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官员枉法，冤屈无法得到申诉，百姓就会求助于神灵。那么，阴司是否就是一方净土，能够体现真正的法律公正性？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可知，当时人对阴司的司法公正性同样提出了质疑。
——编者按阴司诉讼：重建法律公正的有力途径？
文 | 陈宝良
明初人瞿佑所作文言小说《剪灯新话》中《令狐生冥梦录》一则，记载了一位刚直之士令狐譔至阴司打官司的故事。
小说记道，令狐譔生平不信神灵，傲诞自得。凡是有人谈及鬼神变化、幽冥果报之事，他就大言加以驳斥。
他有一位近邻乌老，家资巨富，尚贪求不止，而且“敢为不义，凶恶著闻”。
一天，乌老病卒，死后三日再次苏醒。有人问他死而复生的原因，乌老则说：“吾殁之后，家人广为佛事，多焚楮币，冥官喜之，因是得还。”
令狐譔听说之后，尤感不平，感叹道：“始吾谓世间贪官污吏受财曲法，富者纳贿而得全，贫者无赀而抵罪，岂意冥府乃更甚焉！”
于是愤而作诗一首，道：“一陌金钱便返魂，公私随处可通门！鬼神有德开生路，日月无光照覆盆。贫者何缘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早知善恶都无报，多积黄金遗子孙！”
诗成之后的当天晚上，令狐譔在梦中被勾摄到阴司，后遭逼供。阴司据以为罪证者，即为令狐譔所撰诗作中“一陌金钱便返魂，公私随处可通门”一句。
为此，令狐譔作了供辩。在辩状中，令狐譔本来相信，“地府深而十殿是列，立锉烧舂磨之狱，具轮回报应之科，使为善者劝而益勤，为恶者惩而知戒，可谓法之至密，道之至公”。
换言之，地府之说的存在，理应改变“以强凌弱，恃富欺贫”的社会现实，使“上不孝于君亲，下不睦于宗党”，以及“贪财悖义，见利忘恩”之徒，在阴曹地府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事实并非如此，即地府“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后仰；聪明所及，反小察而大遗。贫者入狱而受殃，富者转而免罪。惟取伤弓之鸟，每漏吞舟之鱼”。地府号称公正，其赏罚之条，不宜如是
。正因为此，令狐譔才大胆提出质疑。地府中的明法王览毕令狐譔的辩状，批道：“令狐譔持令颇正，难以罪加，秉志不回，非可威屈。今观所陈，实为有理，可特放还，以彰遗直。”仍下令复追乌老，置之于狱。这则故事大抵反映了下面一个事实，即地府中同样存在不公正。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的民间百姓还是相信，地府可以为他们的冤屈主持公道，所以才有大量阴司官司的事例出现。这种事例，同样在史料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明末的法律文书显示，原籍江西的医人萧德魁，住在广东已经多年，并与王遡琴为邻居。德魁家中有一使婢育英，因被遡琴挑逗而与之产生奸情。为此，萧德魁气愤不过，自认是“异乡孤踪，难与地方人角”，于是就选择了“不声之官而诉之神”，采用在城隍庙贴黄纸的方法，希望能得到神的公正待遇。这应该说是一种“情亦窘矣”的无奈之举，但也反映了民间百姓对神灵的崇奉。
清朝人李西桥在为明代无名氏所撰小说《包青天奇案》所作之序中，就包公判案进入公案小说的原因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
首先，他强调了听讼之难。他说：“明镜当空，物无不照，片言可折狱也。然理虽一致，事有万变，听讼者于情伪百出之际，而欲明察秋毫，难矣。”
其次，正因为听讼或者说判案如此之难，所以才出现了包公这样的人物，甚至进入民间的传说或小说之中，以至千古之下，对包公其人闻风敬畏，遇到无头没影之案，即说“非包爷不能决”！进而言之，民间将包公说成是“阎罗主”，所以京城有“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之说。
第三，清朝人明白地知道，所谓阴司，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之事。那么，为何民间将包公称为阎罗王？正是因为包公刚毅无私，所以民间才以“神明况之”。李西桥进一步提出：“夫人能如包公之公，则亦必能如包公之明；倘不存一毫正直之气节，左瞻右顾，私意在胸中，明安在哉！”可见，还是公则明的道理。
至于阴司诉讼，按照民间的传说，其审理诉讼的程序也有一个等级层次，一般是先向当地的“社公”控诉。若是社公无法解决，则必须上诉到东岳行宫。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为我们详细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小说卷16记载了下面这样一件因为经济纠纷而引发的诉讼案件。
案件的原告方叫陈祈，是一个狠心不守分之人。被告方是一位富民，叫毛烈，平日贪奸不义，一味欺心，设谋诈害。两人一向交好。两人之交恶乃至诉诸公堂主要源于经济纠纷。原来陈祈家较为富裕，尚有三个兄弟。他害怕将来财产四人平分，就起了贪心，打算多占家产。为此，他就与毛烈商量。毛烈于是替他出主意，让他将好的田产暂且出典给他，就可以避免将来被均分。为此，两人就立下了文书，并请人做中间人，将田立券典给毛烈。考虑到这些田产将来都要取赎，所以典钱只收三分之一。
陈祈在将家产分割以后，就拿出赎田的银价，前来向毛烈取赎。拿出赎银后，毛烈借故原券不在，再过几日交还给陈祈。陈祈要求毛烈给一份收据，但毛烈还是百般搪塞。因为两人平日交好，陈祈就有点托大，不再要求收据。
过了两日，毛烈不再承认有典田之事。为此，陈祈将毛烈告到知县衙门。因知县得了毛烈的好处，且陈祈又拿不出典田的原始证据，于是被判败诉，甚至还被说“图赖人”。陈祈在受了冤枉之后，没处“叫撞天屈”，心中气愤，只好宰了一头猪、一只鸡，买了一对鱼、一壶酒，将这些东西拿到社公祠中，跪在社神前，直诉自己冤屈，相信天理昭彰，神目如电，替自己伸冤，在三日内给毛烈一个报应。到了家里，晚上得一梦，梦见社神对他说：“日间所诉，我虽晓得明白，做不得主。你可到东岳行宫诉告，自然得理。”
次日，陈祈写了一张黄纸，捧了一对烛、一股香，径往东岳行宫。陈祈一步一拜，拜上殿去，将心中之事，是长是短，按照在社神前时一样表白了一遍。到了晚上，陈祈又到了东岳行宫，再次诉告。
本来世间的一件经济诉讼案件，于是也就变成了阴间诉讼。其结局则是毛烈因为犯了欺心之事，被索命而死，而陈祈也死去七昼夜，去阴司走了一遭后，回还人间。但陈祈因起先就已“欺心”，所以被罚“阳间受报”，得了心痛之病，不得不将原先欺瞒的家产再分给三个兄弟，最后此病随身，终不脱体，结果还是将家产消耗殆尽。
小说的编者不厌其烦地渲染这一则故事，其目的无非说明诈欺之财不是很好受用的。“阴世比阳世间公道，使不得奸诈，分毫不差池”。毛、陈两人的显报，就是最好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