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总，西北的狼崽子又露獠牙了！”1952年4月12日清晨，廖汉生裹着寒气冲进北京医院病房时，彭德怀正对着作战地图出神。病床上的元帅闻言猛然转身，输液管在晨光中剧烈晃动：”是马步芳那帮杂碎？”这句带着西北口音的质问，让病房温度骤降三度。
此刻距离兰州战役结束不过三年，西北高原的硝烟味尚未散尽。马家军这支盘踞西北八十余年的军阀武装，竟在解放军大裁军的节骨眼上死灰复燃。根据西北军区急报，马云山纠集的叛军已达两千余众，他们在六盘山区昼伏夜出，甚至搞到了十几挺日式九二重机枪。更棘手的是，台湾方面通过秘密电台不断输送补给，蒋介石亲笔签署的”西北剿总”委任状已送到叛军头目手中。
彭德怀扯掉手背上的针头，纱布瞬间洇出血迹。这个动作让廖汉生想起三年前兰州城头的血色黎明——当时马继援的骑兵举着马刀冲锋，城墙上淌下的血水把黄河支流都染成了暗红色。那场恶战折了八千子弟兵，彭总在庆功宴上摔了酒杯：”这笔血债，迟早要马家崽子加倍偿还！”
马家军的渊源远比世人想象得更深。光绪三年左宗棠平定陕甘时，马占鳌的河州马队就敢跟湘军精锐硬碰硬。这些戴着白号帽的骑兵精通”三环套月”战术，能在戈壁滩上连续奔袭三百里。北洋时期他们靠倒卖烟土购置德械装备，到抗战时竟拥有75mm山炮十二门，成了西北实际上的土皇帝。1936年西路军之败，与其说是败给马家军，不如说是败给这些”马背上长出来的军阀”对地形的极致利用。
1949年8月兰州攻坚战，彭德怀特意调来华北野战军的150mm重炮团。但马步芳把碉堡修在黄河古河道里，钢筋混凝土工事上覆盖着五米厚的胶泥夯土层。第一轮炮击后，观察哨报告”碉堡纹丝不动”，气得炮兵团长当场撕了作战图。最后还是工兵营长想出奇招：趁着夜色在城墙根挖地道，用三吨TNT炸药把东门炸上了天。
兰州解放后，彭德怀在战利品清单上划了道红杠——清单末尾写着”俘获青马军官427人”。当参谋请示如何处置时，彭总盯着马继援逃跑时落下的鎏金马鞍，从牙缝里挤出四个字：”一个不留。”据说行刑那天，兰州城百姓自发运来几十车石灰，说要”把马家军的邪气压在地底下”。
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1950年春耕时节，宁夏中卫县的民兵在犁地时翻出整箱的”中正式”步枪，枪油都没干。这些埋藏在羊圈、谷仓的军火，正是马鸿逵撤离前实施的”种子计划”。更狡猾的是，他们把战马伪装成耕马分散到农户，每匹马的铁掌都暗刻编号，随时可以重新集结。
彭德怀在病床上签发的作战命令透着血腥气：”各部须以剿毒虫之势犁庭扫穴，凡持械者立毙，窝藏者同罪。”西北军区为此调动两个航空中队，对贺兰山隘口进行饱和式轰炸。飞行员回忆，当他们俯冲投弹时，能看到山沟里惊慌失措的叛军挥舞白旗，但命令很清楚：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投降。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代号”朔风”的剿匪行动中，解放军首次动用苏制41冲锋枪搭配燃烧弹的战术。这种近战利器在狭窄山道里发挥惊人威力，有个班长创造过单日击毙27名叛军的记录。到了五月底，六盘山区的崖壁上随处可见被烧成焦炭的叛军尸体，当地牧民说夜里能听见战马的悲鸣在山谷回荡。
当捷报传回北京时，彭德怀正对着西北地图发呆。护士发现元帅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地图上的宁夏位置晕开一团暗红。没人知道这位铁血统帅在想什么，或许是想起了西路军被残杀的战友，又或许在盘算台湾海峡那边的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