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宏
二里头遗址前的石碑
“二里头”究竟姓夏还是姓商
坐落于黄河流域伊洛盆地的二里头遗址（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是二里头文化的中心遗址，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聚落。遗址距今大约3800至35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属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这座超大型的都邑遗址发现于1959年，其卫星影像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实际面积还要大于此，且空间布局较为复杂，遗址由宫殿区、贵族和平民墓、居住区以及制作青铜器和绿松石器、陶器和骨器的作坊等组成。半个多世纪的大规模系统发掘，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展现了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也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以中原文化为依托吸收了各地文明因素而迅速崛起，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其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了广域王权国家阶段。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二里头是否肯定就是夏王朝的都城遗址呢？自1959年发现以来的50年间，有关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的争论持续不断。二里头早于郑州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后商，学者们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争议不休。
由于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夏年和商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夏、商两个族团又都主要分布在狭义的中原地区，大体位于现今河南省境内，二者的文化交流又颇为频繁，所以无论从年代、地域分布和考古学遗存的特征上，都很难把二者分辨开来。因此，尽管学界有不少学者推断二里头为夏都，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但到目前为止，在二里头还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的当时的文字材料，因而还无法确认它到底是哪个王朝的都城。
另外，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21世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左右。以往推断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主要证据，是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至前1500年，历时400年左右，其主体在一般认为夏纪年的范围内。但最新的碳素系列测年的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750-前1530年，只有200多年的时间。如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是否与夏纪年相合，就更加不确定了。
所以，对二里头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学术界还没有定论。出土文字材料的匮乏、传世文献的不确定性等因素，都导致我们对早期中国的纪年只能作粗略的把握。“疑则疑之”既出于不得已，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
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2002年春，在清理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考古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到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
以往在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均可能粘嵌于有机物上，但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因此，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二里头出土的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这件铜牌饰于1981年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长14.2厘米、宽9.8厘米。牌饰为青铜衬底，略呈弧角长方形，表面凸起，两侧有两组穿钮，用以固定在织物上。出土时，牌饰背面尚存麻布痕迹。牌饰表面用数百块形状各异的绿松石小片铺嵌成饕餮纹图案。
开中国都城营建规制之先河
据学者推算，二里头都邑兴盛期的人口至少应在20000人以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与二里头同时期的普通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1000人。人口如此高度集中于中心聚落（都邑）及近畿地区，在东亚地区尚属首见。
整个都邑已有明确的功能分区，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中心区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晚期筑有宫城，面积近11万平方米。这座始建于距今约3600多年前的宫城形制方正规整，它和它所圈围起的大型宫殿建筑，构成整个都邑的核心。虽然它的面积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紫禁城的面积为72万余平方米），但它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在宫城内已确认了两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它们分别以1号、2号大型宫殿基址为核心纵向分布，都有明确的中轴线。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吕氏春秋•慎势篇》中有古代国家“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说法。看来，这一理念，伴随着最早的“中国”王朝的崛起，在二里头时代已经出现。
最大的1号宫殿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主殿坐北朝南，殿前是平整宽阔、四周围以廊庑和围墙的庭院，面积约5000平方米，可以容纳数千人甚至上万人。一般认为，1号宫殿应是统治者进行祭祀活动、发布政令的礼仪性建筑。
二里头大型宫殿建筑的布局结构，与西周时代青铜器铭文和《尚书•顾命》篇所提及的建筑结构基本一致。由考古发现与礼书记载的相似性，可知西周时代成熟的礼仪制度应即起源于此。而这套在象征君王无上权威的雄伟的宫殿中，定期召集臣下以强化从属关系的仪式，一直延续了3000多年，直到20世纪初叶清王朝覆灭。
有学者推测，面积巨大的1号宫殿基址，其夯土的土方总量可达2万立方米以上。仅就夯筑这一项计算，如果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的话，就需要20万个劳动日。它的建筑工程应包括从设计、测量到下挖基槽、取土、运土、人工夯筑、垫石、筑墙到盖房等多种工序，再加上管理和后勤保障等多个环节，其所需劳动日当以数十万乃至百万计。
带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群格局，以及大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结构，都显现出王都中枢所特有的气势。宫室建筑上巨大的用工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
在宫殿区的外围，发现了纵横交错的都邑主干道网。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宽阔平整。四条大路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网，它的布局与方位概念显现了二里头都邑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显著特征。
中心区的道路网既是交通孔道，又起着分割城市功能区的作用。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的道路外侧。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
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有围墙圈护的作坊区应是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
祭祀活动区位于宫殿区以北和西北一带。这里集中分布着一些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墓葬和其他遗迹。就目前已经掌握的情况看，其东西连绵约二三百米。
上述种种，无处不显示出王都所特有的气派。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营建规制，是发端于二里头遗址的。
青铜时代由此起飞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和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
青铜酒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晚期，最先制作的是仿陶器的小型酒器爵，后来出现了温酒器等。在始于周代的爵位中，“公爵”、“伯爵”等都用了“爵”字，至少表明在王朝的礼仪中饮酒是极为重要的，而二里头文化在饮酒礼仪的发展过程中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铸造铜爵等造型复杂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确地组合起内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当时已采用了先进的复合范工艺。而克服其中的种种困难，最终铸造出青铜礼器的内在动力，应当就是这一时期新兴王权对宫廷礼仪的整饬。
总体上看，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虽较龙山时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仍有一定的原始性，合金比例的掌握也还处于较原始的阶段。但可不要小瞧了这群青铜器，它们虽其貌不扬，却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可以说，没有作为“先祖”的二里头青铜器，也就没有殷墟妇好墓青铜器的洋洋大观和司母戊大方鼎的雄浑霸气，没有其后中国青铜文明的鼎盛与辉煌！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兵器有戈、钺、斧和镞（箭头）等。其中，属于近战兵器的戈、钺、斧总共出土了4件，应当都是墓葬的随葬品。从铜钺的材质成分及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应非实用性兵器，而属于礼仪用器，另外几件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可知这类兵器并非用于实战，而应是用来表现威权的仪仗用器，或可称为礼兵器。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它的前身石钺应是从斧类生产工具演变而来的，最初也被称为“有孔石斧”。后来作为武器使用，并逐渐演变为象征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器，也是一种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横置的钺。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又一个重要象征。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有些属石质，学术界也把其看做文化意义上的“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大型有刃器，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或称玉铲）和玉戈；二是小型棒状的柄形玉器。
在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中，装饰品极少，二期开始出现柄形器，三期则有各类大型有刃礼器出现。这些带刃的礼玉，都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无关，而是表现贵族的权威，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在二里头遗址，这些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表明王权以及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
结语
在洛阳盆地的那片麦地里，二里头遗址不动声色地潜伏着，像一条酣睡的巨龙，一旦醒来必将震惊世界。众多的发现，不断地改写着中国之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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