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湖南衡山脚下的一间教室里，作为讲师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黑板上写下“敌进我退”四个大字。
台下坐着的国民党军官们屏息凝神，可当讲到“发动群众”时，后排突然传来一声冷笑：“带兵打仗还要学哄泥腿子？”
叶剑英握紧粉笔，余光瞥见教育长汤恩伯正对发言者微微颔首。
这场看似寻常的战术教学，实为两个政党理念交锋的缩影。
为何共产党能在敌后遍地星火，国民党百万游击部队却三年溃散？答案就藏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课堂上。
1938年武汉沦陷后，蒋介石终于同意中共提议，在衡山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叶剑英率30余名八路军教员南下时，随身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大敌当前，勿虑日后。”
当时国军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而八路军已在华北开辟十余个敌后根据地。
训练班课程设置耐人寻味：军事课占55%，政治课占45%。
当叶剑英讲解“如何建立农民自卫队”时，汤恩伯却在课后告诫学员：“共党那套蛊惑人心的把戏，万不可当真。”
国军将领们对“十六字诀”战术兴趣浓厚，却在政治课上哈欠连天。有位少将私下抱怨：“老子带兵二十年，还要学怎么给农夫挑水？”
叶剑英的教学法中藏着八路军制胜密码。他要求学员背着米袋下乡：每人每天定量1斤米，其余口粮需通过帮农户劳作换取。
桂系某团长三天饿昏两次，怒摔米袋：“老子是来学打仗的，不是学要饭的！”
而八路军教员李涛带着学员帮老乡修屋顶、挖水渠，半月后竟组建起300人的民兵队。
这种反差折射根本分歧：国民党视民众为资源，共产党视民众为根基。
汤恩伯曾派特务跟踪叶剑英，发现他真在帮老农犁地，不解地问副官：“共党高官做这些，图什么？”
正是这份“不图什么”，让八路军在沂蒙山被日军扫荡时，老乡宁愿饿死也不说出粮食藏在哪儿。
矛盾在总理纪念周会上爆发。汤恩伯公开质疑：“共产党能否服从国民政府领导？”
叶剑英拍案而起：“我们实践总理遗教时，有人却在背诵遗嘱混日子！”
这场争吵震动训练班，暴露国民党真实意图——学战术为剿共，非为抗日。
后来担任教育长的李默庵回忆：“叶将军讲战术变化，军官们如获至宝；讲到发动群众，都当耳旁风。”
结业时，汤恩伯特意安排学员观摩国军“模范游击区”，只见碉堡林立、铁丝网密布，与八路军根据地的民兵哨卡形成鲜明对比。
游击干部训练班培养的3500余名军官，随后带领近百万国军深入敌后。
桂系第7军在大别山的遭遇最具代表性：他们学会伏击战法，却在日军“怀柔政策”下节节败退。
当地保长感慨：“国军来要粮，日军来也征粮，只有八路帮我们藏粮。”
到1943年，国民党敌后部队降敌者达50余万，伪军中竟有68个上将、中将。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八路军在华北发展至40万正规军、200万民兵。
叶剑英1944年总结：“国军游击失败，非技不如人，实因失尽民心。”
国民党游击战术手册至今存世，其中详细记载伏击阵型、地雷制作法，与八路军教材相差无几。差别在于手册末页印着“剿共要诀”，而八路军手册首页写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桂系名将廖磊曾尝试模仿八路军减租减息，因地主告状被白崇禧叫停。
历史给出残酷答案：当国民党军官还在争论“该不该帮农民挑水”时，共产党已用土地改革让亿万农民自觉守护根据地。
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叶剑英敢倾囊相授——游击战的真正密码，从来不在战术手册里。
《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八路军抗战史》（山西人民出版社）《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汤恩伯日记》（台湾“国史馆”藏）《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