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寒冬，母亲抱着我攒了十年的奖状冲进接兵站时，发梢还沾着灶台上的柴火灰。那摞印着"三好学生""劳动模范"的硬纸片，硬是在接兵名单上撕开一道口子，把我从黄土地推进了军营。
那年头的入伍名额金贵得像凤凰毛。村里七个小伙子挤破头争一个指标，接兵干部手里的花名册比圣旨还威严。我蹲在征兵办公室门槛上，看着母亲把奖状一张张铺在掉漆的木桌上，指甲缝里还留着刨地瓜秧染的泥。
"这孩子打小就认死理，奖状能糊满整面土墙。"母亲的手指划过泛黄的"拾金不昧"奖状，接兵干部的眼皮终于抬了抬。乡书记适时递上旱烟袋："老张家独苗是棵好苗子，公社秋收那会儿......"
我至今记得接兵通知书飘落膝头时，母亲转身抹泪的模样。灶台上煨着的杂粮粥早已凉透，可那晚的月光比腊八粥还甜。 
新兵连第一次紧急集合，我差点把棉裤前后穿反。班长拎着武装带在宿舍转悠，我摸着胸口暗袋里的奖状复印件，硬是把五公里越野跑出了全连第三。那年月提干名额比枪膛里的子弹还稀缺，我守着炊事班大铁锅背条令，趴在弹药箱上抄党章，油灯熏黑了三个笔记本。
1975年全军大比武，我在战术演练场被铁丝网剐掉半片耳朵。血糊住右眼时，恍惚看见母亲在麦田里弓腰挥镰的身影。咬着牙翻过最后一道障碍墙，主席台上的首长带头鼓起了掌——那是我人生第一枚三等功奖章。
提干公示那天，我攥着电报在营区后山跑了两圈。白杨树的叶子沙沙响，像极了母亲翻动奖状的哗啦声。从排长到作训参谋，从教导队长到教务处长，每一步都踩着当年那摞奖状的厚度。
1998年抗洪抢险，我带着学员堵九江决口。浑浊的江水漫过迷彩服，年轻战士们的腰带连成生命锁链。有个娃娃脸的新兵突然喊："处长，您当年真是靠奖状当的兵？"浪头打来前的寂静里，我摸出贴身三十年的奖状复印件："看，这张'学雷锋标兵'，是我给五保户挑了一整年水换的......"
2012年退休仪式上，我把所有勋章别在母亲缝的旧挎包上。台下坐着的军校教员们不会知道，这个总爱讲条令条例的老处长，心底永远住着个差点当不了兵的农村娃。 
前几天收拾旧物，孙子举着张脆黄的纸片跑来："爷爷，这个'养猪能手'奖状能换奥特曼卡片吗？"我摸着右下角洇开的蓝墨水印章，忽然听见1972年的北风在窗棂外打了个转。
（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