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出于对毛主席的报复，国民党反动派冲进了韶山冲，追杀毛氏亲人，挖毛氏祖坟，上屋场也被占领。
在此严峻情况下，毛主席弟媳、毛泽民发妻王淑兰不得不带着女儿毛远志离开韶山，转入地下活动。然而就当她们辗转来到长沙寻找党组织时，却不幸被叛徒出卖，关进了狱中。
暗无天日的监狱中，每日都充满着犯人的哀嚎声，十分阴森恐怖。王淑兰却不害怕，她俨然已经具备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不仅如此，王淑兰还在如此苛刻的环境下建立党小组，与女囚中的6名共产党员互相安慰。
在这6名女共产党员中，还有一位和王淑兰一样，带着孩子入狱的同志，坚强的王淑兰像老大姐一样照顾着他们母子，与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女同志和王淑兰约定，今后无论谁牺牲，活着的人就是烈士遗孤的母亲。
一语成谶，两年后女同志不幸被捕，之后被敌人杀害在浏阳永和大桥河州上。王淑兰得知后，心痛不已，她按照与女同志生前的约定，收养了她的儿子。
这位女同志叫罗醒，而她的儿子就是日后成为毛主席的侄子毛华初。
罗醒原名罗发秀，出生于浏阳县三口塅一个贫苦人家，村里人都叫她“发姑娘”。
别看“发姑娘”出身贫寒，又是女儿身，但她骨子里有种反抗精神。在全国女性都要缠脚的年代，她死活都要与这种恶习作斗争，白天母亲给她缠了脚，晚上就被她松开。
如此反复，母亲最终也无能为力，只好依了她。
当时讲究“婚姻大事，父母做主”，1917年，由父母操办，15岁的罗发秀嫁给了隔壁村王俊民为妻。这一次，罗发秀没有反抗，因为王俊民是一个好青年，虽然祖祖辈辈都是木匠，但公婆却十分开明，不仅不会为难儿媳，还会供她和丈夫上学。
不久，“五四运动”的浪潮在全国盛行开来，浏阳许多地方开始办立夜校，罗发秀和丈夫在公公的支持下到夜校读书，学到了新文化、新思想。
此时正值国家存亡之际，内忧外患将国家搞得四分五裂，夜校的青年们深受触动，爱国情怀纷纷觉醒。罗发秀和王俊民也受到了鼓舞，他们决定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寻找救国真理。
为了给自己加油鼓劲，罗发秀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罗醒”，提醒自己应当时刻清醒。
1926年，罗醒和王俊民一起参加了革命，他们一个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特派员，一个被推选为乡妇女界联合会会长。夫妻二人同心协力，四处奔波。
然而，就在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时，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大批革命志士都受到了追捕和生命威胁。这时毛主席率领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的工农革命军举行武装起义，向恶势力发起反抗。
王俊民也参加了这场农民运动，但由于他身患重疾，起义结束后不得不返回老家养病。可当他回家后却发现，妻子和7岁的儿子已下落不明，家乡也因长期遭到反动派的骚扰面目全非。
王俊民不敢多待，踏上了寻找组织的道路，可不幸的是，他迟迟没有找到妻儿。
另一边，罗醒带着儿子华初四处奔波。1928年，她回到娘家从事地下活动，却被敌人探知被捕入狱。不久，她趁机越狱，带着儿子在长沙市以浆洗衣服和做布鞋为生，并建立了党的地下联络站。
但追捕的阴云对罗醒紧咬不放，第二年秋天她又被浏阳来的劣绅和警察逮捕狱中。这一次，她与儿子华初在监牢里待了将近一年时间，其间认识了王淑华。
或许同为共产党员，又同为母亲，罗醒和王淑华一见如故，她们互相安慰的同时还一起建立党小组，并与男监的难友取得了联系。
在参加革命的那一刻，罗醒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她知道敌人绝不会放过她，因此她和王淑兰做下约定：若有一个人牺牲，那么另一个人就是她孩子的母亲。
罗醒也没有料到，她的这个决定，竟让儿子华初阴差阳错成了毛氏后代。
1930年7月，红军攻占长沙，被困的革命人士得到了救援，罗醒母子和王淑兰母女也从狱中逃出。她们找到红军三团，留在《红军日报》工作。
罗醒原本以为自己大难不死，日后一定会在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可命运就爱捉弄人。
1931年，红三军撤出长沙，罗醒也随之离开，临走前她将儿子华初托付给了留守地方工作的王淑兰。没想到，这竟然是他们母子的最后一面。
不久罗醒随红军转入浏阳，反动军阀许克祥和当地地主武装大举围攻浏阳，在激战中，罗醒再次被捕。
这一次，敌人彻底疯狂，他们抓住罗醒后就立即将她杀害了，从此华初没有了母亲。
幸好，华初还有王淑兰妈妈，为了保护他的身份，王淑兰让其改名为毛华初，到哪儿都带着他。其间，毛华初先后在华容、韶山等地生活了8年时间，受尽了苦难。
就这样，毛华初在王淑兰的庇佑下逐渐长大，并与妻子韩瑾行生下了两个孩子。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一腔热血的毛华初想要上阵杀敌，故向王淑兰表明去延安的愿望。王淑兰当即找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讲明了毛华初的身份和心愿。
于是，在徐特立的安排下，毛华初于1938年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革命圣地延安，见到了心念已久的大伯毛主席。
当听说毛华初的身世和经历后，一向温和的毛主席也不由得生起气来，他说：“所以我说蒋介石是一个封建的法西斯独裁者，有多少像华初这样的小孩子被害得无家可归，四处流亡啊！”
之后，毛主席对毛华初给予了父亲般的慈爱，让他在延安念书，学习革命道路。不过，毛华初的最初心愿是上战场，毛主席却告诉他：“延安也是战场，这里也被国民党轰炸。”
于是，毛华初留在了延安，从学校毕业后就成了一名机要员。
据机要员们后来回忆，当时的机要工作非常紧张，为了不出现差错，他们每个人都拿出了十二分的精神。但时间一长，就出现了神经衰弱的症状，白天晚上睡不着觉。毛华初也得了这样的病，被送进了医院疗养。
抗日战争结束后，毛华初自觉不适合再做机要工作，便主动要求去东北工作。
在东北，毛华初参加土改工作，并度过了4年时间。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回到了湖南湘潭，担任县委书记，长达5年之久。
1955年，毛华初又担任了湖南省林业厅副局长，为湖南的林业工作作出了贡献。
这一年，毛华初到北京开会，趁着这个机会，他来到菊香书屋探望大伯。看到如此出色的侄子，毛主席高兴不已，他嘱咐毛华初继续保持初心，为建设祖国效力。
不知不觉又过了5年，当毛主席再次见到侄儿时，毛华初已经换了工作，他在湖南省档案局工作。不过，他觉得档案馆的工作不适合自己，所以又成立了一个调研组，在各个农村搞调查，毛主席甚为满意。
在工作之余，毛华初不忘母亲王淑兰的养育之恩，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至于其生父王俊民，他在新中国成立一直在晚年教书，还曾当选为省人民委员会参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