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连的三个月像被扔进滚筒洗衣机，迷彩服混着汗水和泥土在寒风里甩干。
1998年12月我揣着高中毕业证走进军营时，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让我走进机关的竟是一手美术字。
当新兵连长宣布我和周扬被分到团机关宣传股那天，一百多号人里炸开的羡慕眼神，比授衔时别在肩头的列兵衔还烫人。
宣传股办公室的深褐色木门有股油墨味，推门时总卡着地砖缝。
每天清晨五点半，我和周扬要赶在股长上班前，用铝皮水壶从锅炉房打来开水，把六个暖瓶灌满，再往每个陶瓷杯里撒一撮高末花茶。
周扬总偷喝股长柜子里的碧螺春，有回被我发现，他抹着嘴笑："反正他记不清自己还剩多少。"
办公室东墙的铁皮柜顶上摞着历年剪报本，西墙的玻璃展柜里摆着各类奖状，正中间那面"先进宣传单位"的锦旗金线已经发黑——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股长用毛笔补的颜色。
电脑在那时比将军还稀罕，整个股里只有主任办公室有台联想台式机，罩着绣红星的白布罩子。
我们最常干的活是誊抄，股长用遒劲的钢笔字在稿纸上划满红杠，我们就得把修改后的报告一笔一画重抄在方格纸上。
周扬的字像被坦克碾过的螃蟹，有次把"从严治军"抄成"从宽治军"，害得我们连夜跑打印室求人重印。
打印员老张爱抽旱烟，熏得蜡纸都带着烟叶味，他总说："你俩小子比警卫连的强，至少手指头没沾着枪油来摸纸。"
机关楼前的法国梧桐掉叶子时，我们得用竹耙子把落叶堆成标准的一米见方。
周扬发明了偷懒法子，把扫帚支在树杈上，等风把叶子吹到角落。
有回被保卫科长撞见，他踩着落叶走过来，鞋底碾碎枯叶的声音像嚼脆骨："小鬼，当兵可不能取巧啊。"
那天我们多擦了半小时走廊地砖，周扬把抹布甩进水桶："早知道不如去汽车连，至少能摸方向盘。"
变故出在元旦前的卫生大扫除。
机关楼所有窗户要擦到"看不见玻璃"的标准，我们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用废报纸团蘸氨水打磨窗框陈年的污渍。
周扬负责的三楼西窗始终有块灰斑，股长检查时用白手套抹了一下，手套变灰了。
"下午明明擦过了。"周扬嘟囔着，把抹布往水桶里一扔，脏水溅到我裤腿上。
我拧干自己的抹布递给他："再擦擦吧，有股馊味。"
这时身后传来钥匙串的哗啦声——组织股的林干事来取材料，正好听见周扬那句"天天伺候这些破玻璃，不如回连队扛枪"。
周扬调令下来那天，雪粒子砸得窗玻璃啪啪响。
主任在早会上说"基层需要新鲜血液"，他收拾挎包时把剪报用的钢尺折断了。
我送他到机关楼门口，他忽然把冻红的手按在我肩上："知道为什么选你抄文件吗？因为你从不多话。"
雪地上他的脚印一路歪斜地通向警卫连，像串被擦掉的铅笔字。
之后二十年，我抽屉里始终压着和周扬的合影。
照片里我们举着"迎新春板报比赛一等奖"的奖状，他脸上还沾着彩粉。听说他退伍后去了深圳，有战友说在华强北见过他修手机，又有人说他早移民了。
每次路过机关楼那排法国梧桐，我总想起他偷懒没扫净的落叶，在风里打着旋儿贴到我鞋底。
2018年战友聚会，酒过三巡老股长突然拍我后背："还惦记周扬那事呢？"
原来调令早在他抱怨前就拟好了，有次夜岗他裹着大衣睡觉，查岗的参谋长用手电照见他流口水的样子；还有回接送政委女儿放学，他竟带着小姑娘去吃路边摊，害孩子拉肚子。
"机关工作就像剪报，"老股长把花生米抛进嘴里，"贴歪一张，整个版面都难看。"
回家路上，我特意绕到机关楼，新换的落地窗映出我两鬓的白发。
忽然明白当年我们擦的不仅是玻璃，更是某种透明的界限。
周扬像滴在军容镜上的油渍，而我用二十年才读懂，抹布要勤洗不是因为玻璃脏，而是为了保持那种随时能照见人影的透亮。
哨兵在路灯下交接，他们的影子投在崭新的玻璃上，像两株挺拔的白杨。风又起来了，这次没有一片叶子掉在不该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