集性质，但是因内容驳杂，体例不一，作者难辨，视作学派文献汇编或更为恰当。《汉志》“诗赋略”既有屈原、贾谊、扬雄等各家之赋，又有《淮南王群臣赋》《客主赋》《淮南歌诗》等合集，实际已涵盖总集、别集类型作品。四部分类确立之后，集部内容除诗文评类具有原创和独立性之外，总集、别集都具有汇编结集性质。总集是指多位作家诗文词曲作品的汇集，总集的编纂方式，既可以笼而统之，又可以依据文体、时代、地域、流派、类别进行汇编，编辑方法则有全集与选集之分。《诗经》《楚辞》《昭明文选》《玉台新咏》都是早期总集的典范之作。别集是指个人作品的结集。汉魏六朝时期，别集渐盛，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就有八百余部。《四库全书总目》“别集类”小序总结说：“集始于东汉，荀况诸集，后人追题也。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朓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集”的出现改变了简帛时代书籍以单篇流行的形式，而这与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的广泛采用，在时间上是吻合的。唐宋之后，总集、别集成为古籍编纂的重要形式，成书数量巨大。如白居易《白氏集后记》有云：“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延至清人，别集可考者多达三万余家，文人学者几乎人人有集。时至今日，编纂总集、别集仍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内容，《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都是新整理的典型总集作品。
抄撰是指采用已有文献，按照一定编纂目的进行的节抄、集抄类古籍整理工作。其中既有对于原书的节录，亦有抄撰者的汇编加工，可谓编、撰合一。据其性质而论，孔子时代利用旧典编选“书”“诗”，即可视为抄撰。《汉志》“诸子略”著录《儒家言》十八篇、《道家言》二篇、《杂阴阳》三十八篇、《法家言》二篇、《杂家言》一篇、《百家》百三十九篇，“兵书略”著录《杂家兵法》五十七篇，均注不知作者，义例亦无可考，如循名察实，当即诸子类之杂抄。但是早期典籍中此类文献，或源于档案文书，或源于口传记录，与真正意义的抄撰之书还不可等同。抄撰性质书籍的出现应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有文本稳定的成书，二是纸张广泛用于书写，给予书籍抄写、流通以便利。抄撰出来的新书，书名多附带“钞（抄）”字，或另赋新名。汉代书籍流通不广，抄写又不便利，故《汉志》明确著录为抄撰性质的书籍尚不多见。唯刘向利用中秘藏书的便利，编有《列女传》《新序》《说苑》诸书，性质与抄撰差似，但所采文献并非文本稳定的成书，亦可归入诸子之书、成一家之言者。魏晋以降，抄撰性质的书籍渐次增加，故《隋志》颇多著录，如经部著录范宁《礼杂问》十卷，另著录《礼杂问答》八卷、六卷本，还著录有何佟之《礼杂问答钞》一卷，或都是源于《礼杂问》十卷本；再如著录何承天《礼论》三百卷之后，又录庾蔚之《礼论钞》二十卷、王俭《礼论要钞》十卷、贺瑒《礼论要钞》一百卷、《礼论钞》六十九卷、《礼论要钞》十卷，文献当属同源，只是节抄者各取所需，以致成书面貌各异。集抄类书籍，多具有专题文献汇编性质，有些可能是编者为著述进行的文献准备，如《隋志》卷三三录有任昉《地理书抄》九卷，陆澄《地理书抄》二十卷，而他们又分别著有《地记》二百五十二卷，《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公贵族有聚书风气，往往雇人佣书，除录写原书副本之外，亦不乏节抄、集抄以为己著者。官方甚至有设“抄撰学士”专职于此者 。《金楼子·著书》罗列梁元帝萧绎著述677卷，当属学士抄撰而成。此类抄撰风气，在佛典纂集方面亦颇为盛行。如《略成实论记》记载南齐竟陵王萧子良集结名僧五百余人，抄比《成实论》，略为九卷，写百部以流传天下。章学诚《校雠通例》于抄撰之编盛行不以为然，斥之为后世学术苟简反映，谓宜另立书抄一类，附于诸史抄之后。其实，抄撰之书的涌现是写本时代文献传播样态的映照，符合难以接触官方典藏的读书人的现实需要，具有传播保存文献的意义。
类书，古代也称类事之书，是指抄撮古籍中的史料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俪词骈语，分门别类或按韵部排纂，以供检索的书籍形式。因为涉及内容广泛，在古典目录学中，往往难以归类，故《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云：“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类书的出现，也是纸张用作书写材料，书籍轻便易得背景下的产物。三国魏文帝曹丕命儒臣编辑的《皇览》，是学界公认最早的一部类书。宋王应麟即云：“类事之书始于《皇览》”（《玉海》卷五十四），《四库全书总目》也说：“考割裂古书，分隶门目者，始魏缪袭、王象之《皇览》”（卷一百二十三《古今说海》条）。魏晋南北朝时期，适应文学创作上讲究用事与辞藻的风尚，抄撮典故、辞藻的类书屡有造作，但多已亡佚，只是在敦煌遗书和海外写本中保存有部分残帙。现存类书，最为著名的是唐代编辑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编辑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诸书；明代永乐年间编辑的《永乐大典》（22877卷），清初编辑的《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则可谓是类书中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永乐大典》因其丰富的内容和曲折的存藏经历，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
类书的主要功能原本只是便于检索典故、词句，然而流传至今日的类书，却在文本辑佚、校勘和反映知识分类方面体现出重要的文献学价值。类书都是大量抄录古籍，许多古籍的原本因为天灾人祸而亡佚或残缺，类书就成了辑录佚书佚文的渊薮，如《太平御览》引书凡1689种，十之七八均已不传；《太平广记》引录古小说约五百种，原书已有大半失传，原书尚存者也可从中辑出不少佚文。《永乐大典》采用按韵部排纂的形式，韵部之下往往完整抄录古籍，保存了若干佚书的原貌。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四百余部佚书。现在《永乐大典》全书虽已不传，但在佚存的近千卷中，仍时有新的佚文发现。即便类书所录有传本的古籍，因为原本辗转抄刻，错讹在所难免，类书的文本正可作为校勘的参照。号称当时最善之本的《四库全书》本《水经注》，即是清儒戴震据《永乐大典》抄本校订而成。传世本《魏书》的《礼志》《刑法志》有脱文，学人习而不察，清儒卢文弨和近人陈垣、唐长孺依据《通典》《册府元龟》引录文本校勘，方补足了脱文。今人陈尚君撰《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主要依据《册府元龟》资料复原《旧五代史》的面貌，堪称利用类书辑佚校勘的重要成果。
类书可以分为综合性类书和专科性类书，因为博采群书，内容丰富，故有古代百科全书之称。当然，类书与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根本的不同。但是，类书分门别类的形式，承继了中国古老的分类思想，体现出不同时期知识分类观念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对于学术史、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如近古时期大量的通俗类书，就是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宝贵文献资料。
丛书，是指把多部不同的书汇编到一起，冠以总名。类书与丛书均根据已有古籍编纂而成，但类书是割散原书，重新分类编纂，而丛书则是保持原书的完整性，一般都是整部收入。“丛书”之名最早见于唐人陆龟蒙的《笠泽丛书》，但该书性质是文集而不是丛书。后人多将成书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的俞鼎孙、俞经编《儒学警悟》作为丛书之源，这部丛书收入了六部宋人著作。其次是南宋左圭的《百川学海》，收录唐宋人著作100种179卷。丛书根据性质可以分为专科类丛书和综合类丛书，所谓丛书起源只是就综合类丛书而言。实际专科类丛书可能起源更古，如先秦即有的“六经”之说，三国时所称的“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完全可以视作丛书之名。明清时期，丛书成为编纂刊刻古籍的重要形式，先秦至宋元的古籍文献，大多都被收入丛书。20世纪50年代，上海图书馆根据国内41家图书馆收藏编纂的《中国丛书综录》，收录丛书2797种，子目书名七万余条（去除重复，共得38891条）。阳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又收录丛书3279种，子目汰去重出，亦有四万余条。两书合计子目，当在五万种左右。这个数字显然还不是完全的统计，释藏和新学类丛书都不包括在内。因此，丛书是我们今天利用古籍文献的重要来源。现存古籍的版本也以丛书本居多，大量古籍特别是篇幅较小者，都赖丛书得以流传至今，否则早已失传。
丛书的采录标准和排列次序因编纂宗旨而异，大多只是粗分门类，随编随刻，不似类书有严谨的结构体系，也没有严格的次序。但是，《四库全书》《大藏经》《道藏》等丛书，因其体大思精而成为古籍编纂的典范之作，影响巨大。其中，《四库全书》以国家之力，广集传世古籍，选择善本，按照严格的目录体系分类编次誊录，并撰写提要考辨内容与形式，成为体现古典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诸学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如今，已有学者将《四库全书》相关研究命名为“四库学”，成为古典文献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大藏经》《道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编纂体例，前者以经、律、论分部，后者以三洞六辅分类，网罗了大部分的佛道文献，使其免于散佚。清代周永年撰有《儒藏说》，提出仿效佛、道藏的体例，纂集儒家经籍为《儒藏》，《四库全书》的编纂即受其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