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四月,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过去两年,导演、编剧董润年执导的《年会不能停!》《不讨好的勇气》等作品凭借对职场生态的犀利解构,引发了年轻人的广泛共鸣。今年,董润年再次携担任监制的新片《好工作!》亮相北影节,并担任本届北影节创投单元终审评委。
细雨淅沥的春日下午,郎园Station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芬芳,董润年接受了南都的专访。采访中,他语速沉稳,言辞间既有细腻的叙述,又时露锋芒。
期间,董润年分享了他对当下电影行业的深刻洞察,指出电影人正集体面临“如何让观众重回影院”的课题。
从编剧转型导演,董润年始终在剧本文字与电影画面之间寻找平衡点。他以《年会不能停!》为代表的职场题材作品,将打工人的普遍困境、体制僵化与理想追求的冲突等社会议题,转化为兼具娱乐性与思辨性的故事。
他观察到,当下职场形态正经历剧烈变化,新一代年轻人用截然不同的方式重塑工作规则和人际关系。“作为创作者,记录这个快速变迁时代中有趣的、值得探讨的现象,是我们的责任。”
面对AI技术对创作的冲击,董润年选择积极拥抱而非恐惧逃避,透露未来或将尝试不同类型和题材的创作。无论题材如何变化,他的创作核心始终围绕着创新这一理念,试图给观众呈现一些从未见过的东西。
导演、编剧董润年。
谈创投评审
更关注新人作品的文本创新与影像完成度
南都:今年您担任创投单元评委,在评估项目时最关注哪些特质?
董润年:今年所有评委在路演前进行了深度沟通,我们一致希望能助力青年创作者打造既受市场欢迎又能引发观众共鸣的作品。近两年电影市场进入到螺旋上升阶段,整个行业都在思考如何吸引观众回到影院,如何与短视频、短剧等新兴内容形态争夺观众注意力。我们希望在创投活动中发掘真正具有市场潜力、能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优质项目。
南都:对于尚处创投阶段的新人,您有什么建议?
董润年:从本次路演来看,多数推介者表现相当成熟。但创作者的核心竞争力还是要回归作品本身。我接触过许多内向但极具才华的创作者,他们通过作品表达自己。所以相比推介技巧,我更关注文本的创新与影像呈现的完成度。
南都:从编剧到导演的身份转换中,您感受到哪些显著差异?编剧经历对导演工作产生何种影响?
董润年:我本科就读导演专业,2003年毕业时正值中国电影市场起步期,新人缺乏拍摄长片的机会。那时我只能“曲线救国”选择从剧作切入,做了十年编剧。其间虽有机会转型导演,但我意识到优秀导演对剧本要求极高,所以一直在锤炼创作能力。成为导演后,我的创作仍围绕文本展开,但也面临从个体创作到团队协作的转变,因为编剧只需对导演或资方负责,而导演需统筹全局。既要保证艺术表达又要掌控制作流程快速精准决策并有效执行,都是我持续学习的课题。
南都:导演身份是否反向影响您的剧本创作?
董润年:最大的改变是建立了“可实现性”的判断标准。早期作为编剧创作时,我十分重视文字美感,但实拍阶段会遇到演员如何将书面台词转换落地的难题。与导演、演员合作让我学会在剧本阶段预见执行可能,这种经验对创作至关重要。
董润年担任监制的新片《好工作!》亮相北影节。
谈创作方向
聚焦职场题材,希望借此创作反映时代变迁的作品
南都:您之前编剧风格多元,但导演作品更多聚焦职场话题。为何选职场作为作品主要创作方向?
董润年:这是机缘巧合。我执导的第一部影片是一部情感题材的软科幻电影,筹备第二部作品时,原本打算创作一部更具商业性和市场吸引力的喜剧。在构思这部喜剧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了相关素材,进而开始深入挖掘职场生态。
随着了解不断深入,我发现职场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值得被展现出来。在拍摄《年会不能停!》时,我们因电影篇幅限制无法将所有内容呈现,于是又创作了一部与职场相关但又不完全局限于职场的剧集。目前,我仍希望趁着对职场题材较为熟悉,将我们所接触到的诸多素材呈现给观众。
近两年来,社会形态及职场形态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以往大不相同。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00后和05后进入职场后,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与以往大相径庭,这种变化影响了人与人交往心态,进而影响职场氛围乃至社会氛围。在一个充满变化的大时代背景下,作为创作者,我想我有责任去创作一些反映时代变迁和各种有趣现象的作品。
南都:您好像没怎么上过班,那如何观察和积累职场素材?
董润年:我自己的工作室规模较小,但年轻人工作中的行事方式存在着一些共通之处。而且互联网为创作者获取素材提供了诸多便利,我们能够从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大量职场人的真实吐槽以及对自身工作状态的描述。我们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同时,我也对许多职场中的真实人物进行了采访,从他们真实的表达中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南都:您提到希望通过作品反映时代,职场题材如何实现商业性和社会性的平衡?
董润年:对我而言,这并非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接触和了解职场的过程中,当我发现人们反感的事物往往具有共性,比如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或是形式主义作风所引发的种种怪象。在采访过程中,我甚至觉得当初的创作有点保守,因为职场中真实存在各种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和形形色色的人物。
我曾与许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交流,他们在刚开始工作时,大多怀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渴望做好工作,成就一番事业。然而工作一两年后,他们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是我在未来创作希望去深入探讨的方面。这些问题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且是当下大众所普遍关注的:每一个工作的人都在思考如何在工作中坚守良心又能做出成绩。我相信,没有人是天生就想要在职场中躺平或偷懒的,而是由于种种原因逐渐变成了这样。
当我们能够挖掘出这些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并运用戏剧性、娱乐化的手段将其编织成故事时,职场题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社会性和市场性。
谈AI会对编剧和导演职业的影响
不抗拒科技,只有与时代同步才能与观众产生真正的共鸣
南都:去年您尝试用AI创作短片。AI会对编剧和导演职业造成威胁吗,您怎么看?
董润年: AI已经产生了,不论我们尝不尝试,它都在发展,我不会因别人说AI可怕,就如鸵鸟一般躲避。科技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洪流,能改变的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只能去适应时代和技术发展。就像有声电影发明时,有人认为无声电影要消亡,电视发明后又有人说电影要消亡;其实电影一直存在,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作为创作者,我们应和时代共同前进,因为观众也在跟随时代,只有和时代同步才能和观众产生真正的共鸣。
南都:与AI共存,如何保持人类创作的独特性?
董润年:之前我参与了AI短片创作,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对AI的认知有误,我以为AI只是实现想法的工具,但在和它共创过程中,感觉它更像一个独立个体,像三四岁小孩,我得哄着它。
当时要设计反面人物形象,我构想的是一个行尸走肉的形象,可AI却给我设计了一个陶瓷质地的人,这让我很意外,它提供了超越我们日常感知和想象的画面。人类总在发展,未来可能和AI、机器、互联网深度互融。我甚至幻想自己的意识能上传到互联网,拥有机器躯壳,还能变形。这样不受肉体束缚,思维也会开拓。
南都:未来筹备新片还想尝试什么类型?
董润年:我们正在筹备剧本初期阶段,包括不同题材和类型,我并不拘泥于职场题材或喜剧类型。当下互联网高度发达,观众看过海量视频作品,接收的影像信息是超载的,所以我试图给观众带来少见的题材故事或新的感受,后续创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创新。
采写:南都记者黄莉玲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