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娃他娘，你听说了吗？广西边境的火车皮都挤满穿绿军装的后生崽！”1979年正月初八的湘西村口，老篾匠张铁头攥着刚撕下的征兵告示，嗓门震得屋檐积雪簌簌直落。他口中的 “后生崽”，正是后来在边境线上用鲜血浇灌木棉花的四省子弟——广西、云南、广东、湖南的年轻人，在接下来的28天里将用生命诠释何谓 “一寸山河一寸血”。
当军委作战室的灯光在2月14日彻夜未熄时，总参谋长邓小平手里的红蓝铅笔正划过广西凭祥的地图。这个与越南直线距离仅150公里的边陲小城，即将成为东线集团军的突破口。有意思的是，首批跨过界河的战士里，有个壮族小伙韦国清，他祖父曾在清末抗法战争中给冯子材当过马夫。历史轮回的巧合，在炮火中显得格外悲壮。
西线战场的情况更让人揪心。3月2日清晨，红河河谷的浓雾里，21岁的昆明知青王援朝背着电台匍匐前进。他所在的通信连132人，有47个是云南本地白族、彝族青年。 “排长，我要是回不去，麻烦把这银镯子捎给洱海边的阿妹。”这是他在穿插作战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五天后，战友们在被炮火掀翻的猫耳洞里，找到了半截嵌着弹片的银镯。
广东兵的故事则带着咸涩的海风。汕头渔民陈大勇报名时，把订婚用的海螺项链塞进了行军包。这个在海上搏击过台风的汉子，在谅山外围的丛林遭遇战中，用身体堵住了越军的机枪眼。清理遗物时，战友发现染血的海螺里还藏着张字条： “秀兰，等木棉花开我就回。”可惜他永远留在了异木棉盛开的季节。
要说最让人心痛的，还得数湖南邵阳的汽车兵李建国。这个爱唱花鼓戏的胖小伙，在撤退阶段为抢运伤员，驾驶的解放卡车被越军炮弹击中。目击者说爆炸前几秒，他还在哼着《刘海砍樵》的调子。战后统计显示，像他这样牺牲在运输线上的湖南籍战士，占该省阵亡总数的三成。
不得不提的是那些躺在烈士陵园里的特殊数字：广西1424、云南1450、广东1170、湖南1280。这些冷冰冰的统计背后，是炊事班长用铁锅帮新兵挡手榴弹的决绝，是卫生员冒死爬过雷区救伤员的果敢，更是侦察兵孤身引开追兵的悲壮。有位战地记者在日记里写道： “他们倒下的姿势，就像木棉树被砍断时依然挺立的树干。”
北方的压力像块巨石压在指挥层心头。沈阳军区某部参谋长私下嘀咕： “咱们这儿一个师得盯着老毛子三个坦克团，南边的新兵蛋子可别掉链子。”这话传到许世友耳朵里，老将军拍着桌子吼： “当年老子带兵打鬼子，哪个不是新兵蛋子？”话虽糙，却道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无奈——北方五大军区的精锐确实被苏联牵制得动弹不得。
3月15日撤军当天，东线指挥部发生了场争执。有个广西籍团长红着眼要杀回马枪： “咱们连的墓碑还戳在鬼屯炮台呢！”被政委硬拽着才没犯纪律。这种情绪在西线同样蔓延，云南前线的炊事班老兵至今记得，连队撤回境内时，炊事锅里的米粥愣是没人动一口——朝夕相处的兄弟少了三分之一，谁咽得下？
战后清理战场时，战士们在越南高平省发现了令人唏嘘的景象：越军阵地上堆着印有中文的压缩饼干，弹壳箱上还能辨认出 “援越抗美物资”的字样。这种历史的吊诡，让很多老兵晚年提起仍耿耿于怀：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古人诚不欺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