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分别为：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浙江仙居下汤遗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入选的10个项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涵盖了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夏商周考古、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佛教考古等多个领域，进一步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
为东亚现代人起源研究提供新材料
东亚现代人的由来是当今学术界与公众聚焦的热点问题。经过系统调查与科学发掘研究的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为揭开谜底提供了全新证据。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出土的部分动物化石。
濛溪河遗址群分布在四川省资阳市、川东丘陵地区，沱江支流濛溪河沿河两岸，考古人员在此确认了多项展现早期现代人行为特征的考古学证据。距今约10万至5万年的濛溪河遗址群硅质岩小石器工业的发现，系统填补了中国南方到东南亚本阶段文化的空白，为东亚早中期石器文化转型研究提供了实证。
同时，濛溪河遗址群首次揭示了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的采集经济和对植物资源的认知和利用能力，反映了古人类对环境的广谱化利用和生存策略的多样化，为认识东亚乃至全世界早期现代人行为提供了新材料。其中，对药用植物信息的提取，更是开创了人类演化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新纪录。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
实证我国万年文化史
▲下汤遗址出土的上山文化典型器物。
下汤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下汤村。遗址坐落在灵江上游一处盆地中央的自然台地上，高出周边农田1至2米，东、西临水，南距灵江约2公里。
遗址平面呈不规则圆形，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达2.5米，包含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好川文化4个阶段，纵贯新石器时代的始终。该遗址确立和完善了该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是我国南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对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
下汤遗址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后上山文化中晚期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及其动态发展过程。遗迹丰富，类型齐备，包括房址、器物坑、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场、红烧土“广场”、沟渠、沟槽、道路等，全景式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聚落结构。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
黄河上游早期文明发展的新高度
▲寺洼遗址出土的陶器。
寺洼遗址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寺洼山村，考古人员在此发掘出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和寺洼文化大型墓地。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位于遗址中东部，现已发现史前时期三重近方形布局大型“围壕（沟）”，是目前已知国内最早的多重近方形大型“围壕（沟）”结构，为后世（长）方形“城池”的出现奠定了早期基础。在“围壕（沟）”内侧，考古人员发现多处手工业生产生活区；外侧，发现疑似“道路”和大面积“人工堆土”。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大型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丰富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
马家窑文化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一路向西北、西南开拓，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高水平专业化彩陶生产、交换和贸易为特色，创造了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孕育了西部诸多考古学文化，开辟了东西方交流的早期通道，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有力实证
▲玛不错遗址全景。
玛不错遗址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康马县玛不错湖岸，海拔4410至4430米，分布面积逾14万平方米。该遗址是目前所知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序列最清晰、自身文化特色鲜明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湖滨遗址。
玛不错遗址是西藏中部地区发现的、超过距今4000年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展现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的连续发展和演变，揭露出距今4400至3000年的连续文化层及墓葬，另发现了距今5000年的早期活动区，以及距今3000至2000年的大型石构建筑群。这些发现不仅为构建史前青藏高原腹地长程的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础，也是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的参照标尺。
▲玛不错遗址第三期出土器物。
考古人员还在此发现了一批具有明确出土层位和高原测年最早的外来遗存，如稻、粟、黍、海贝、象牙、青铜器等，不仅填补了高原地区跨区域文化交流研究的诸多空白，而且对于研究互动背景下极端环境中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同时也为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佐证。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探索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
▲盘龙城杨家湾M17出土的青铜兽面纹牌饰。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西北郊，为长江中游商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城市聚落，也是这一区域考古工作最为系统、历时最长的夏商时期遗址。
盘龙城遗址的景观与环境考古学研究，首次在长江中游夏商时期遗址中揭示出遗址景观与环境的变迁态势。而从盘龙城遗址周边河、湖水位的变迁和遗址景观研究，可进一步推知整个江汉地区夏商时期的水位变化，这为认识长江历史上水位变迁、古今聚落选址规律提供了重要资料。
考古人员在城址区西侧的小嘴地点发现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存，是首次在早商时期的地方中心城市中发现明确的铸造青铜容礼器的证据，表明早商时期地方城市能够获取青铜资源、铸造青铜器，为重新认识商王朝早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供重要资料。
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不仅实证黄河、长江文明的统一性发展，而且表明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文明的摇篮。盘龙城因此成为探索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最大的先周文化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
▲周原遗址出土的有字卜甲。
周原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扶风两县北部交界处，总面积逾30平方千米，是目前考古发现最大的先周文化聚落和西周都邑聚落。
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完整揭露出两座先周与一座战国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可确认周原遗址是先周都邑，乃古公亶父迁岐之地，有力地推进了先周文化等重大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周原遗址存在宫城、小城与大城三座西周城垣，初步揭示了周原聚落的城垣结构，大致厘清了周原都邑的空间结构和布局，将以往零散的大型建筑、铜器窖藏、墓葬等纳入了不同层次的城市空间。
考古人员还完整揭露了大城东南门和宫城南东门，填补了以往西周城门发现的空白，丰富了对我国古代城门结构形制的认识。此外，宫城南门外壕沟内出土卜甲、卜骨残片213片，初步辨识出刻辞295字。甲骨刻辞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军事战争、数字卦等多方面，是研究西周甲骨学与西周历史的罕见出土文献。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
实证北京三千年建城史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地处大石河北岸，主体为西周时期遗存，是目前发掘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外城墙和外城壕北段航拍照片。
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新发现外城墙和外城壕，首次明确了西周封国中的两重城垣结构，城址范围由60万平方米扩大至近100万平方米。琉璃河遗址的城市方向、城圈结构等规划特征与西周王朝中心周原遗址相似，是分封制下国家治理、边地统治的有力见证。
燕侯家族墓地的确认，使遗址最高等级墓葬的数量与墓地形态得以完整展现，不仅可推断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时间，更可填补传世文献中燕侯世系的空白。考古工作通过人类全基因组测序，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复原古代家族树，是研究古代家族关系、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
琉璃河遗址近年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与“太保墉燕”等重要出土文献，从不同角度证实了北京自西周时期开始、三千余年赓续不断的建城史。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
为楚国研究提供丰富资料
武王墩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三和镇，墓地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内涵丰富，是一处战国晚期楚国墓地。
经考古勘探确认，武王墩墓是一座带围壕的大型独立陵园，坐落于一条南北向的岗地之上，占地约150万平方米，四周由围壕围合而成，围壕周长近5000米。主墓武王墩一号墓木椁室首见结构完整的九室多重棺椁，椁木上发现有墨书文字，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数量最多、等级最高、内容最丰富的先秦墨书文字。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升鼎。
武王墩一号墓还出土了基本完整的礼容器、礼乐器组合；木俑规模大、种类多、保存完好、共出器物丰富，属楚墓中首见，其性质应是墓主人死后对生前出行仪仗、乐舞队的明器化呈现。
目前，武王墩一号墓编号文物已过万件，数量庞大，种类包罗万象，为了解楚国物质文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经过近5年的考古勘探、发掘、整理、研究，结合文献史料综合分析，初步确定一号墓墓主人是《史记·楚世家》中记载的楚考烈王“熊元”，这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时空坐标。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揭示中央王朝对云南的有效管辖和治理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
河泊所遗址地处滇池盆地肥沃的东南湖滨冲积平原，东靠关岭，西临滇池，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约3平方公里，东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仅700米，是云南高原已知规模最大、延续时间较长、文化内涵较丰富的商周至汉晋时期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河泊所遗址发现的城墙、城壕、大型木构遗迹以及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封泥、简牍等重要遗物，为确定汉代益州郡治提供了考古实证。结合文献关于汉代益州郡的相关记载，可以确定河泊所遗址以上蒜第一小学地点为中心的区域，正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遗址出土的封泥和简牍，是迄今西南地区出土的最重要的一批汉代文书资料。简牍中释读出的“滇国”“滇丞”与出土的“滇王之印”“滇国相印”等封泥相互印证，揭示出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郡县制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河泊所遗址商周至汉晋时期的系列重大发现，厘清了云南滇中地区从商周至秦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实证新疆多元宗教文化并存的历史
▲莫尔寺遗址远景。
莫尔寺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市东北33公里处，距最近的村庄莫尔村直线距离约4公里，坐落在天山支脉古玛塔格山东南一处洪积台地上，是我国古代西域疏勒的重要佛教寺院遗址。
莫尔寺遗址的系统发掘表明，该遗址结构、布局基本保存完整，寺院建筑类型基本齐全，时代较早且延续时间较长，首次提供了早期佛寺布局及其发展演变的样本，是我国早期大型地面佛寺的典型代表。
▲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大佛脸残块。
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基本明确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确定了寺院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废弃的原因，是丝绸之路佛教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为汉唐时期新疆特别是喀什地区佛教信仰及寺院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也实证了新疆多元宗教文化并存的历史及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治理。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周芳 吴艳
制作 |章音頔
来源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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