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
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北京揭晓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群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
甘肃临洮寺洼遗址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
入选
下面
一起来了解下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
发掘单位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晋宁区文物管理所、云南大学
遗址概况
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是一处商周至秦汉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梁王山、左卫山、金砂山、天女城山、龙潭山围绕滇池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内。河泊所村至上蒜一小区域为遗址核心区，面积约3平方公里，是遗址群中文化堆积最厚、遗存最丰富的区域，核心区北侧为出土著名的“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
河泊所遗址位置图
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计划”获批实施，围绕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持续开展考古工作。截至2024年12月，遗址累计发掘面积10000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9000余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地点历年发掘区位置示意图
考古研究人员研究发现，已经出土并清理的简牍包括文告、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书信和典籍，涉及政区建置、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及交通状况。同时，出土的还有封泥匣、麻绳、自然木块等与简牍制作相关的遗物。“乐”字瓦当、涂朱瓦当以及花纹砖、铺地砖、大型瓦片的发现也表明，该区域存在着较高规格的建筑。
重要发现
1.明确了益州郡城址主体结构布局
通过钻探明确了城址核心堆积区，平面分布呈方形，面积约18万平方米，堆积区外围发现周长约1800米的环壕。核心堆积区西南部的发掘揭露出两汉、魏晋两个时期连续叠压的城墙、壕沟结构以及东周时期的坝墙和大型木构遗迹。
城址布局图
两汉时期的城墙
大型木构遗迹（从西向东拍）
大型木构细节
2.初步揭示城内主要功能分区
在核心堆积区西南部揭示了汉晋时期的主干道路、建筑区和河道等功能分区。建筑区位于道路的南北两侧，发现两汉、魏晋两个时期的建筑遗迹。尤以前者最为重要，分为早晚两期， 在堆垫的黄土台基之上，发现柱坑、柱础石、散水、水井和灰坑等遗迹，出土大量筒瓦、板瓦、砖等建筑材料，瓦件重量达120吨，有“益州”铭文瓦当、封泥、有字简牍等重要遗物。
城内功能布局图
建筑区遗迹分布图
道路堆积细节
11号水井模型
3.确定益州郡治的准确位置
发现两汉时期的封泥1900 余枚，包括“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等与古滇国有关的封泥；“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广汉太守章”和“交趾太守章”等西南边郡封泥；还有滇池、俞元、云南等益州郡下辖24县封泥。
封泥
发现简牍5万多枚，有字简牍5000余枚，是云南目前最大的一批出土文献。简牍内容包括文告、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书信和典籍等，涉及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和民族关系等。
纪年简牍
另外还出土了“益州”铭文瓦当、“长乐”瓦当、纪年瓦当、云纹瓦当、花纹砖、铺地砖等重要遗物。
“益州”铭文瓦当
河泊所遗址发现的城墙、城壕、大型木构遗迹以及出土的“益州”铭文瓦当、封泥、简牍等重要遗物，为准确确定益州郡治提供了考古实证，表明上蒜第一小学地点就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重要价值和意义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揭露了汉代益州郡城址的主体结构布局，发现了主干道路、排水系统、高规格衙署建筑区等城内主要功能分区，出土了“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太守章”“广汉太守章”“交趾太守章”等一批与滇国、益州郡、益州郡下辖县及益州郡周边郡有关的官印封泥，大量有字简牍及“益州”铭文瓦当等重要实物，为准确推定汉代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考古学实证，结合文献关于汉代益州郡的相关记载，可以确定河泊所遗址以上蒜第一小学地点为中心的区域正是汉代益州郡郡治所在地。
益州郡城址的双重“墙壕”结构、疑为挡水坝的大型木结构遗迹以及衙署建筑区大量水井等遗迹的发现，与遗址河网密布、台地错落的宏观聚落形态密切相关。它们共同构成了可能集引水、排水、控水、用水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水资源管理利用系统，蕴含着滨水环境下平原城址背山面水、因地制宜的营建理念和湖滨先民适应、改造环境的治水经验，是研究云南高原汉代人地关系及社会组织结构等问题的重要考古材料，为丰富秦汉时期边疆城市考古研究内涵提供了区域案例。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封泥和简牍，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出土的最重要的一批汉代文书资料，在实证《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的“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等历史史实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央王朝通过推行郡县制，对云南实施了有效行政管辖和治理，最终推动西南边疆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
来源：“国家文物局”微信公众号、新华社、“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昆明日报、“文博中国”微信公众号
编辑：杨晨
编审：李菁
终审：赵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