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其实早在1942年1月1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就已经首度试探史迪威赴远东工作的意愿。但是由于陆军部长史汀生当时对史迪威印象不佳,因此挑选了庄穆(General Drum)。等到庄穆任命触礁后,军部又曾经考虑过另外三位将领,但均无结果。马歇尔于是说服史汀生部长再给史迪威一次机会。

1、史迪威的“面试”

史汀生在1月14日面谈时,对史迪威印象大为改善,并且告诉史迪威说,中国会接受一位美国军人去指挥中国军队。当史汀生问起史迪威对这份工作的意愿时,史迪威的答复是:“我会接受政府的派遣,去任何的地方。”不用说,史汀生对这个回答完全满意。



从军人角度来看,史迪威毫无疑问给了一个完全正确的回答,特别重要的是这个回答恰得其时。因为就在一天之前,庄穆表示了不愿意贸然去中国,以致让史汀生大感“失望”。庄穆花费了十多天的潜心研究和深思熟虑(包括会议、讨论、研究和写报告)所形成的结论,却被自己不识时务的立场彻底摧毁了新职的机会。

相对之下,史迪威只花了30分钟和史汀生聊天,就得到后者热心支持。正如史汀生事后对这次会面的生动描述一样,在半小时之内,史迪威向他报告了有关中国军队能够英勇作战的亲身经历,内容远比他以前接到过的任何报告都要乐观,令他振奋不已。更让史汀生感到鼓舞的是,史迪威向他保证,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并不在美国而是在中国。史迪威还说,史汀生对华政策成功与否的最关键因素,是蒋介石是否愿意把中国军队指挥权交给美国人行使;若蒋介石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前景就非常乐观。这番话让史汀生确信,他已经找到了一位得力的人选。

由于史汀生对华政策的基调历来是“少付出,多回收”的投资作风,因此史迪威就变成了让史汀生政策得以实现的最佳人选。

1942年1月16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召见史迪威长谈。他明确告知史迪威,今后在中国的任务是协调各方,理顺关系,维持缅甸路的通畅,“团结不同的派系,抓住兵权,让中国人努力干事。金钱不成问题”。

史迪威听后,踌躇满志,认为自己只要能够掌握中国兵权,就可以做出一番大事业。



至于蒋介石最关注的职务——联军参谋长——史迪威的态度则是漫不经心。在他看来,只要能够获得兵权,他也不介意付出必要的代价,那就是屈就蒋介石任命为联军参谋长。为了奖赏史迪威的合作态度,马歇尔决定推荐晋升他为陆军中将。

2、史迪威的优缺点

还有两个因素,对于史迪威将军(1883年生)在中国的工作非常重要。一个是他对中国人民和语言的了解,另一个是他和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深厚的公谊私情。

关于第一个因素,史迪威在1942年之前曾经三度派驻中国,前后约十年之久。根据史迪威夫人的说法,史迪威在这些年里,对中国人的心理获得了深刻了解。也就是这个中国经验,使他被誉为美国陆军中最了解中国的专家。

就第二个因素而言,史迪威先前在中国及后来在美国班宁堡的步兵学校与马歇尔数度共事,两家配偶与子女也建立密切友情。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在1942~1944的三年中,每当中国和美国政府之间因史迪威而发生矛盾时,双方官员都会把这个关系当成是重要考虑因素。

珍珠港事变发生当日,史迪威少将的职务是第三军团指挥官,总部设在加州蒙特利城。事变发生后的第一个月,美国盛传日本人可能会从西海岸打进美国本土,史迪威最操劳的工作就是防止这个谣言成为事实。在此期间,他也曾经短暂地被考虑为带领美军赴北非作战的指挥官,但因为这项任务一直未能定案,因此他的任命也从未落实。

后来美国军方想给中国人一个印象,宣称史迪威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才放弃到北非出任战地指挥官的机会,这是言过其实,只不过想借此增加中国人对史迪威的感恩之情罢了。

仔细检视史迪威1942年到中国之前的军人生涯,有以下几个引人注意之处。

首先,他毫无疑问是美国陆军军官中最了解中国当代军事事务的人。当然,美国海军和陆战队也各自有他们的中国专家,对中国事务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在中日开战之前,史迪威已经展露了他的能力。他能和中国士兵打成一片,所以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有关地方军队(山西)的情报。

中日开战后,他又到各地访问,和中国指挥官谈话,与德国及苏联顾问保持接触,建立和日本人互通消息的渠道,还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活动(平型关)予以关注,并给予颇为正面的评价。他对战争做了大量笔记,制作地图,还针对日本在华的部队情况写成若干报告。总的来说,他所做的是一位典型的驻外武官的份内工作,而他向华盛顿军部提出的情报,也渐渐使他被视为美国陆军里最了解中国军情的权威。



然而史迪威在盛名之下也有他的弱点。军部的上司便曾经数度申斥他的报告写得糟糕,认为他的某些活动缺乏周详考虑,他的金钱花费太过浪费。军部给他最大的侮辱,莫过于把一份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尉写的报告交给他,并建议他用来作为今后写报告的模板,以提高写作水平。更有甚者,军部后来还指令他,在未得到军部上司确切批示之前,不得离开任所或展开新活动。

还有一个原因让史迪威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期间的日子过得不愉快,那就是他和同事间的关系极差。史迪威经常对这些同事的动机疑神疑鬼,又鄙视他们的工作成绩,认为他们全都是庸才。因此史迪威几乎永远采用尖酸刻薄的语调形容他的同僚。他的私人文档在这个年代所留下的记录,对他后来在战时和中国同僚间发生的摩擦,等于作了一个伏笔。

第二,比起中国政府以前(1920~1930年代)的外国顾问们,史迪威缺乏显赫资历,官阶也不够高。他在1942年以前从无实战经历,他所指挥过的部队最大不超过一个美国陆军军团,而且还不是第一线作战部队。而蒋介石与许多中国将领,他们已经先后和日本人、共产党及各类军阀交过手,也阅历过优秀的外国军事专家。

所以,史迪威是否具有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并非只凭美国人随便吹嘘就算数,还必须经过中国人亲自验证才能过关。

第三,从中国角度着眼,史迪威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战区获得这么崇高的职位,关键在于他是美国人,如此而已。中国人还记得,1942年以前苏联即使提供中国大量军援,也从来没有要求中国政府交出指挥权。但是美国人的作风恰巧相反;他们还没有运送物资援助,就急不及待地先要求兵权。

美国人在索取中国兵权的过程中,隐隐约约地透露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由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肯定会比由中国军官指挥更为有效。但是当史迪威无法在短期内清楚证明这一点时,美国人不愿意检讨自己原来的设想是否考虑欠周,就只好反过来挑剔中国人的冥顽不灵了(比如,蒋介石的不合作态度)。

第四,蒋介石向美国让出指挥权一事,完全违反他本人过去的一贯做法。虽然这种让步透露了他对美国的善意和信赖,但是也为自己增添了许多压力。因为他必须向国内的政军伙伴、部属甚至政敌们提供一个有力的说词,为什么中国军队需要由外国人来指挥。

特别是在一个全力动员民族主义去抵抗日本的大环境之下,中国政府在指挥权问题上所必须面对的风险和指责,只能让它感到进退两难。

3、对中国的态度

史迪威在得知蒋介石已同意他的任命后,立即在华盛顿展开一连串与有关人士的会商,为新职务作出准备。他首先拜访史汀生,史汀生给了他一个“像父辈一样的谈话”,乐观预测他的任务将让他大展鸿图,并且答应尽个人一切努力来帮史迪威达成任务。



史迪威接着和马歇尔会谈,表示除指挥权之外,还需要掌控租借法案物资的全权,并要求承诺装备30个中国师,在缅甸通路万一沦陷而必须对华进行空中补给时,也要求对陈纳德空军可以全权指挥。

马歇尔笼统答应尽量支持史迪威,但是特别指出美国将不会派遣地面部队赴华作战。在史汀生和马歇尔之外,史迪威还想得到罗斯福的指示,并于2月9日安排晋见。但是他只得到20分钟会面时间,而罗斯福所说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

史迪威继之拜会罗斯福顾问霍普金斯,霍普金斯基本重弹美国陆军领袖的老调,那就是他肯定史迪威会得到指挥权:“其实,即便蒋介石把全中国的军队都交给你指挥,也不会令我惊讶。”

从这些会谈内容可以看出,马歇尔和罗斯福交给史迪威的任务,和原来蒋介石所设想者,可谓相去甚远。才不过几天前,美国向中国抛出诱饵,表示要派遣军队赴中国或缅甸作战,而此时却被马歇尔静悄悄地收回去了。相反地,他们对史迪威派赴中国的指示是,尽其所能而为,但是美国政府并未承诺给他完成任务所必需的资源。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史迪威开始筹划他的新使命。

首先,他给自己下定最重要的任务是抓指挥权。其实,最早动脑筋想拿到中国在缅甸军队指挥权的是史汀生部长。他在没有和中国政府进行任何磋商的情况下,就一厢情愿地以为中国必定会顺从他的想法。

事实上,美国政府一旦开始考虑派送一位高级军官赴华时,几乎所有的领袖们(包括总统、霍普金斯、摩根韬、史汀生和马歇尔)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人必定会心甘情愿地把政府军指挥权双手奉交给这位美国军官。

史迪威最初还将信将疑,但他很快就把兵权当成是他中国使命中的核心部分。与此同时,他也接受马歇尔的看法,认为只要中国能够更有效地运用本国资源,就几乎可以完全满足抗战的需要。换句话说,中国并不需要大量美援。

这种对指挥权的一往情深和全神贯注,使得史迪威几乎没有动机去深思与他职责攸关的其他事务。争取指挥权变成美国军方在华工作的最高优先。其他一切任务均将以此为依归,而且可以从缓计议。至于所谓的“联军参谋长”一职,则早被置诸脑后了。

根据史迪威的信念,只要中国人能够服从他的命令,他就有办法解除缅甸的困境。

至于史迪威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则是微妙而又古怪。



1937年12月中旬,史迪威想赴上海前线访问,向中国军政部提出申请,但遭到拒绝。这可能让他感到不受尊敬。更糟糕的是,他因此而受到华盛顿军部责怪,认为他工作不力。等到1938年3月3日,史迪威终于得到中国政府批准访问前线时,淞沪会战早已结束。有了这些对国民政府的旧怨,还可能包括一些目前我们尚不知道的其他原因,史迪威再度来中国时的心态可能相当不平衡。

此时他不再是一个卑微的上校,而是一位美国三星中将,并且还是中国最强大盟友的最高军事代表。面对着同样那一批中国将领,史迪威心中的反感自然而然地会对他以后所推行的军事改革发生重大影响。

在纯粹个人层次上,史迪威对两位他此后必须经常打交道的中国领袖,也怀有极为负面的看法。这两个人分别是宋子文和蒋介石。史迪威在和宋子文初次见面时,便认定宋子文“阴险狡猾”。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因为他从1942年2月已经开始用“花生米”(peanut)的绰号来表示对蒋介石的鄙视。

从此以后,史迪威还发明了一连串的绰号,用以发泄他对蒋介石的敌意。史迪威此时对蒋介石还表达了一个令人纳闷的评价:“他基本上是一个农民,身上带着他那个阶级所有的劣根性。”

就凭史迪威把蒋介石看成是典型的“农民”一事,就可以想象他这个独树一帜的观点,让他对中国事务的判断会如何的离谱。而他对他必须合作的中国伙伴们如此随意的侮辱,又不难预测到他日后新工作为何难以展开。

4、自我感觉良好的蒋介石

与史迪威态度恰恰相反的是,中国领袖们热烈欢迎史迪威的任职。宋子文在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附了一份他自己对史迪威充满赞美的评价。他保证史迪威对中国感情真挚,为人忠厚,具军人性格,与马格鲁德之类喜欢玩弄政治把戏者完全不同。在宋子文心目中,“此人系美陆军中公认的最优秀将才”。蒋介石接到这些赞美之后,立即致电美国政府,对史迪威任命表示欢迎。

同样重要的是,宋子文也忠实地传达了马歇尔对史迪威的高度评价。宋子文也一股脑地接受了马歇尔并不诚实的说词,即史迪威认为中国的情况紧急,需要他的才能,所以毅然放弃了本来已经内定的北非远征军司令职务,接受到中国的任命。

宋子文在报告中提到马歇尔和史迪威的特殊友谊,这当然更让蒋介石有理由热诚欢迎史迪威来华。鉴于中国对美外交和美国对华外交愈来愈有受个人因素影响的趋势,因此选出一个适当的代表,已经变成是促进中美同盟关系成功的先决条件。难怪,宋子文信心十足地预言,史迪威肯定会对中国作出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居里(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也另有一电给宋美龄,表示史迪威会是美国军方一个优秀的代表。



所有以上事实都显示,中国领袖们最初对史迪威任命的消息,一致而且毫无保留地表示了友善和热诚,因为美国政府给了他们各种理由去相信史迪威是最佳人选。在此,也可以附带提一句的是,即使史迪威当时已有“中国通”的号称,但是却被宋子文和蒋介石看成是一个优点而不是一个缺点。在两人来往电文中,看不出任何迹象表示他们对此事有些微保留或不安。

就在前不久,他们还曾经向美方表达过,希望未来的联军参谋长不必是“中国通”。可是在热烈欢迎史迪威的乐观气氛笼罩之下,他们显然已经忘记了自己所说过的话,而且也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史迪威在1942年3月6日向蒋介石报到时,他在口头上叙述他在中国的职务包括以下几项:

(1)奉命指挥在中国、缅甸及印度之美国军队;(2)奉命监督及管理一切美国对中国国防之援助;(3)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军事会议;(4)倘卫佛尔将军仍为西南太平洋战区之总司令,奉命担任钧座与卫佛尔将军间之联络员;(5)管理、维持并改进滇缅公路,并敦促英方不断改进在缅甸境内之该路。(6)此外,奉命指挥在印度境内之美国空军,无论其活动范围在印缅境内或印缅境外。

史迪威一字未提中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联军参谋长一职。对此,蒋介石当即警觉并要求史迪威予以澄清。此时,史迪威才补充承认他也是蒋介石中国战区的联军参谋长,并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但是蒋介石仍不放心,再度要求史迪威进一步澄清他的身份和职权。直等到蒋介石充分肯定他果真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他所要求的人选以后,才放心正式宣布(3月6日)史迪威为他的联军参谋长。

但是,史迪威怎么可能会忘记说出他被中国人请到中国战区的最主要原因呢?

对于这个疑问,最简单无辜的答案可能是:

史迪威有一长串的职务需要逐一列举,一不小心就忘记了包括联军参谋长这一个职务。另外一个可能是,史迪威的这个省略并非疏忽而根本是故意,因为他很正确地反映了美国官方的想法和他本人的心态。如果美国真的从来就没有把蒋介石邀请当一回事的话,那么他就宁愿让这个职务不声不响地消失掉。只有在蒋介石再三追问之下,他才不得不承认这个职务确实存在。

对蒋介石来说,除了联军参谋长一事让他担心了一阵子之外,他和史迪威的首度会晤,其实还让他听到了不少令他振奋的消息。



首先,罗斯福向他保证,当前的战争是一场世界大战,因此美国不会以德国为优先而忽略日本,同时美国也会向中国提供足够援助来进行抗战。

其次,史迪威告诉蒋介石,他已经向马歇尔提出军援器材清单。其中包括加强空军、装备30个陆军师的一切必需武器,另外还会派遣运输、通讯、医药、炮兵、装甲兵等各方面专家来和中国军队合作。

史迪威宣称马歇尔在原则上已经批准了这些建议,一旦物资有着落,将立即向中国运送。这样的信息当然让蒋介石非常高兴,因为这些援助正是他长期以来希望美国人能够提供的。

但会谈也产生了几个不偷快的问题。一个是他告知蒋介石,美国无法实现派遣三个陆军师到中国的承诺。另一个是史迪威迫不及待地要求中国,马上交出在缅甸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尽管这个举动让蒋介石大感不快,但是后者还是耐住性子,没有马上对史迪威的狂妄和无礼表露不满。



即便如此,蒋介石还是决定把史迪威尽快派赴缅甸前线。为此,他花了两整天时间(3月9~10日)帮助史迪威了解中国在缅甸的部队,和他使用这些部队时应该注意的事项。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ad1 webp
ad2 webp
ad1 webp
ad2 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