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闹钟还没响，我就已经醒了。今天是我45岁生日，我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的裂缝，像一条蜿蜒的河流，将灰白的天花板一分为二。
“妈！我的校服呢？”儿子陈浩猛地推开卧室门，声音里满是不耐烦。
我匆忙起身，“昨天洗了，应该晾在阳台上。”
“又没熨？”他皱着眉头，“今天有升旗仪式，你让我穿皱巴巴的校服去？”
我看了眼床头柜上的闹钟，6:15。丈夫陈志强的鼾声从另一侧传来，丝毫没有被儿子的吵闹惊醒。我轻手轻脚地下床，生怕吵醒他。
“我现在去熨，你先洗漱。”我小声对儿子说。
厨房里，我一边熨烫校服，一边准备早餐。平底锅里的煎蛋滋滋作响，吐司在烤面包机里弹起。我的手腕上还戴着昨晚睡前忘记摘下的橡皮筋，勒出了一道浅浅的红痕。
“浩子，吃饭了。”我把煎蛋、吐司和牛奶摆在餐桌上，校服已经熨好挂在椅背上。
儿子匆匆扒拉了几口，牛奶喝了一半就放下杯子。“难喝，我要喝可乐。”
“早上喝可乐对胃不好…”我话还没说完，他已经背起书包冲出了门。
门“砰”地一声关上，震得厨房窗台上的绿萝叶子轻轻颤动。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拿着没来得及递给他的午餐盒。
“淑芬，我的领带呢？”丈夫的声音从卧室传来。
我放下午餐盒，快步走回卧室，从衣柜里找出他最喜欢的那条深蓝色领带。他站在镜子前，我踮起脚帮他系好。
“今天下班我要请王总吃饭，你准备一下。”他对着镜子整理头发，眼睛始终没看我一眼。
“今天…”我犹豫了一下，“今天是我生日。”
“哦？”他终于转过头，上下打量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过什么生日。”他拿起公文包，“对了，我昨天从你那张卡里转了五千，最近项目需要打点。”
那张卡是我偷偷存的私房钱，每个月从菜钱里省下一点，攒了两年多。我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
丈夫离开后，我开始收拾餐桌。儿子的牛奶还剩大半杯，我拿起来喝了一口，已经凉了。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我伸手摸了摸，是暖的。
中午，我决定给自己买个小蛋糕。超市里，我站在冰柜前犹豫了很久，最终选了一个最小的水果奶油蛋糕，六十八元。收银台前，我摸出钱包，里面只有一张百元钞票和几枚硬币。
“阿姨，您的找零。”收银员递给我三十二元。我小心地把钱放好，这够我买三天菜了。
回到家，我把蛋糕放进冰箱，开始准备晚餐。丈夫说要请客，我得做几个拿手菜。厨房里，我切着葱姜蒜，突然想起二十年前，我们刚结婚时，他会在生日那天带我去看电影，吃西餐。那时他说，要让我每年生日都比前一年更幸福。
油烟机的轰鸣声中，我似乎听到门铃响。关掉火，我擦了擦手去开门。
“妈，你怎么来了？”门外站着我的婆婆，手里拎着大包小包。
“怎么，我不能来？”婆婆径直走进来，把东西堆在沙发上，“给你带了点补品，浩子学习辛苦，得补补。”
我帮她倒茶，她环视了一圈客厅，“这地板多久没打蜡了？你看看这灰。”
“最近有点忙...”我小声解释。
“忙什么？又不上班。”婆婆撇撇嘴，目光落在冰箱上，“那是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已经打开冰箱，看到了那个小蛋糕。
“哟，买蛋糕？今天什么日子？”
“妈，今天我生日。”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期待。
“都多大岁数了还过生日，”婆婆把蛋糕往里推了推，腾出空间放她的补品，“浪费钱。”
下午四点，我开始准备晚餐。清蒸鲈鱼、红烧排骨、蒜蓉粉丝虾...丈夫说过王总喜欢吃辣，我又加了一道水煮牛肉。厨房里热气腾腾，我的后背已经湿透。
六点半，丈夫打来电话：“临时有事，不回来吃了，你们自己吃吧。”
我看着满桌的菜，突然觉得无比疲惫。婆婆已经自己盛了饭开始吃，边吃边挑剔：“这鱼蒸老了，排骨太咸。”
七点半，儿子放学回来，一进门就嚷嚷：“饿死了！有吃的吗？”
“有，妈妈做了...”我话还没说完，他已经冲到餐桌前，抓起一块排骨就啃。
“浩子，洗手...”我话音未落，他已经把骨头扔在桌上，油手在衣服上擦了擦。
“妈，我游戏账号被盗了，快给我钱买个新的！”他嘴里塞满食物，含糊不清地说。
“先吃饭吧，今天是我生日，妈妈买了蛋糕...”
“哎呀烦不烦！”他突然提高音量，“就知道钱钱钱，我爸不是刚给你五千吗？”
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心想，但没说出口。“妈妈只是想...”
“想什么想！”他猛地站起来，椅子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音，“你整天在家闲着，就知道要钱！”
我站在那里，手里还拿着给他盛的汤。汤碗很烫，但比不上我心里那股灼烧般的疼痛。
“陈浩，”我深吸一口气，“我是你妈妈，你不能这样和我说话。”
“谁稀罕你这样的妈妈！”他的脸涨得通红，“你看看小明的妈妈，人家是公司高管，开宝马接送！你呢？除了做饭洗衣服还会什么？”
我放下汤碗，手有些发抖。“妈妈把你养这么大...”
“养我？”他冷笑一声，“用的是我爸的钱！你不过是个寄生虫！”
这句话像一把刀，直直插进我的心脏。我感到一阵眩晕，扶住了餐桌边缘。
“今天是我生日，”我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只希望...”
“希望什么？”他突然冲过来，一把推开我，“别挡道！”
我没站稳，向后踉跄几步，重重地摔在地上。尾椎骨传来一阵剧痛，我倒抽一口冷气。餐桌上的碗碟因为震动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儿子站在那里，俯视着我，眼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厌恶和轻蔑。
“浩子！”婆婆终于从沙发上站起来，但她的语气里没有责备，只有一丝无奈，“别闹了。”
我慢慢爬起来，膝盖隐隐作痛。丈夫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
“怎么了？”他皱眉问道。
“你老婆又作妖，”婆婆抢先说，“过个生日闹得全家不安宁。”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三个人——我的丈夫、儿子和婆婆。阳光早已消失，客厅里只有惨白的灯光，照在他们脸上，也照在我身上。
我突然明白了，在这个家里，我不是妻子，不是母亲，只是一个免费的保姆，一个可以随意使唤、责备甚至推搡的劳动力。
没有一句生日快乐，没有一丝歉意，甚至没有一个关切的眼神。
我默默走回卧室，关上门。衣柜镜子里映出我的脸——眼角的皱纹，鬓角的白发，还有那双已经失去光彩的眼睛。我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脸颊，指尖感受到皮肤的松弛。
床头柜上放着我们的结婚照，二十年前的我笑得那么灿烂。那时我以为找到了归宿，以为会有一个温暖的家，以为会被爱、被尊重。
我打开衣柜最底层，从一堆旧衣服下面摸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是我十年前考取的营养师资格证书，还有一张存折——我最后的退路，里面有两万块钱，是我偷偷做家教攒下的。
我拿出行李箱，开始收拾东西。几件换洗衣服，洗漱用品，那张证书和存折。我的动作很轻，生怕惊动外面的“家人”。
收拾完毕，我站在卧室中央，环顾这个我生活了十五年的房间。墙上还挂着儿子从小到大的照片，每一张里都有我，站在他身后，笑容模糊。
我拖着行李箱走出卧室时，丈夫正在看电视，婆婆在剥橘子，儿子在打游戏。没有人抬头看我一眼。
“我走了。”我说。
“去哪？”丈夫头也不回地问。
“出去住几天。”
“随你，”他换了个台，“记得明天回来做早饭。”
我没有回答，轻轻关上了门。
楼道里的声控灯随着我的脚步声一盏盏亮起，又一盏盏熄灭，像在为我送行。夜风吹过，带走了我眼角终于滑落的泪水。
小区门口，我拦了辆出租车。
“去哪儿？”司机问。
我犹豫了一下，“去...去最近的地下室旅馆。”
后视镜里，我看到司机疑惑的眼神。一个中年女人，拖着行李箱，深夜去住地下室，确实很奇怪。
但我已经不在乎了。四十五年来，我第一次决定为自己而活。
地下室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潮湿、阴暗，墙壁上布满霉斑。但六百元一个月的租金，在我的预算范围内。
我坐在吱呀作响的床上，打开手机，删除了丈夫的十几个未接来电和短信：
“发什么神经？快回来！”
“浩子明天要穿的白衬衫还没熨！”
“我妈的降压药在哪？”
最后一条是：“别闹了，你知道你离不开这个家。”
我关掉手机，从行李箱里拿出营养师证书，轻轻抚平上面的折痕。窗外，不知谁家的电视在放生日歌，欢快的旋律透过薄薄的地下室窗户传进来。
我轻声对自己说：“生日快乐，林淑芬。从今天开始，你要为自己而活。”
（未完不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