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很小年纪，我就是个很好胜的孩子

野性的精神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母亲是锡伯族。锡伯族历史上是个游牧民族，能征善战，其中一个分支跋涉两万里，大举迁徙伊犁河谷，为保护西北边疆立下战功。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上也延续了这种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

登山，是从童年开始的。记得小学一年级，我还在北京上学。一次春游，同学们被老师带领着一起去郊区爬山。班级里组织了三个小分队，看哪个小分队先爬上去，先到的小分队就是第一名。

我就在其中一个小分队负责看管旗帜，结果，我代表所在的小分队将旗第一个插到了山头上。这是我在户外活动中获得的第一个荣誉，渐渐地，我开始热爱上了登山。

少年时代，几乎每个假期都要带着弟妹回到位于辽宁山区的外婆家。从郑州到外婆家需要在两个地方转车：北京、锦州。到达辽西山区一个小站后，还需要走8里的山路。母亲把我们交给列车员，其余的就靠自己去摸索了。

很小年纪，我就是个很好胜的孩子，即使是在外婆家。一次和山里的孩子一起偷瓜：趁瓜棚里的看瓜人睡午觉的工夫，大伙“猫”进瓜地摘香瓜。看瓜人醒来发现了我们，其他的孩子都吓跑了，可我借着瓜秧隐蔽，一动也没有动。

看瓜人没有发现我，返回继续酣睡。我把圆领衫脱下扎成一个口袋，背了整整一口袋香瓜回到孩子们中间。这一次后，我就成了村里的孩子王。

学生时代，我不是一个守纪律的学生，除了数学优异外，其他功课平平，旷课、闯祸，一次爬树掏老鸹窝下不来，甚至还惊动了消防队。

初中还没有毕业，“文革”爆发了。1968年，我应征入伍，成为空军汽车三团的驾驶兵。

6个月的驾驶学习后，我被分配到新疆空九军汽车营，主要负责在南北疆运送军械给养。一次在南疆执行运输任务，途中宿营坐落在陡峭山脚下的三岔口兵站。我见时间尚早，就单独一个人去登山，本以为晚饭前可以返回，就没有对任何人打招呼。

天黑了，结果我困在半山腰上下不来，冷饿困冻至第二天凌晨才摸下山。我没有想到，车队彻夜寻找失踪的二班长，以为被逃犯劫持或杀害了——附近的劳改场刚刚逃跑两个重刑犯。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个人的特立独行同部队强调的组织性纪律性并不相容。戈壁风沙弥漫，冬寒夏暑，磨炼意志的边塞生活中，我为了调剂漫漫黄沙的单调，便就着大姐寄来的高中课本，熄灯号后蒙在被窝里自学数理化。

这一时期，司汤达的《红与黑》、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薄伽丘的《十日谈》、但丁的《神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也纷纷进入了我的阅读范围。

1973年复员回郑州，我放弃了开车的职业，到铁路一家工厂去做锅炉大修工，因为后者有机会被选送上大学。一年后，我被选送入兰州铁路学院给排水专业。由于我并不是很喜欢所学的专业，就在课余自学英语和政治经济学。大学毕业时，已经能够阅读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的原著了。

1977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做技术员。

那时的广东，正从昔日人们心目中的“化外之地”变成一片生机勃勃的热土。而每一次时代的变迁，也都会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区别只在于改变的早晚。我，就属于被时代的波浪最早打湿衣襟的那批人。

鹏城生活之初

1978年4月的深圳，怒放的木棉花已经凋谢了。

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我正在深圳笋岗北站检疫消毒库现场指导给排水工程施工。内地各省市通过铁路出口到香港的鲜活品先运到深圳，集中到笋岗北站编组检疫，再运过罗湖桥。运输途中发病或死亡的牲畜、变质的水果蔬菜要在这里检验清除。消毒库是为返程的空车皮检疫清洗的工程。

之所以到深圳，是因为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公司），担任给排水技术员。当时的工资是每月42元。

工程五段主要负责北至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坪石，南至深圳罗湖桥头路段的沿线土建工程项目。在这一管辖路段，几个工程项目经常同时展开，1978年，我们接手了笋岗北站消毒库项目。而那个时代，深圳还属边防禁区，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来的。

施工空暇去了一趟沙头角：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的。界碑不能越过，内地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里摆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通过熟人安排，还去了趟罗湖桥边检口岸。当时罗湖桥头是“禁区的禁区”。过境的铁路客货车在桥头前要再次停下来，接受检查。一队武警战士，每人手持一根端头固定一面小镜子的金属棒，弯腰钻进路轨，借助小镜子检查车皮底盘死角，防止偷渡人员藏匿其间。

偷渡客常常在笋岗车皮编组期间，藏身于车轴和底盘间的空隙，企图免检免票穿过罗湖桥头，到另外一个世界寻求生计和梦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企图蒙混过关，虽然有的漏网了，但大多数都被截获，甚至有人因列车的晃动掉下来丧了命。

罗湖桥头的那边，就是香港。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香港被清政府割让了三次。184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与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九龙半岛南端被割让；1898年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清政府又将九龙半岛北部及大屿山等岛屿和大鹏湾水域租借给英国，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止。

河对岸，香港的山影缥缥缈缈。

笋岗北站施工现场十分简陋。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子席苇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住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程表、决算表，看书，睡觉。岭南的黑白花纹癍蚊子格外厉害，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难忍。还有讨嫌的苍蝇，工棚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会被苍蝇占据，那密密麻麻的情形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晚饭后工友围坐在唯一的19寸电视机前，打发消磨时间。我则一个人躺在蚊帐里看书，不凑那个热闹。偶然围上去，却意外地发现工友们在观看香港台。我听不懂粤语，但那生动的画面，活泼的面孔，刺激感观的广告却让我感到新鲜、诱惑。

只是看不了5分钟，就有一位工友起身，将频道调回广东省台，没过两分钟再调回香港台，就这样来回切换着。边境禁区明文规定：不准收看宣扬资产阶级腐朽、颓废、堕落生活方式的香港电视台。

对工地管理者来说，最头疼的还不是看香港电视，而是人员失踪。清晨起来，发现少了一个或两个工友——他们投奔河对岸去了。望着工友空荡荡的铺位，我迷惑极了：为了谋生，为了发财，还是为了能自由收看香港电视台？抛弃工作，抛弃家人（或和家里人合谋），弄不好被遣送回来或搭上生命，值得吗？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一位壮实的农民汉子骑着一辆加重自行车，将我载到距笋岗北站6公里、紧邻界河的皇岗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我岳父曾蹲点该村，房东就是载我做客的农民，他叫庄顺福（绰号“牛仔”），皇岗村村长。

我跟“牛仔”走进一座普通的屋子。摆设有些凌乱，灶台上是黑铁锅，用风箱、柴火烧饭，墙上挂着蓑衣。“牛仔”话不多，普通话很生硬，交谈时我常误会他的意思，至于在他家里操持的母亲和下地种田的妻子，我就更感到难以沟通了。晚上吃饭时，两位女性只是哧哧笑着往我碗里夹菜，虽无语言交流，却让我感到客家人的好客、纯朴、善良。

晚饭后，送我回去的路上，“牛仔”的车子骑得很快。还兼任民兵队长的他向我解释，他要赶回来值勤。由于皇岗村紧贴界河，是偷渡客优先选择的偷渡点。

他还告诉我，村里的年轻人一大半在香港谋生，并无限制。由于历史原因，村中的部分耕地被划在界河另一侧，村民持有两边承认的“过境耕地证”自由往来。“牛仔”还说，他中学同班的同学，留在深圳的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工程继续着。我盼望尽早结束工程，远离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

很快到了1979年夏季，深圳西部的蛇口在香港招商局主持下投入大规模开发。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精英云集海湾，开山炮惊天动地，推土机滚滚而来。仅仅一年多，一个生机勃勃、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的现代化海滨新城就呈现在人们眼前。一切简直快得像神话。

邓小平说：“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这一点权力却催生出一整套新颖的经营理念和做法，即人们所说的“蛇口模式”。

“蛇口模式”的主要内容有：工业区机构精简，减少层次，因事设人，不搞上下对口；实行严格的经理负责制，企业定岗位、定成本、定利润；干部不划级别，被招聘者原职位只能存档，根据需要和能力重新聘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各级干部每年接受一次群众信任投票，票数不够者，自然淘汰；允许员工和人才合理流动，工厂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辞职。

今天听起来普通的观念，当时对许多人却是石破天惊的。

命运的选择

深圳工程结束后，我仍然在铁路沿线穿梭。然而，工作状态始终无法兴奋。我并不喜欢自己所从事的技术工作，更向往理想主义色彩浓郁、浪漫刺激、充满悬念的生涯，我曾梦想成为悬壶济世的医生、福尔摩斯式的神探、战争风云中的巴顿、漂洋过海的航海者、无线电工程师……

然而，现实生活中我却一直被选择：17岁当兵时希望当个无线电兵，却在茫茫戈壁做了5年驾驶兵；1973年复员时已经22岁，当时的愿望是上大学，学医学或法律，但能选择的却是就业，而复员办公室给出的职业却是司机或锅炉铆工，二选一，讨厌驾驶的我选择了每月配给49斤粮票的锅炉铆工；一年的重体力活儿换来了一个大学生名额，但却不是自己选择的学校，更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方广州，我喜欢岭南的风光，喜欢广州对外交流的现代气息，却不喜欢所从事的职业。

只是，你不喜欢从事的职业，但如果有选择，做什么呢？少年时代的梦想已成为过去，已接近而立之年的我要选择的目标是什么却仍然混沌一团。只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在机会来临之前要学习，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做知识储备，否则机会来了也抓不住。

在铁路沿线出差途中我总会捧着一本书，晚饭后也往往独自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做读书笔记，直至凌晨；即使是节假日，我也会去上英语课。

学习外语期间，我结识了暨南大学外语系的主任曾昭科先生。曾先生有在港英政府警署任高级督察的生涯，对香港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环境了如指掌。跟他学习，无意打开了一扇了解香港社会的大门。

一个周末，广州友谊剧院的音乐会。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刘元生先生与广州乐团联袂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我太喜欢这首爱情至上的协奏曲，所以演出结束后跑到后台向演奏者祝贺，刘先生送了我一盘他个人演奏的《梁祝》协奏曲录音带。当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盘录音带竟会成为我们交往的开始。而刘先生也在日后成为我到深圳创建万科的生意伙伴、公司上市之后的大股东之一。

时间过得很快。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就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日。

也就在1980年，我通过参加招聘，脱离了铁路系统，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我活跃在春秋两季的“广交会”上，经常出入高级宾馆，生活方式有点鸟枪换炮的味道。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切都是新课题，一切都那么刺激新鲜！我每天早起晚归，努力工作，要把耽误的青春补回来！ 1981年，广州市面出现第一批日本铃木牌125CC摩托车。处里购买了两辆，其中一辆分配给曾驾驶过5年汽车的“小王”。我头顶安全盔，驾驶着红色铃木，在广州新建成的环市路上兜风，阵阵颤动的快感袭上心头。

就在满怀热情的忘我工作中，问题出现了。

1982年春季交易会，东方宾馆。我同科长安排接待一位重要的厂商，其中有一个环节是外经委主任宴请。宴会上为了调节气氛，我主动讲了一些轻松话题活跃气氛。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主任和外商边吃边谈，显得自在轻松，心情愉快的外商还两次夸奖“王先生的干练”，我也不免满足了两次小小的虚荣心。

筵席散去，科长却把我拽到一边，严肃提醒：“你怎么把主任的风头都抢去了，还有处长、科长，哪轮到你表现？想想你平时的情况，是不是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枪打出头鸟’知道吗？要注意啊。”科长一席话语重心长。我无言以对。

在论资排辈的传统气氛中，我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受到了强烈的抑制。

自此，我上班不早到一分钟，下班到点前就收拾妥办公桌上的文件。只分配1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在业余爱好上，如越野摩托车、乒乓球和象棋。

一晃年底。年终总结工作，领导却觉得我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评价王石变得稳重成熟了，“这样的人不培养，培养什么人呢？”哎哟，努力工作却受到批评，精力几乎全用在业余时间却得到表扬和赏识，这简直是莫大的讽刺。我再一次想到了离开。可去哪呢？出国留学还是应聘远洋公司当海员？

此时，在距离广州130公里的深圳蛇口开发区，开拓者袁庚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浑然不觉间，深圳已经成为一个被世界瞩目的建筑大工地。应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调遣，两万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部队官兵日夜兼程奔赴深圳参加基建大会战。

转眼1983年春。“牛仔”夫妇带着打捞的鲜虾、一箱新奇士橙、一箱加州红苹果，来广州探望我的岳父母。“牛仔”穿着一件台湾制的浅色夹克，头发也光鲜了许多，最称奇的是“牛仔”村长的夫人烫了个卷发头，问她是哪儿烫的，她只是低头掩嘴嗤嗤地笑，脸也红了起来。短短三年时间，深圳到底发生了什么？

“牛仔”兴奋地告诉我们这些广州人：整个深圳成了大工地，罗湖区的两座山头都被铲平了。

“铲下的土方倒进海里？”

“罗湖区是个洼地，铲平山头填洼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