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认识陈杰那年，我刚进报社，是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
写稿子时都战战兢兢。编辑拿着初稿指着鼻子骂：你写的到底是科幻还是新闻？
报纸晚上要签板。主编有独立的办公室，编辑就一个个送进办公室签。
我心想，主编一定都是很厉害的角色。
可那年报社辞职了一个主编，就是陈杰。他不愿意坐办公室，决定回归一线，当记者。
行业内，这是很少见的事儿。
当“官”是许多人毕生的追求。只听说过为抢位置撕破脸的，踩过脚的，让位置的实在少见。
但在那年的新京报不是，或者说，在摄影部不是。印象里，摄影部出了好几个不愿意做主编，回归一线的记者。
当然，新京报给首席记者开的薪资也不低——年薪30万。那还是2014年。
这让没见过世面的我大为震撼。
二
陈杰得了很多奖。从金镜头，到中国新闻奖，再到荷赛，他获奖无数。
常年以来，他关注环境问题，关注社会问题，关注民瘼民生。奖，无非是买一送一的赠品。
回归记者岗位那年，他关于腾格里沙漠污染报道，得到相关人士的3次批示，触发中国环保风暴，一百多名官员被问责，他当选CCTV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第二年，关于卡拉麦里山生态危机报道，问责地厅级干部12人，县处级正职7人。
再然后就是2016年，报道的四川悬崖村孩子们攀爬天梯上学，再次得到相关人士过问，促进了悬崖村的巨大改变。
同年，他还拿下2016年获得荷赛的一般新闻三等奖、中国新闻奖、2次华赛金奖、2次亚洲新闻奖金奖，获得“金镜头”大奖和3个不同类别的金奖。
对于一个摄影外行人而言，我羡慕的不是他能得很多奖，而是他作品里，总有能让我感到心灵震颤的东西。
这种东西，我甚至无法用文字去表达，它是直指事件内核的道。
三
当着他的面，我决计不敢叫他陈杰。我都叫他陈老师。
我仔细剖析过，这里面有尊敬的成分，也有惧怕的成分。
他身上有一股由内而外的威严气场，话不多，镇定从容，游刃有余，似乎总能笃定自己能往前走下去，扫平前路的所有障碍。
这可能和他的军旅生涯密切相关。他在火箭军服役5年，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褪下军服，气质不变。
他带着我上悬崖村采访。第一轮他来的时候，上悬崖村还需要靠藤条。
他爬在女孩的前面，用双腿夹住藤条，举着相机回身拍摄。
这次是回访。经过报道，悬崖村的上山之路已大有改善。可悬空的钢柱横架在山涧之上，总觉得让人没那么放心。
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他在前面爬得面不改色，我在后头爬得气喘吁吁。
累得抬不起头，所以我只记得他的小腿，肌肉线条分明，充满力量。
四
悬崖村，或许应该叫阿土勒尔村，它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凉山加上昭觉，再加上交通不便，几个关键词，几乎足以感受到它的贫瘠。
悬崖村穷，它位于海拔1400米的悬崖上。因为掏不出修路钱，村里通向外界的道路是顺着悬崖断续修建的17条藤梯。这段800米高的落差山路，困住了村里祖祖辈辈的人。
上山前，陈杰通读了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有关凉山彝族社会调查报告，以及了解移民政策、扶贫政策，甚至研究了彝族村落的家支、地理地貌、农业生产、家庭婚育观念，然后才用他的方式，介入了具体的人和村落。
他说，悬崖村在他的视野里，是对中国贫困现象了解的一个切口。通过这个村子，可以观察国家扶贫政策和地方实情、基层官员执行水平，以及贫困人口的自身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
他对村子很熟悉。村里没有发射塔，信号不好，全靠山下的微弱信号接收手机信号。
山上的那个夜里，暮色四合，村里只有几点孤灯。
风很大。他一个人坐在悬崖边用电脑，借微弱的信号往外发东西。
他身子坐得板正，头顶上是一轮明亮的月亮。
五
悬崖村后来改善了很多，他也没忘记悬崖村，一共回来了二十余次。
他和刘旻一起完成了一本纪实文学著作《走出悬崖村》，这本书获得了国家基金奖。
当然，他还去了很多地方，记录了很多乡村。
他把自己四川凉山、甘肃定西、贵州毕节、云南会泽等五个地方的扶贫影像集结出版了一本画册——《遥远的村庄·变迁》。
悬崖村不止道路条件改善了，也逐渐并入国家电网，接入4G网络，村民与外界的交流更加频繁。
再后来，精准扶贫的政策红利让这个村子里的村民能够整体搬迁，住进了昭觉县城的新房。
但在信息洪流中，新闻总是速朽。他和同为新京报记者的爱人刘旻总觉得，自己还能做点什么，去纪念自己这二十余年走过的路，还有别人这二十余年走过的路。
他们蜗居于杭州城西永安村，在这里观察浙江农村的乡村振兴变化。他在深层感受村民与自然之间的博弈，感受一种与贫瘠地区不一样的乡村发展路线，助力村子完善文化建设。
在一次乡村田野调查中，有人看过他的作品，提议这些作品应该用展览呈现。
四月，草长莺飞，正是杭州城最明媚的季节。
杭州当代艺术中心天目里作为重要发起方之一，为他组建了一支专业执行团队。他们筹备一年，决定开门办展。
展览名为“无有慰藉”。
六
这是陈杰的首次大型个展，其中80%的作品都是之前没发表过的“边角料”——它们不是作为新闻报道去拍的，而是在“延宕”的过程中，身心放松时捕捉到的偶然瞬间。
它们不明确指向一个事件，甚至不展示拍摄地点，只专注于在不同程度上探索人、自然、社会的关系。
展场设计上，面对这个高9米，面积近千米的场地，两个人决定摒弃一切装饰性元素，试图以纯粹的几何结构与谨慎的光线控制，构筑出一处供凝视与沉思的场域。
这次，他们将呈现106件作品，以三个篇章展开叙事。
展览的第一篇章叫做“毒彩”，他们用8米×6米的最大尺幅，以《被风剥出的排污管道》，记录了沙漠污染现场，孤零零的，横在沙丘上的一条管道。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竟衍生出了诡异的美感。
第二篇章“殇迹”，记录了陈杰经历过的灾难现场，以及它们如何被世界遗忘，又如何缓慢愈合。
悬崖村则被他们放进了第三篇章“生境”。他们认为，悬崖村代表着一种变化，不论是村子的，还是是族群的，甚至是个体的，变化的细微之处充满了生命的张力。
陈杰说，“无有慰藉”是这个世界的常态，世界虽然无差别普世打击，但人可以活出各自的精彩。
展览从4月13日开始，5月22日结束。每天中午12点准时开场，20点闭馆。
观看免费，但要预约。
如果你有运气，你或许能在现场，看到这个，身板挺得板正的黝黑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