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关于南非和英布战争的著述有多种被译介到国内，青年丘吉尔作战被俘又孤身逃脱的传奇故事，已为中文读者熟悉。当时，丘吉尔25岁，身份是伦敦《晨邮报》特派记者。
1899年12月12日晚，当丘吉尔趁着夜色翻出比勒陀利亚战俘营铁栏的时候，他的随身物品仅有25英镑和几块巧克力；两个月前从南安普顿港出发时，珍藏着一位美丽女子肖像的那个棕色皮夹子，已不知所终（关于这件皮夹子及肖像的奇特经历缺乏记载，它们现在收藏在丘吉尔档案中心）。
丘吉尔皮夹子里的素描
前几年，《丘吉尔与二战》的作者Fred Glueckstein（弗雷德·格鲁克斯坦）写有一篇《丘吉尔的伟大初恋：帕米拉·普洛登》，完整钩沉了这段恋情。简言之，丘吉尔在1896年11月于印度结识帕米拉，她父亲是英国驻海德拉巴外交代表。丘吉尔几乎立即陷入热恋，但种种迹象显示，帕米拉似乎别有怀抱。在奔赴南非战场时，帕米拉的几帧素描小影，一直珍藏在丘吉尔随身的皮夹子中。丘吉尔的秘书约翰·科尔维尔在1981年出版的《丘吉尔及其密友》中披露，从南非脱险回国后，丘吉尔曾向帕米拉求婚，却遭拒绝。总之这段感情无疾而终，代之以持续终身的友谊。丘吉尔于1965年去世，帕米拉则以利顿伯爵夫人的身份，于1971年辞世，享寿97岁高龄。
这段尘封的“八卦”值得中文读者玩味之处，还在于利顿（Lytton）这个姓氏。对英语读者来说，爱德华·布尔沃-利顿是一位过时的作家，这位中文读者多半已不知晓的人物，曾与狄更斯齐名。国内翻译出版过他的历史小说《庞贝城的末日》，作者姓氏被译为李敦。
小说家只是爱德华的一重身份，同时，他还是帝国的殖民地事务大臣，被册封为男爵。
1902年，当帕米拉·普洛登小姐嫁入利顿庄园时，小说家早已过世。不仅如此，他的儿子，罗伯特·布尔沃-利顿伯爵也已离世。罗伯特是帕米拉的公公，生前曾任英帝国驻印度总督，卸任后册封为伯爵。他的儿子，第二代利顿伯爵维克特，便是帕米拉的丈夫。
1873年，就在小说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男爵去世的同时，在远东的中国上海发生了一件事，成为“中国人是何时开始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的”这一事件的重要起点：一部长篇连载翻译小说出现在月刊《瀛寰琐记》上，名字是《昕夕闲谈》，作者未署名。虽然此前已经有一些西方小说译介为中文，但如此规模的长篇译作尚属首次。那时候的中国读者并不关心小说作者是谁，这部小说从1873年1月开始一直连载至1875年初，最终出版了单行本。很长时间内，似乎也没人关心《昕夕闲谈》究竟何人所作，直至哈佛大学的韩南教授揭开了这个谜底，他考证出原作者正是爱德华·布尔沃-利顿，《昕夕闲谈》即是他184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夜与晨》。
无独有偶，另一件事也说明爱德华·布尔沃-利顿小说当年流行的程度：第一部登陆日本的西方小说也恰是利顿的作品，在《昕夕闲谈》出版后的1878年，长篇小说《欧内斯特·迈特瓦》以《欧洲奇事·花柳春话》为题在东京出版日文版。然而两部译作的命运不尽相同：《昕夕闲谈》在中国读者中并未掀起波澜；而《花柳春话》却大获成功，一再翻印，利顿的其他小说也被相继译介到日本。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岁月淘洗，申报馆初版的《昕夕闲谈》早已是近代珍本，而《花柳春话》原本仍在日本售卖，要价也并不昂贵。
海隅
校对 王丽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