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翰烽/文
据中国新闻周刊日前报道，多位基层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一些部门机械执行减负要求，反而让基层负担越减越多。
一位基层干部说，“我们镇准备减负资料，准备了十二个档案盒”；
另一位基层干部表示，上级要求落实减负的工作总结要用数字说话，例如“与往年相比，减少了多少文件、减少了多少页、减少了多少字”，最后形成红头文件，向上级专题汇报，为了体现成果，需要把过去发的文件的份数、页数、字数挨个数一遍，再一条条和现在做对比。
如此做法，显然就是将减负工作做成了典型的形式主义。本来是减负的，结果也走入了其它工作已然陷入的形式主义套路。而且还给基层增加了一项负担，即减负工作。
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明明是减负的？却又成了一个负担？还是有几个问题值得反思：
一是只唯上不唯下。从上述对减负工作的要求来看，所有的减负资料都是给上级领导看的，所有的数据减负成就也是用来给上级领导汇报的。
减负工作本来的宗旨应是为了基层，应是做给基层看的，让基层有切切实实的感受与实惠，而绝不是把这项工作又层层加到了基层头上。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到：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不妨对照这段话好好检查。
二是一些机关文牍主义倾向未能得到明显改观。工作做没做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文件？总结汇报和宣传报道得怎么样？台账资料和拍照留痕做得怎么样？应对督查检查得怎么样？
尤其是一些村庄也不在一线现场、田间地头和群众那里做工作、搞服务，而是坐在办公室里填表报材料。
这样一些做法措施，几乎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在于过度的文牍主义倾向，将一些工作充分体现在纸面上、表格里。
三是究竟由谁来评判基层减负工作的成效？是上级的检查考核，还是基层干部和群众的评判？
一个地方的减负工作做得好不好？当然是基层干部和群众最有发言权。基层干部对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着最直接的感受，领悟得最为深刻。
而群众能从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中感受到减负的实效，比如基层干部是不是与群众打成一片？是不是有很强的服务意识？是不是着力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如果感受不到基层干部作风的深刻转变，可就得打个问号。
因此，如何充分调动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对减负工作为主进行评价、评判，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减负工作的满意度如何，才是关键，而不是仅仅又由上级部门通过督查检查考核来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