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人民网-山西频道
人民网记者 麻潞 段思齐 王帆
“就从这下山吧！”
站在六七十度的陡坡上，眼前杂草遍布，耳边是呼呼的风声，记者感慨：“确实刺激。”
这里是山西省太原市北部的天门山，隐藏在群山之中的一片宁静之地。时下，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第二阶段——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实地调查将于5月结束，各项工作已进入冲刺期。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全面核查山沟里的文物点。根据‘三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信息，底下可不止一处文物呢。”4月7日午后，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阳曲县文物普查队队长檀志慧一边招呼大家，一边对记者说。
这是和檀志慧约好的第二次采访，来之前他说这趟行程会“很刺激”。
在深山里前行的普查队员。人民网记者 王帆摄
“走！”檀志慧打头阵，众人跟在他身后，侧着身子，压低重心，手脚并用地慢慢往下“溜”。
20多分钟后，文物普查队终于到达沟底。看着“有备而来”的记者，队员打趣道：“让你们穿耐磨的登山鞋和登山裤是有道理的吧，这下肯定不会像上次一样划破裤子了。”
“看这儿！”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大家“秒切”工作状态：在第一处不可移动文物——明代的重修栈道碑前，有人拿出皮尺测量，有人仔细观察记录信息。
相比以往，数码相机、无人机航拍、三维扫描建模、北斗定位仪智能手持采集终端等已经成为“四普”标配，样样都是队员的“傍身技”。
“距离‘三普’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当时条件有限，一些数据不够精准；现在有了科技加持，无人机可以快速覆盖广阔区域、完成高清晰度拍摄，RTK测量仪（实时动态测量仪）能实现文物位置厘米级定位，大大提升了我们的数据质量、工作效率，以及对文物本体认定的精确度和全面性。”曾全程参与太原市“三普”的檀志慧，这次挑起了“四普”的大梁。
“普查登记表中‘三普’时的‘GPS坐标’变为‘四普’中的‘本体边界坐标’，凸显了更为明确的地标位置。我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三普’时，只需要跟在队长身后，专注手头的具体任务。现在作为组长，每天要精心制订工作计划，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檀志慧说。
很多田野文物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部分古遗址、古墓葬所处位置甚至无路可达。不过这些困难对于普查队来说都不算什么，他们最担心的是“三普”时坐标定位存在误差，时隔十几年，文物所在地的地形地貌也会发生一定变化，少数文物的准确位置难以确定。
普查队员们正在记录一组文物数据。人民网记者 王帆摄
继续往前走，河道底部乱石林立，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
“大家小心点儿，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进度。”檀志慧向记者解释道，“文物的名称、空间位置、保存使用状况、GPS坐标、自然环境等，都是需要普查的内容。我们天黑前得结束，不然返程就困难了。”
说话间，大家爬上一处土坡，山壁上的摩崖造像映入眼帘。队员们各司其职，定位、拍照、测量……
如今，“四普”的组织架构更严密，队伍成员更多，既有文物行政部门、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机构的业务骨干，也有博物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力量。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文物普查的专业性和效率，也能促进文物保护和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像摩崖造像这样看上去比较简单的低级别文物，值得费这么大劲儿吗？”记者忍不住问。
檀志慧说，记录也是一种保护。发现的每一处遗迹、每一片陶片、每一块残砖，都承载了过往的历史与生活。“‘低级别’不代表‘低价值’。也许现在认为不重要的，后人认为很重要，只是目前没有发现它更高的价值。所以我们要‘应普尽普’，不要因为个人的认识不足，造成信息的缺失。”
眼见无人机飞回队员手里，记者以为要“收工”了，檀志慧却笑着说：“快走吧，还有两个文物点。”
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山沟里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大家终于发现了目标——明代凌井沟题字和石刻。队员们卸下疲惫，冲上前去一起辨认石刻上的文字：“余有好山癖……余得闲过此，乃平生之幸矣。”
“能来到如此人迹罕至之地，与历史‘对话’，乃吾辈平生之幸矣！”此时，大家与400多年前的石刻作者产生了共鸣，纷纷发出感慨。
当日发现的最后一处文物点——明代凌井沟石刻。人民网记者 王帆摄
“四普”的工作过程虽苦，但普查队员们总能寻得许多“风景这边独好”的乐趣。采集到一组组准确数据、拍摄到一张张清晰照片、历经岁月沧桑的未知文物缓缓露出真容的时刻，或许就是属于“四普人”的“高光时刻”。
回程路上，被问及参加“四普”最大的动力，队员们不约而同谈到热爱和责任——让我国文物资源“家底”更清晰、让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更可见可感。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截至3月31日，山西已复查“三普”登记不可移动文物50024处，已调查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2308处。“四普”这项“作始也简，将毕也巨”的工程，即将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但对“四普人”来说，保护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