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杰
摘 要：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一直孤悬海外。从"海外看中国"的视角观察，可以发现海外革命策源地具有特殊性、输入性、漂移性、影子性等特质。孙中山与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关系密不可分，对二者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不但可以拓展孙中山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华侨的历史地位及中国民主革命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革命策源地；特殊性；输入性；漂移性；影子性
多年以来，史家对“海外策源地”字眼耳熟能详，[1]但在汗牛充栋的学术著作里，对海外策源地发阐的却难得一见。一个多世纪过去，史籍似乎对策源中国革命的海外根据地有嫌“不公”。本文藉以“从海外看中国”的视角，以特殊性、输入性、漂移性和影子性的特质为切入，阐释策源地的内在逻辑，以“整体”把握华侨的历史地位及中国民主革命的世界意义。
一、特殊性
策源地有本土与海外之别，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策源地在辛亥革命之前一直孤悬海外，其所以不能扎根国内，与中国特殊国情尤关。
（一）国内无根，海外生花
1. 专制淫威，革命难以立足
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清朝苟延残喘，但并不意味着它丧失了掌控全国的权力，其管控权势的存在，使得革命党人丧失扎根国内的土壤和在本土开展革命斗争的地利因素。
香港兴中会成立，制定宣言及章程十条，措辞多以“改良”为掩饰，就是“因避清英二国官吏干涉”，“仍未敢公然排满及明示合众政府之宗旨也”[2]。其时，香港已被英国割夺多年，在港创办团体，按情理说，清廷经已无权干涉，革命党人之所以用“改良”、“救亡”词汇掩盖“革命”真义，说明清廷权势仍渗透于香港。
从1895年广州起义至1911年，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先后发动了十数次武装起义，其失利根源，主观缘于势力单薄，客观即因于清廷“猛虎虽老，余威尚在”。清廷权势的控制，既阻碍了革命思想的萌生，又限制了革命活动的开展，还威胁着革命者人身的安全。这是策源地难以萌生于本土的根本原因。
1905年初孙中山在布鲁塞尔
与中国留欧学生合影
2. 传统文化排拒
革命政党的滋生
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胎育近代“革命”的因子，传统文化伦理更是与近代“革命政党”相抵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维新思潮渐次生成主流。洋务运动本身蕴含的维新思潮，变化、发展和新兴的早期维新思想，甲午战后名气大升的康梁维新思潮，对中国思想沙滩造成巨大冲击和影响。“静极思变”，“居久求动”，人们想改变中国，却不希望大破大立创新社会制度，而是期许在固有社会模式、权力结构、政治运行机制下寻求变动，借以找到“却虏”和“送穷”的途路。当维新思潮大行天下的时候，源于欧美的革命思想定然缺少市场需求。
3. 国内缺少“革命”必需的
阶级支持和经济保障
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于短期内难以孕育出近代大工业生产及资产阶级群体。“小农经济”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封闭、保守，小手工，低资本和重经验是它的特质，而这些都与资本主义的要求格格不入。
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但是，官僚化的体系运作，使得与政府离心离德的近代资产阶层难以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衍生出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土生土长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其孕育和胎生过程与清政府和外国势力千丝万缕相依存，相互亲联，“剪不断理还乱”。民主革命是要推翻清廷专制统治的主张，对他们而言，只能是利益受损，因而他们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视如洪水猛兽，避而远之。
士绅群体一直是地方的政治精英，“在晚清，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士绅阶层的各种权利组织，作为‘官治’的补充，使清皇朝的统治延伸到农村基层社会”，与普通民众相比，该群体在文化传播、思想体认、理念感触方面更具优势，士绅群体对革命抵触，也是策源地难以扎根本土的基本原因。
清末新政，科举废除，迫使传统士绅适应社会转型。为了消弭政府与士绅之间的隔阂，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已入学堂的生员，在科举仍未废除时，准予“其中学堂卒业生，送本省官立高等学堂考验如格，由高等学堂给予贡生文凭……高等学堂卒业生……候旨赏给举人，并准其一体会试。……大学堂分科卒业生……候旨赏给进士”[3]；对已经取得科举功名的士绅，进行“回炉”教育，“各省初办学堂，……取诸原业科举之士”[4]；对进士及第的士绅，设“进士馆”，准许“新进士入学，系钦奉谕旨办理，凡一甲之授职修撰编修，二三甲之庶吉士部属中书，……其遵章入馆肄业者，翰林中书每年给津贴银240两，部属每年给津贴银160两，以示体恤”[5]，通过以上举措，士绅寻找到了“安身”途径而衍变为新的士绅群体。新士绅注目于兴办教育和立宪改革，“革命”与之明显相悖，自然难以获得士绅的青睐与支持。
4. 海外华侨及侨居地
为革命提供了温床
上述三个因素，致使革命党人在国内落脚失去“天时地利人和”，而海外华侨与侨居地却向“革命”伸出了橄榄枝。海外侨居地孕育产生了近代革命思潮、华侨支持和投身“反清”的人数日渐增多，尤其是大批留学生倾向明显，这是革命策源地建立在海外的直接原因。
近代大量华工出国，每遇苦难更思乡。清廷无力承担振兴中华的责担，促使华侨与清政府感情渐行渐远。孙中山革命初期打出“反满”旗号，“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6]，华侨对“反满”倍感亲切，逐渐聚拢于孙中山的周围。随着“反满”主张升华为“民主革命”，与侨居地孕育的民族主义和革命思想相暗合，华侨成了革命的忠实支持者，侨居地自然成了“策源地”的扎根所在。
近代官费留学生的选派以及自费留学限制的放宽，使大批有志之士远渡重洋，以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宏愿。主观能动性极强的留学生群体，很少有人会按照朝廷的既定安排去学习和生活。国内政治的晦暗与腐败，社会的无序和混沌，被列强肆意侵略和欺压的现状都与西方社会的有序和文明、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尊严反差鲜明。再者，对西方书籍的感悟、欧美社情的体验，又使许多留学生对清廷丧失了信任和热情，转而走上了“革命”的路途。留学生群体倾向革命，海外策源地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壮大和夯实，这是海外策源地存在的内在原因。
（二）“老母体”
衍生“新生命”
近代“华侨”是一个特殊群体，无论在母国，还是在侨居地政府看来，都是“边际人”。华侨出国，或逃离灾难，或梦想“淘金”，或躲避通缉，或遭骗被掳，不一而足。“据统计，1899年全世界的海外中国移民有400万人，1903年有730万人，1906年有770万人，1908年达到860万人。”[7]
在华侨社群中，因为不具备现代社会管理的常识和思想，以会党帮派形式组织华侨社会的管理模式，“三纲五常”仍是道德准则，“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还是做人规范；“天地君亲师”依旧是精神信仰，人与人相见，握手致意人少，作揖寒暄者多。所以，侨居地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海外版”。换句话说，侨居地实际上就是中国文明的外扩，是华夏传统的衍展。但是，就是在这与中国本土文化大致相同的环境下，华侨居地孕育出近代的“革命”思想，继而成为革命的策源地，既为革命军经费粮饷提供保障，也成为哺育反清义士成长的故乡。侨居地所以如此，其原因是：
清廷对华工的悲苦遭遇无动于衷、冷漠对待，未能采取措施维护华侨权益，予人冷眼旁观之态：“内地违旨不听招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华侨“是由于祖国的政治动乱和经济凋敝而背井离乡、涌出国外的失业者。而中国政府却认为这些人是自愿舍弃祖国的，没有必要加以照拂，……在这样的环境下，华侨社会出现了互相扶助、共济自卫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人类的一种自卫本能。”[8]清政府对待华工的态度，让游子很是伤心。
清政府于新政以后也曾对华侨群体抚慰和招安，有意迎合侨商需求，营造利于侨商的环境，一时颇具迷惑，南洋有的华侨一度开始表衷，与革命保持距离，后来事实得证，清廷措施做作的多，实在的少。驻外官员虽然宣称是为保护华侨权益、抚慰海外侨众而设，实际上在搜刮当地华侨资财，更负有监视、侦查、甚至残害革命党人之职责。1908年，马来亚陈文褒面斥清廷钦差杨士琦：“岂吸四万万内地国民之脂膏犹不足，而必及此别乡井离骨肉艰难困苦之华侨耶?若云抚慰，内地国民，日加残害，何有华侨?华侨回国，日在刀俎，何有外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9]。华侨归国，几见百般为难，“闽人出洋，籍多漳泉，以厦门为孔道，此项民人不忘故土，偶一归来，则关卡苛求，族邻诈扰，以致闻风裹足”[10]；“凡闽人由南洋归来，按人抽收局费……商人被人欺凌，投诉不理；商人行李往来，未尝护送；出入款目，从未造报”[11]；“于回籍华商，未闻切实保护，关卡留难如故，强邻需索如故。遇有械斗案件，牵扯拖累，胥役扰害均如故”[12]。华侨蒙受被欺骗的耻辱，为“反满”情绪的积聚增加了比重。
华侨关心“中国的国际声誉提高，也可以帮助改善华人在居留国的待遇与社会地位”[13]。华侨也曾冀望清政府自我革新，自发图强。然而，三十年洋务运动，未见“中兴”；甲午惨败，耻辱倍增；倡行“新政”，苛捐杂税已多，徭役摊派又添，影响及至海外华侨。政治危机，以君主立宪相托词，“皇族内阁”出台，权力回收，海外华侨渐次失去对清廷的期望，转而赞成革命，希图去除专制，谋求建立新国家。“耳目所及，始悟外人之所以欺我侮我者，皆我国势不振有以致之。余因是革命思想油然而生，盖非革命不足以强国，非革命不足以唤醒侨民”。[14]
西方文明，映衬了中国的落后，欲变富强，必须消除道路上的障碍。华侨侨居于海外，生产工具的先进，交通的方便快捷，街道社群管理的有序，都给华侨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切身体悟了欧美文明。
反观中国，千百年因循保守，生产方式老旧，社会乱象滋生。与欧美相比，落后已是不争的事实。加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们着实害怕中国有朝一日也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因为中国民族主义由‘希望’和‘害怕’两个孪生成分组成，希望创建一个独立强大和有尊严的国家，以提高华人的弱小地位，害怕祖国被列强瓜分和成为殖民地，从而进一步降低华人在东南亚岌岌可危的地位”[15]。爱国情怀激励他们悲天悯人，依靠清廷实现奋发图强已经不再可能，要想改变中国的命运，消除道路的障碍成了必然使命。
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的论战，对华侨来说，是一次观念冲击和思想启迪。论战从美洲、到日本、再到南洋，保皇观念日落下风，革命理念蒸蒸日上。通过论战凸显了革命路途的所向，海外华侨经过艰难的选择，思想渐渐开通，要想取得国家独立富强，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廷，建立新国家。
（三）“新命体”依托“旧给养”
革命策源地扎根于海外，国内的早期起义还是依靠会党、留学生和华侨为主。会党作为秘密社会组织力量，革命党人与之携手合作，可谓是“新命体”依托“旧给养”。
会党（兴中会与天地会联络之后始有此称），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自明末清初延续下来，会众对首领存在特殊的崇拜情节，成员大都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等。会党有派系之别，地域不同，则两地会党就会存在差异。
华侨以广东籍贯的为多，特别是美洲地区，广东华侨占绝大多数。华侨在建立侨居地社会运作模式时，基本上采用会党结社的形式。美洲洪门组织是国内会党的一种外衍，其本身带有广东会党的特色，是因为华侨中的一部分本来就出身于会党。
20世纪初年，海内外仍视革命者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16]孙中山说“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于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17]
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落脚于海外，他的依靠力量先是就地取材，而华侨自然成为“近水楼台”。又因华侨与会党的“亲缘”关系，孙中山依靠华侨在一定意义上说便是依靠会党，依靠海外会党进而可搭桥联络国内会党。这也是孙中山早年革命以华侨、会党为主力的归因。曾记否——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向华侨秘密宣传革命，不少人认为反叛朝廷，罪及枝连九族；但在会党中鼓动“反清复明”，却没有人害怕杀头，这又是孙中山革命“造反”宣传最神奇的收获!孙中山不仅重视会党，还以革命党领袖身份加入洪门致公堂，实现同盟会与致公堂合二为一，从而开创了美国华侨参与反清运动的新局面。这就是中国民主革命海外策源地的特殊内蕴所在。
二、输入性
何为策源地的“输入性”？主要是以“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从海外策源地对中国的特殊作用来立论的。
海外策源地的主体是华侨。策源地的“输入性”体现为：将革命思想传入国内，在专制土壤上播下革命种子；将在海外筹募的资金注入国内的“反清”武装起义；组织国外华侨归国参加武装起义，用生命和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和尊严。海外策源地处于枢纽地位，发挥着总指挥机关的作用。
要之，海外策源地对中国的“输入”革命，大致有“脑”、“财”、“人”三个方面，曰：民主革命，启迪民智；集腋成裘，助力革命；抛颅洒血，舍生取义。
（一）民主革命，启迪民智
要攻城，先攻心。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运动，尤其注重思想灌输，首先解决灵魂的革命。他曾经称道：“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本党的主义在先，所以他们的革命也是在先”[18]。
“革命”一词，古已有之，但是与近代的“革命”，字眼相同而意义殊远。在中国古代，“革命”的本义大致是说一家一姓的朝代更迭和世代更替；强调“革命”是天人一体共同选择的结果，丧失民心，就会导致朝代的必然更迭。近代中国史上的“革命”，由西方传到国内，强调的是社会变革，以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代替旧的国家机器，要以革命的方式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以是，思想的启蒙、理念的更新成为首当其冲。
海外策源地向中国输入“革命”思想，大致分为两大类：
一、理论输入，通过报刊的散发。大批赴日留学生、旅日社会精英将西方先进书籍、报纸文章摘要翻译成中文，通过邮寄或携带的方式向国内输送，“晚清时期，不知道出版了多少关于民族独立的书籍，……这既为以‘排满’为口号的反清革命提供了正当性，也为日后反帝宣传提供了理论支撑”[19]，“革命”一词也随之飘洋过海输入中国，通过书籍刊印和报纸传播，该词汇逐渐被国人熟识和接受。
二、思想输入，通过党人的灌输。策源地在孙中山的统领下，将加入革命组织的华侨、留学生输送回国内。通过他们熟悉的地缘与人脉关系，扎根于社会基层之中，或组织革命团体，进行宣传、联络活动，或创办报刊，或借供职于学校、军队等公共机关为掩护，宣传“革命”的含义和实质。以秘密为渠道，以串联为带动，策动革命学说的传播，国人渐渐了解“革命”，进而投身革命。
具体说来，思想输入的快捷方式是借助报刊的功用，以“排满革命”为号召，首先将“种族革命”意识唤醒，进而逐渐渗入民主革命的思想成色。即既要避免官方的封杀，在启迪民智的同时，多以隐喻的文字引导反清革命。
报刊是一种高效便捷的新式信息传播媒介，党人很早就注目报纸在传播革命思想、宣扬革命主张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言论者，事实之母，武力实行者即空言鼓吹之果。……鼓之吹之，久而又久，则革命必不能免之原理已大著，自足以收摄当世人之心，皆趋于革命之一途，使革命之思潮，为之澎湃而不可遏抑，革命之方法，为之研究□□无不详，是武力实行者即从空言鼓吹所陶铸而出”[20]。
策源地先后在侨居国创办了许多报刊机构，借以启迪当地华侨爱国思想，抵制保皇宣传，引领革命发展潮流和推动革命事业进展。报刊以各种渠道输入国内，对国内产生较大思想冲击，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他们借得孙中山同盟会发刊的《民报》来大家看。我与席丹书、阎崇蟹、张少权、王西林尤其爱看。当时的贵州革命思想书籍，输入不多。我们看了《新民丛报》，误认孙中山是红眉绿眼的海盗。及读了《民报》，才知道他是博士，是高材生，中国的先知先觉。当清室亲贵专横，官吏贪鄙，外患日亟的时代，他的主义政策，都可救亡，我们便深深的崇拜他而要革命了。河口起义后，震动了贵州青年界，陆校和新军第一标更甚[新军第一标中秀才和知识分子很多]”[21]。
1903年，星加坡侨领陈楚楠、张永福等人，翻印了邹容的《革命军》达两万余册，为避检查，将书名易为《图存篇》，向本地华侨分发，又“分送闽粤各地，籍资宣传”。老华侨黄乃裳闻息，自告奋勇“亲携五千册回国担任实行工作”。归国后，“先到潮州与许雪秋、林受之两兄认识，送以《图存篇》引以革命宗旨。又因许而联及黄冈诸友，于是漫及潮中报界学界，如曾杏村、许唯心等人。革命宗旨全潮几为布满，黄冈起义，君为之先河，启导之功，至大至宏，信不可没也”。不久，黄乃裳因疾病缠身，回福州疗养，仍热情向绅学工商各界散播《图存篇》，“闽中有志之士相借传观，或手持一书以熟诵，弥漫全闽，人心一变。”[22]
革命思想向国内灌输的对象首先是会党群体。注重对会党宣传的原因很直接，一是，会党“反清复明”的宗旨与革命党人的宗旨大致相似，“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思想易于沟通，易于理解革命主张，情绪便于鼓动；二是会党力量雄厚，从江浙地区一直到两广地区，都有会党力量分布，活动也见活跃；三、相较于向来闲散于乡间的个体民众，会党有“家长”管理模式以及“英雄崇拜”理念，因而具备一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只要笼络住会党首领，会众兄弟大都会“召之即来”，革命宣传就有类事半功倍，收到“一传十，十传百”的奇特功效，思想传递会更加立竿见影。
思想的输入还有一种无形的渠道，就是海外华侨通过书信将海外的见闻、革命思想或者革命人物的事迹通过书信、言谈向国内亲友传播，还有参加革命的华侨归国时留心向同胞、亲友宣传革命，实际上都是将革命思想输入到国内的无形的途径。黄花岗起义前夜，许多党人挥泪写下绝命书、绝笔书、诀别书，这种以死来“唤醒”亲人的呼喊，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诠释了革命的真义，伸张了革命的正气，这种无声的思想输入，连同他们的革命气节一样感人至深。
思想输入形式很多，会友聊天是一种有效的形式。华侨杜凤书朋友遍及广州、香港、新加坡等地。为了宣传革命，不管新朋旧雨，见面寒暄后，就历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有时谈到声嘶力竭，咬牙切齿。谈到革命道理时，他则十分兴奋，认为只有民主共和，才能挽救中国危亡。杜凤书每从海外回乡省亲，他向邑人谈洋人对中国人的欺负、华侨在海外无人身保障时，则痛斥清政府的无能，是“弱国外交”所造成的恶果。听到乡人无以为生的苦况，则大声疾呼：“中国的出路就是要民主、共和”，“要革命才能改变中国贫弱的状况”。乡人听了都很受感动。[23]如是思想“输入”，可谓润物无声。
（二）集腋成裘，助力革命
钱财，犹如发动机的油箱，乃革命事业的动力之源。自1895年广州起义开始，到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其间的历次起义，购买枪支弹药的开支，起义军的粮饷军费，革命组织开展活动的用费，创办运营报刊的花销以及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胡汉民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车马费和生活费，乃至孙中山家人的生活费，“家费向由榔城同志醵资供给，每月百元”[24]，都是海外华侨捐赠的。对于华侨的热心捐助，孙中山感慨良多：“辱承海外各同志赐电贺劳，且感且惭；捐助军饷者，络绎不绝，共和前途，实嘉赖之”[25]。梁翼汉乐于在华侨中间热心筹款，“自筹饷时，牺牲平日之工往各处劝捐，后闻广东失败，竟乃吐血如盆”[26]；曾在南洋星马负责筹款的黄兴高度褒赞说：“南洋各志士担任筹款者极形踊跃”[27]。
据学者统计，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期间，华侨的捐款总数，计有700-800万元港币之多。[28]何香凝说：“中华民国能以成立，我们不要忘却三件事：[三]华侨的拥护和经济方面的援助”，“最初当同盟会成立的时候，替向华侨募捐，得到热烈的同情和赞助，他们以血汗换来的金钱大量的寄回来，所以中华民国的成立，虽是由孙总理来创造，而经济方面，多赖诸于华侨的力量”[29]。吴玉章提及孙中山在沿海各地领导的武装起义，“都是靠华侨在经济上给以支持的”[30]。孙中山本人曾多个场合以“慷慨助饷，多为华侨”[31]给予高度赞誉。
（三）抛颅洒血，舍生取义
过往的研究，论及早期武装起义，多说主要依靠会党，其实忽略了华侨，因为会党中人身份具有双重性，既是会党，也是华侨。
1895年，孙中山策划广州起义，核心力量包括追随孙中山从檀香山归来的邓荫南、李杞、侯艾泉、宋居仁、夏百子等华侨，香港有陈少白、朱贵全、杨衢云、谢缵泰、黄咏襄、丘四等华侨。后来事机泄露、起义失败，朱贵全、丘四等被执，坚贞不屈，殉难革命。[32]如果说陆皓东为共和事业牺牲第一人，那么，朱、丘二人可誉为为共和献身的第一批华侨志士。
1900年惠州起义爆发，参加该役的华侨有香港的李纪堂、杨衢云、陈少白等。10月28日，华侨史坚如在广州暗杀两广总督德寿，次日在逃往香港途中被捕，就义时年仅21岁。
1906年，同盟会员组织发动的第一次武装暴动——萍浏醴起义，参与的华侨有：从日本归国的刘道一、黎兆梅、蔡绍南、廖德璠、胡瑛、段云书、禹之谟、宁调元、孙毓筠、杨卓林、权道涵、刘震、李根发、滕元寿等。不幸牺牲的有刘道一、禹之谟、杨卓林、宁调元等人，权道涵、胡瑛、段云书、李根发、孙毓筠等被执，惨遭监禁。
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大多都是华侨负责联络、发动，还有财力和军需供应，许雪秋、黄乃裳、邓子瑜、陈佐平、温子纯等华侨参与其中。
1907-1908年间在中越边境连续发动的几次起义，主要会党首领王和顺、黄明堂都是越南华侨，参加起义的会众多是王、黄部属，也是越南华侨。
广州“三·二九”起义，起义的主体力量是来自海外各国的华侨，有8名留日学生，从星加坡和马来亚等地回国参加举事的华侨就不下500人。86名黄花岗烈士中，华侨有31人之多。邹鲁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记》：“此役所丧失者，不特吾党之精锐而已，盖合国中之俊良以为一炬，其物质之牺牲，不可为不大，然精神所激发，使天下皆了然于吾党人之志节操行，与革命之不可以已，故不逾年而中华民国遂以告成”[33]。孙中山褒扬“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34]
华侨报国，舍生取义，堪称民主革命之不朽篇章。
三、漂移性
革命策源地的“漂移性”，并非是指策源地本身会游移。譬如香港、日本、南洋和美洲都是革命策源地的“板块”，各处策源地只有扩充衍壮或者萎缩消亡，不会出现日本革命策源地漂移到美洲大陆的奇迹。应该说，策源地一经成形，都会坚守和持续下去。本文说的“漂移”，是指依托于策源地之上的革命重心所在地会发生变动，从1894年到1911年，革命重心所在地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移动不居的。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中心的变易，战略部署的更替，革命领袖的决策以及重心所在地客观社情的变化，都是革命重心“漂移”的重要影响因素。
革命策源地是革命重心形成的基础和前提，革命重心形成后又会反过来给予策源地以宏观指导；借用革命重心这个枢纽和渠道，与其它策源地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和巩固，有利于海外各策源地更为协调的发展。
从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创立至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重心所在地先后在东京、河内、星加坡和槟城四地依次设立。
兴中会成立于檀香山，但是，檀岛只能算作是中国革命的发轫地，是革命重心形成的滥觞。中国革命肇端于檀香山，檀岛自然也是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檀香山的时间不长，革命重心缺乏时间的孕育。
香港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回国发动起义的第一站，兴中会十年期间，孙中山以香港为总机关筹划过两次武装反清起义，但因兴中会处于秘密状态，没有全国性的指导意义，孙中山也无法立足香港，而且于1900年以后不再刻意发展组织，不啻放弃了继续发展壮大为全国指导机关的机会。香港也未能成为革命活动的重心。
革命重心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作为策源地的中枢神经和领导核心，只有等到各地策源地草具其形，初具规模时才有存在的意义，实际上从1894年兴中会建立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这个阶段一直都是中国革命重心的酝酿时期。伴随着南洋、日本和美洲等地革命策源地的日渐形成，革命重心才得以完全成型并最终确立。
革命策源地逐渐形成之后，为中国民主革命重心的“漂移”提供了选择的空间。在整个民主革命的进程中，革命的重心计有四个“驻地”，分别是东京[1905-1907]、河内[1907-1908]、星加坡[1908-1910]和槟城[1910-辛亥革命爆发]。作过三次“漂移”。其间，秩序有先后，时间有长短或交叉复叠，但是在引领革命潮流，稳固、遥控和指导各个策源地有效、合理、秩序开展工作的功效上却是相同的。
（一）重心之“移”
与源地之“定”
关于革命策源地的“漂移性”，还有其特定的内涵，革命重心所在地是“半稳定性”的，也即同时具备“稳定的可能性”和“不稳定的倾趋性”。所谓“稳定的可能性”，是指：
一、革命重心所在地一旦选定，在相对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是稳定的。时间的长短取决于革命重心的作用如何，与其重要与否或者意义大小无关。重心所在地被选定之后，革命总机关会迁往并投入运作，与革命领袖是否驻扎镇守，也没有必然关系。如1905年东京成为同盟会总部，其时，孙中山大多数时间是在越南活动；1908年革命重心由河内迁往星加坡，但是年末孙中山就已经酝酿前往美洲筹款，1909年又赴美筹款；1910年槟城成为新的革命重心所在地，但是从1910-1911年的大多时间里，孙中山都在美国奔波。
二、某“板块”被选为革命重心所在地，与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关，在新的革命浪潮未及兴起的情况下，革命重心一般都是稳定的。
1905年以前，孙中山策划的两次起义（1895年广州、1900年惠州）均告失利，促使孙中山考虑在海外建立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应运而生。一时间，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精英力量的汇集地，孙中山与旅日学生关系日益密切，革命风潮自始一日千里。东京自然而然成为革命重心所在地，迎合了中国民主革命初兴的历史发展大潮。
东京重心，主要贡献在于：宣告全国性的革命政党成立，颁发《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等一批革命文件；《民报》创刊，“三民主义”揭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稍后，《民报》与《新民丛报》就革命与保皇展开了为时两年有余的论战。东京重心的最亮点是为中国民主革命建树了两面旗帜：一是树立了全国性革命党的旗帜，从此，党人有了泰山北斗；一是树起了“三民主义”的思想理论旗帜，指明了国人奋斗的方向。
由于同盟会在东京的迅猛发展，清朝政府与日本协商驱逐孙中山出境。革命重心因此发生了“漂移”。孙中山于1907年春来到越南河内，并建立起义指挥机关，意味着将革命的中枢移来越南。孙中山开始策划领导广东、广西联动的反清起义，革命的重心侧重以武装起义为中心任务。继1907年4月潮州黄冈、6月惠州七女湖等武装起义之后，钦州-防城起义也接踵发动。以中越边境的广西、云南作为接续起义的突破口，也密锣紧鼓地展开筹备。孙中山驻扎越南河内筹划，许多革命领导人先后随之前往。河内一时人才济济，成了新革命重心。
中越边境不及半年发动几次起义（1907年12月镇南关、1908年4月钦廉上思、1908年4月末河口起义），战事之频繁、战局之艰险、后援之繁忙，都是空前的。尽管都先后饮恨了，而越南籍华侨为革命竭尽全力的资财的支持，舍生取义的战斗参与，确实给越南革命重心树立了艰苦卓绝报国的典范式的丰碑。
越南重心的贡献在于：为革命尝试了战略方针的两个转换：一是完成了从东京以革命舆论宣传为中心到全力投入武装反清起义的转换（或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一是为革命党人往后发动武装起义的依靠力量（会党组织涣散、战斗力低下）的转换提供了潜在的思想借鉴。
由于资财竭尽，伤亡惨烈，越南革命重心元气大伤，加上孙中山等领袖又遭驱逐，越南重心优势尽失。适星加坡陈楚楠、张永福支持革命的热情浓烈，对孙中山表示了高度的善意，以是，有了1908年革命重心南移星加坡之举。
新加坡革命重心历时两年，是为民主革命较为沉寂的岁月。其间，除了1910冬发动过广州新军起义，革命重心再无“大”动作。但是它的建树也值得珍视：为中国民主革命贡献两个“寻找”：一是为寻找武装反清的主力作了尝试，一是为寻找南洋以外的筹款新空间作了实质性的探索。
陶成章“倒孙”风潮的蛊惑，令星洲当初邀请孙中山的热情褪去。而此时槟榔屿的华侨对孙中山示以特别欢迎的热情，孙中山遂决定将革命重心迁于槟城。
革命重心落脚槟城的时间不长，仅一年左右，但华侨高涨的革命热情给孙中山以极大的鼓舞，孙中山即部署再次在广州举行起义（即黄花岗之役）。黄花岗起义虽然也以失败告终，但全国久蛰之人心，大受鼓舞。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遇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黄花岗起义呼唤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意义可与后来的武昌起义并寿。
槟城重心的建树可以概括为两个呼唤：一是在海外策源地处于革命低谷时期呼唤黄花岗起义再起，惊醒了全国；一是震惊海内外的黄花岗精神于无形之中呼唤了全国革命高潮的掀起，半年后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胜利。
所谓“不稳定的倾趋性”，主要是与革命形势、革命任务、革命领袖决策以及重心所在地具体社情的变化等因素有关。
东京成为革命重心，在革命舆论取得显著成效之后，如何组织武装推翻清廷成了当务之急。如何引导华南与西南的起义联动，已经是孙中山构思多时的战略抉择。越南河内地理有明显优势，临近广西，腹背资源充盈，后撤迂回地域广阔；广西边境会党活动频繁，王和顺、黄明堂等首领与革命党关系密切；旅越华侨支持党人回乡起义。此外，此间东京党人因同盟会的领导权问题明枪暗箭。孙中山无意纠缠个人恩怨，而反清起义势在必行。革命党内部不和谐因素，却“和谐”了革命重心的转移。这或可解释为革命重心何以背离同盟会总部而选择法属殖民地——越南河内的归因。
上文提及，革命重心由河内转移到新加坡，缘于越南人力与物力的枯竭。而由新加坡转移至槟城的原因则相对复杂。
首先，屡次起义耗资巨大，屡战屡败的结果造成华侨革命意志动摇，输将以助革命的热情减退，“出钱者固多叹原气之未复，劝捐者亦殊觉开口之为难也”[35]。
其次，1909年陶成章另立门户——恢复“光复会”活动，同时造谣污蔑诋毁孙中山，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争夺支持力量，致使不少热心支持革命事业人士消极冷漠，作为东南亚革命活动中心的新加坡同盟会陷入瘫痪。
再次，孙中山在新加坡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殖民地政府和清驻新加坡总领事的注意，甚至派刺客以图暗杀。为了安全，孙中山常常是白天在一个地方办公，晚上转到另一个地方休息。他的姓名和身份也不公开，化名“高野”。
1910年7月，同盟会南洋支部由新加坡迁往槟城，11月13日孙中山在庇能（槟榔屿）召开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将辛亥年广州起义的序幕徐徐拉开。
（二）重心“移”中有“定”
革命重心虽然漂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就此失去了遥控或者影响革命重心所在地之外的策源地的作用力。
策源地之间互相照应，通力合作，是革命成功的保证，以是，如何管控和加强各个策源地板块的联络沟通，是革命领袖孙中山在变动革命重心抉择时必须慎重考虑的棘手问题。孙中山虽然分身乏术，但是，他不断思考如何掌控全局战略，将得力干将安守在各个策源地板块。助手们像一个个楔子扎根于策源地板块之中，通过他们可以了解地情、掌握动态，进而或亲临指导的方式以解答疑惑、消除隔阂、协调和增进各个“板块”的合作。
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的陈少白是香港的“大管家”，陈氏在香港独挡一面，实际上就是替孙中山把控一个基地。东京的革命重心式微，刘揆一仍对孙中山深表信服，为了维护孙中山的声誉，在东京“倒孙风潮”中，身为总部庶务的他竟然与张继在《民报社》争论时拳脚相向。廖仲恺也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坚定支持者。
在美洲，“洪门”致公堂势力强大，且针插不入。为了经营美洲策源地板块，孙中山亲自加入“洪门”，并与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结为手足，1904年到美国筹款时黄三德一路陪同。又与安良堂主和创始人司徒美堂成为至交，到美国筹款多次住在司徒家中。得黄三德和司徒美堂支持和信服，孙中山对美洲革命策源地的掌控和影响少了很多干扰，效力大增。
尤列为孙中山的知交，不愧为孙中山在南洋的“替身”，他亲手组建和扩建了多地“中和堂”及其分支组织，在南洋下层华侨中建有广泛的关系网络，使得革命思想和革命主张在南洋得以扩展，为孙中山南来打下了较为广泛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在星加坡，陈楚楠、张永福追随孙中山热情有加，1908年革命重心移往星加坡，与陈、张二人关系尤大。1910年陈、张曾一度对孙中山产生怀疑，总体还在坚持革命。后来陈、张与孙中山关系缓和，孙中山还是依靠他们去影响整个星加坡的革命局势。
在马来亚，热心革命者数邓泽如、吴世荣等，两人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无愧为孙中山掌控槟城同盟会组织的代言人。
在越南，孙中山与会党首领王和顺、黄明堂保持密切关系，黄景南也是众多支持孙中山的同盟分会员中之一。孙中山倚重王和顺、黄明堂的力量发动桂越边境起义；离开越南之后，则依靠黄景南全力协调越南同盟会分会事务。
四、影子性
影子，是若有若无的东西。本文强调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影子性”，是就海外革命策源地对清朝政府的“影响”而言的。如果说“特殊性”、“输入性”和“漂移性”是有形的，那么“影子性”便是无形的、隐现的。
大凡革命策源地，都有革命党人以本地为据点，创建舆论堡垒，并与他地联络互动，借以编织舆论网络、发动宣传攻势，既为侨民传播革命思想，也给清朝权贵造成心理压迫和拟视压力；海外会党与国内会党借助党人的牵线搭桥，思想日渐沟通，行动联合携手，用一次次武装起义给清廷以巨大的心理打压和视觉冲击。革命派接续不断、变化多端的攻击手段像梦魇一样吞噬和笼罩着清朝权贵，使得他们的潜意识在恐惧中心悸于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存在，这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海外革命“幽灵”。
党人在策源地建立舆论宣传机构，通过发行报纸、刊印书籍和散布传单的方式，启迪华侨民主意识，宣传革命主张，引导思想转变，使革命阵营吸纳更多的侨众。随着策源地规模的扩展，舆论机构不断增加，党人互相联络合作，各地的舆论机关摆脱单一运作模式，形成了舆论宣传的网络式和网格化。日本、南洋、香港和美洲各个“板块”之间，遥相呼应，不光在侨居地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毗邻的国内省份也造成了辐射作用。清政府对于革命党人舆论网格式的形成非常头痛，持续的舆论心理战，给清政府造成了一种潜在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心理压迫和“黑云压城”的拟视压力。
（一）舆论攻心穿膛无形
日本、香港、南洋、美洲等地于同盟会成立前，都先后建立了舆论宣传机构。同盟会成立后，各个“板块”逐渐摆脱封闭状态，走向互动协作，相互呼应。日、港、南洋和美洲加强了联动，遥相策应，从而形成了“由点成面”，“连面成线”的舆论宣传格局。可以这样认为：日本、香港、南洋连作一线，似“半月形”辐射；檀香山、温哥华、旧金山“三点成弧”，可视为“半月形”外围的“一弧”，对“清朝”形成双弧的舆论辐射。
在香港，《中国日报》既是革命党的舆论咽喉，社址又是海内外党人联络活动的据点。《中国日报》涵盖港澳地区，其辐射面则远及广东及其周边省市地域，形成了一个以香港为圆点，向北部呈半扇为涵盖范围的的舆论辐射面。
在日本，《民报》问世，在加强对日本华侨舆论宣传的同时，对中国江浙以及周边也产生了辐射功效。加上旅日留学生、华侨多来自于江浙以及长江中下游省份，留日学生与会党人士与国内会党互相联络，其散播范围甚至超越长江中下游地域。
在南洋，《中兴日报》作为南洋支部的机关报，标志着南洋舆论策源地的发声。以该报为核心，带动了整个星马地区舆论宣传的扩张，因为南洋地区侨居着广西、云南、福建等地的华侨，南洋舆论辐射的范围实际上可以扩大到以上三地。
日本、香港、南洋三点一线，对长江以南沿海省份形成了舆论包围圈。
在美洲，檀香山、旧金山和温哥华三个“板块”的舆论遥相呼应，使得美洲西海岸“反满”声浪连成一气，无疑有利于反清革命形势的发展。
海外舆论阵地的建立与拓展，各地相互协调给予清政府巨大压力。孙中山在谈及革命报刊对民主革命贡献时指出：“中国推翻满清，固赖军人之力，而人心一致，则由于各报鼓吹之功劳”[36]。军力摧城，舆论攻心。二者兼用，相辅相成也。清朝覆亡之前，对于异己分子，往往采取惨无人道的镇压手段，国内凡是革命舆论的报刊绝无出头之日，即便是打“擦边球”的也遭到压制关停。而对立于海外的舆论机构，他们虽然鞭长莫及，还是尽其所能采取围堵或封杀措施。从1903年开始，上至外务部、军机处，下至沿海省份的督抚如两江总督端方、两广总督周馥等都先后明令禁止部分报纸期刊流入国内。海外革命舆论对清廷所造成的冲击之狠，对其造成的心理阴影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二）会党联动游影勾魂
明末清初潜伏、活跃于中国南方的秘密会社如天地会、白莲教等，是清廷挠头不已的疥癣之疾。“粤东山海交错，风俗素号强蛮，无业游民往往聚而为盗，积弊相承，由来已久。近溯自咸丰四年红匪倡乱，蹂躏遍于通省，屡经官兵剿办，歼戮不为不多，而匪民如莠，旋剿旋生”[37]。会党暴动，虽然此起彼伏，从总体上看，还不至有损清朝命脉的地步。
近代之后，迁徙海外的侨民，“人生地不熟”，为了“自保”，往往以地域、血缘和业缘为基础组织侨居社群，为了抵御外力的不法侵害，保障华人有序安稳的生活，秘密团体应运而生，逐渐演成华侨社群运作的主导力量，这些秘密团体有如当地的“会党”。
海外会党是国内会党的一种衍生，“反清复明”的宗旨和“守望相助、生死相扶”的理念虽然相同，但是两者在实质上存在着差异。国内会党在抗击朝廷处于危难之时，为保存实力，便化整为零潜伏于普通民众中间。海外会党则不同，以保护侨民为己任，为一众华侨扎根异域争取生存机会，对内则是稳定侨居地的社会秩序，对外主要应对的是当地政府或邪恶的地头势力。他们在与威胁势力对决时，能依靠侨居地华侨的凝聚力。
本来，国内会党与海外会党应以各自的取向并行不悖地发展，两者之所以有交集，是孙中山和民主革命的“使命”将两者直接联系了起来，并架起了一座桥梁。海外会党因为孙中山等党人的搭桥牵线，与国内会党取得联系，双方在支持民主革命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内会党是反清起义的主力，海外会党则在舆论宣传、资金筹集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内外遥相呼应，反清情同手足，堪称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大“互动”。
海内外会党之间的思想互动，既带动了侨居地的革命热情，也推动了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天地会活动频繁的广东地区，“今日者革命之风潮，漰涨弥漫，党员布满于天下。机关报纸鼓吹于国中，到处暗潮横溢，皆有秘密结会之运动，如隐伏导火线，一旦时机暴发，星火不难燎原。最近大会于某处，不期而来会者，至数千人，其声势之大，可概见矣。而革命之领袖，又惟粤人。尝谓将来革命之发作，必始于粤”[38]。
前车之鉴。海内外会党的联动，对清廷来说，恐是内患不已，外患又添，而海内外会党联手，“患”上加“患”，形影相随，焉何应对?!
（三）中山行踪形影是从
清廷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海外的联络活动异常关注，可见，孙中山与海外策源地的联系已紊乱了清朝政府的神经。打从第一次广州起义之后，孙中山成了清政府的通缉犯，从1895年孙中山逃亡海外，清廷从没有放松对他的侦控和监视，略记如下：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清廷立即以“逸犯”通令严缉孙中山[39]；同年10月30日，南海、番禺二地官员又发布四言体韵语告示：“现有匪首，名曰孙文，结有匪党，曰杨衢云，起意谋叛，扰乱省城，分遣党与（羽），到处诱人”[40]。
1896年10月，清朝驻英使馆在伦敦囚禁了孙中山，并准备将其秘密运回中国处死。孙中山“伦敦蒙难”，旋在英国舆论的声讨下获释。
1896年11月19日，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从英国致电清朝总理衙门：“孙文仍在英，常赴医院，无行期，仍派西人密跟”[41]。12月4日至次年6月，都有详细记述孙中山活动的报告：几乎每天都到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研读。每天阅读的时间长短不等，长则七八小时，短则一小时。
1897年4月18日，驻英公使雇佣的侦探社报告：“截止我们现在写信时为止，他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图书室、覃文省街四十六号（康德黎家）、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馆，他不变的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尔地为要吃些点心，就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院图书室”。
6月24日，孙中山离英的消息传出，清使馆马上雇请司赖特侦探社沿途跟踪。7月1日，孙中山乘“努美丁”号客轮离英赴加，公使馆秘书曾广铨及侦探社密探随船跟踪。8月2日，孙中山从维多利亚港乘“印度皇后号”轮赴日本，清新任驻英公使罗丰禄停止雇请侦探，仍指令曾广铨随船同行。
1904年，“（孙）先生抵旧金山时，清总领事许炳榛遣人私启其箱匣，欲盗秘密文件以报清廷；……先生斥之而退”[42]。
1905年10月初，清政府谋划日本驱逐孙中山。10月6日，日本外相桂太郎在答复驻华公使内田的询问时，明确告知日本政府已下驱逐令，请其代为向清廷说明。
1907年6月13日，清廷向法国请求引渡在越南活动的孙中山。
1909年2月12日，清外务部照会日本驻京使馆，“探悉孙文在大阪”，要求将其驱逐出境。日本当局表示将严密调查。5月19日，孙中山被迫离日赴欧，感叹：“予自连遭失败之后，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迩者皆不能自由居处，则予对于中国之活动底盘已完全失却矣”。
1910年6月10日，孙中山从欧美归来，刚抵横滨。清廷立即与日本交涉，促其驱逐。
1910年，清驻美公使张荫棠密电外务部，美国政府拒绝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张）因密商（美）外部驱逐[孙]先生出境。惟美方复称：‘此事于美例不合，拟难照办’”[43]。
清廷对孙中山实行长时段不间断的监视和追踪，就是要掌握决志反叛朝廷的孙中山的行踪，窥视孙中山领导革命运动的动向，进而对革命的蛛丝马迹进行围追截堵，或防范于未然，或迅即谋应对。要之，清廷就是害怕孙中山与海外策源地党人的联动。这说明，孙中山革命给清廷造成的心理恐惧已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再者，清廷试图破坏和打击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进而打压和扑灭海外革命策源地的火种，这也说明海外革命策源地的影子性的意义所在。
通过对海外革命策源地特质的阐释，可以拓展“从世界看中国”的研究视野，进而拓展世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以及中国对世界革命的建树，而对此两个“关系”互动的研究，反过来可以印证海外革命策源地的价值所在。
注释（向上滑动阅读）：
[1]关于“海外策源地”的提法，最早见诸胡汉民于1931年的《南洋与中国革命》一文，称：“南洋是革命的策源地，南洋为革命的根据地。”冯自由在《记中国同盟会》一文中有“革命军三大本营”的表述，曰：“南洋逐渐取代了其他地区华侨在孙中山心目中的位置，并成为‘革命军三大本营’和中国政治人物的避难地。”林森、居正等人也有海外革命策源地的提法。
[2]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上海：良友印刷公司，1928年，第7页。
[3][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561、635页。
[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197页。
[6]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页。
[7]张应龙：《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页。
[8]藏居良造：《华侨》，日本广播协会丛书1974年修订版，第150~151页。
[9]邹鲁：《陈文褒传》，《革命先烈先进传》，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11月，第154页。
[10]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398页。
[11][12]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115、5377页。
[13]刘伯骥：《美国华侨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
[14]林金枝：《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9页。
[15]杨进发：《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对当地华人领袖的态度[1819-1941年]》，参见姚楠：《中外关系史译丛》[第5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149页。
[16][34]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5、50页。
[17]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3页。
[18]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1983年，第405页。
[19]熊月之：《加强对晚清西学影响的研究》，详见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
[20]蒋永敬：《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台北：中正书局，1977年，第169~171页。
[21]《仁怀县文史资料》[第3辑]，贵州省仁怀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6年，第146页。
[22]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插页。
[23]蒲泉昌、陈鸿钧、李霜筠：《“三·二九”烈士杜凤书二三事》，《南海文史资料》[第2辑]，政协南海县委员会文史组，1983年，第10页。
[2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26页。
[25]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1912-1913]，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7页。
[26][35]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37、47页。
[27]黄兴：《广州三二九革命之前因后果---民国元年在南京黄花岗周年纪念会演词》，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7页。
[28]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论文集[华侨爱国主义专辑]》第三辑，1986年，第19页。按：台湾学者吴文晓认为，此时段华侨输将以助革命的数额实际上只有3529527港元。参见张希哲、陈三井：《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1997年，第183页。
[29]尚明轩、余炎光：《双清文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9页。
[30]吴玉章：《辛亥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7页。
[31]孙中山：《中国革命史》，胡汉民编：《总理全集》第1集(下册)，上海：上海书店，第1990年，第923页。
[32]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原书名为《华侨与革命开国史》)，台湾“国防研究院”，1963年，第90~91页。
[33]徐续：《黄花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页。
[36]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48页。
[37]郭嵩焘著、杨坚校补：《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11页。
[38]《论黄冈匪乱》，台北：《汉文台湾日日新报》，1907年6月2日，第2版。
[39]光绪二十一年癸未“上谕”，《德宗毅皇帝实录》(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78页。
[40]《羊城新闻》，香港：《香港华字日报》，1895年11月1日。
[41]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第186页。
[42]廖平子：《辛亥前美洲之革命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华侨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89~290页。
[43]王彦威：《清宣统朝外交史料》(13卷)，东京：外交史料编纂处，1932年，第39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92页。
本文原刊于《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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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 杰，广东省吴川市人，历史学博士学位，历史学二级研究员。现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理事、孙中山基金会理事、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孙中山宋庆龄学术委员会委员、政协广东省第十一届文史专员，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康梁研究会秘书长、孙中山基金会副秘书长、政协广东省第十届特聘委员。主持编辑《孙中山全集》第九、十、十一卷，主持国家清史课题《传记·类传·革命党人》，省课题《广东省志·孙中山志》、《广东省志·社会科学志》等。专著有：《平民孙中山》《孙中山民生思想研究》《孙中山政治文化心理研究》（博士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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