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燕公子
世界上只有一种罪行，那就是盗窃。
当你说谎，你偷走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当你诈骗，你偷走公平的权利。而最无耻、最不可饶恕的窃贼，是索性偷走别人的人生。
1990年，河南沁阳的农村少年席南高考后迟迟未收到录取通知，遂转身成为一名辅警，这一干，就是35年，因为学历不够，始终没有编制。
原以为命运就此定格，不料2022年7月，一通来自孟州市卫健委的电话打破平静：“你的录取通知书当年被人冒领了。”
席南这才得知，当年他考上了焦作卫校，却被同届考生李某刚截留通知书。李某刚将自己的本名改为“李席南”，冒用“席南”之身份入学。
毕业后，李某刚以干部身份分配进入卫生系统，一路升迁至卫生院副院长。若不是后来孟川市卫健委专审发现，“李席南”的人事档案存在信息不一致的问题，指不定还能往上“进步进步”。
得知真相的席南，找到了孟州市卫健委，并在“李席南”的档案里，看到了自己当年的照片、笔迹和报考材料——此情此景，颇有物是人非、命运捉弄之感。
事情败露后，“李席南”被开除公职、撤销学历，但席南的追问却陷入僵局：为何冒名者未被移送司法？谁在当年为他铺路？
孟州市卫健委承认“建议移交司法机关未落实”，却无法解释原因。如今54岁的席南，仍在等待一个答案：“我只想知道，是谁偷走了我的人生？”
明眼人都明白，单靠“李席南”一人之力，根本无可能完成这场人生互换，所以，席南的问题这样问才更准确——“究竟是谁，合伙偷走了他的人生？”
席南的遭遇，并非孤例。此前我曾写过一篇类似的文章，在吉林长春，50岁的药店售货员朱丽春，同样在2020年遭遇“人生地震”。
当时，一名自称“中间人”的男子找上门，揭开一桩埋藏30年的秘密：1990年，女子谢某冒领了她的中专录取通知书，顶替她进入了长春计算机职业技术学校。
毕业后，谢某进入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安稳工作至退休前夕。而真正的朱丽春，因“落榜”辗转打工、捡废品，干着最底层的活，拿着最少的工资，半生潦倒，连一份兜底的社保都没有。
可以这么说，朱丽春的半生潦倒，始作俑者便是谢某。荒诞的是，当银行内部稽查发现谢某身份造假后，谢某竟试图通过中间人的游说，想用“部分退休金”劝服朱丽春私了。
朱丽春当然拒绝妥协并报案，但警方以谢某“怀孕”为由取保候审，最终撤案。朱丽春又找到中国农业银行长春市绿园支行，对方则以“旷工”为由解聘谢某，对冒名顶替只字不提。
到这一步，真相已经很明了了，可公道之路、正义之途，却是无限迷茫。警方不办案，银行也不愿协助朱丽春走司法途径。
各个本该主持公道的部门，不约而同站在了强势一方的这一边，协助谢某实现了‘爱协商就协商，不协商就滚蛋”的霸道猖狂。
两起事件中，冒名者均凭借一纸偷来的学历跻身体制，而受害者则被困在底层。席南与朱丽春的30年，恰是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缩影——
在那个年代，中专学历曾是底层子弟实现阶级跃升的黄金门票，但冒名顶替者却将其异化为人生盗窃工具。尽管涉事者们最终被开除，但受害者被篡改的命运已无法重启。
这些案件暴露出制度的多重漏洞：上世纪90年代纸质档案管理的松散、升学就业环节审核的形式主义，以及权力暗箱操作的隐秘空间。
席南和朱丽春的故事之所以刺痛人心，是因为它们动摇了人们对“努力改变命运”的信仰。当一纸通知书能被人轻易调包，当冒名者凭借赃物坐上人生高位，普通人奋斗的意义何在？
更令人愤懑的是，冒名者鲜少承担刑责：席南案因“追诉时效过期”陷入困局；朱丽春案因“怀孕”撤案，司法惩戒沦为泡影。这背后，很难说有没有令人窒息的权力合谋。
是的，法律无法追回逝去的30年，但至少应让作恶者付出代价：追缴冒名者的全部不当得利、严查当年协助造假的黑手、完善身份审核与追责机制。
最重要的是，让每个“席南”和“朱丽春”知道，社会仍有捍卫公平的决心——
因为教育的意义，从来不是为盗窃者铺路，而是给奋斗者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