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风流名士梦
大约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叔同遵循母亲的意愿，离开了成长的津门故里，移居当时已是中西文化交汇前沿的上海。他加入了在沪上颇具影响力的“城南文社”，这是一个文人墨客雅集、切磋学问艺文的场所。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幻园、张小楼、袁希濂、蔡小香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性情相投，才情相当，时常聚会，谈诗论艺，针砭时弊，形成了著名的“天涯五友”。
李叔同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新潮的思想观念，在五友中以及更广泛的文化圈内迅速赢得了声誉，成为沪上炙手可热的文化名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秋天，李叔同的挚友、“天涯五友”之一的许幻园家道中落，昔日的富家公子面临破产的窘境，不得不远走他乡。
在离别之际，许幻园特地来到李叔同的居所向好友辞行。面对挚友的落魄与远行，李叔同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与伤怀。离愁别绪涌上心头，他创作了一首 传遍大江南北的歌曲——《送别》。这首歌的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意境深远，哀而不伤，完美地捕捉并抒发了离别的愁绪。
其旋律，据后世考证，是李叔同借用了当时美国作曲家约翰·P·奥德威（John P. Ordway）所作《梦见家和母亲》（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的曲调，并根据中文歌词的韵律和意境进行了调整与再创作，使其与歌词水乳交融，成为一首独立的艺术杰作。
同年，李叔同为了更系统地学习西方艺术，探索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东渡日本留学。他考入了著名的东京美术学校（今东京艺术大学前身），主攻西洋绘画，同时广泛涉猎音乐（尤其是钢琴和作曲理论）、戏剧等领域。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叔同并未只埋首于课堂，他积极参与中国留学生的各项活动，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
春晖桃李渐向佛
结束了在日本的学业和艺术探索，李叔同于宣统三年（1911年）前后回到祖国。他先后应聘于国内多所重要的教育机构。起初，他在家乡天津的直隶高等工业学堂担任图案教员，短暂任教后，又南下上海，执教于城东女学。
他教育生涯中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段，则是在浙江。他先是受聘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即今杭州高级中学前身），后来也曾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前身）的教职。在浙江一师任教的六年（约1912-1918年），是李叔同教育思想和实践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
他主要教授图画和音乐两门课程，将从日本学习到的西方现代教育理念和方法引入课堂。在美术教学方面，他锐意革新，反对呆板临摹，强调写生，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造型基础。他亲自编写美术教材《石膏模型用法》，系统介绍西画技法。尤为引人注目和具有开创性的是，他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首次正式引入了人体模特写生课程。
在音乐教学方面，他同样成绩斐然。他编纂了中国近代第一本西方音乐史读物《西洋乐器种类概况》，并创作了大量学堂乐歌，这些歌曲旋律优美，歌词富于教育意义，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他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作了校歌，歌词“大哉一诚天下动”，曲调庄重典雅，气势恢宏，至今仍被传唱，堪称中国近代校歌的典范之作。
在他的悉心培育下，涌现出了一批日后在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人物，如著名画家、散文家丰子恺，音乐教育家刘质平，美术教育家吴梦非等。他们终生感念师恩，并将李叔同的艺术精神和教育理念发扬光大。
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加深，尤其是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动荡以及个人生活中的一些变故，他对佛学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他开始阅读《大藏经》等佛教典籍，与杭州及周边寺庙的僧人（如虎跑寺的法师）有所往来，探讨佛理。1916年起，他甚至开始尝试断食（一种佛教修行方法），体验清净寡欲的生活，并在此过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身心安宁。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和精神准备，1918年的夏天，李叔同做出了一个令整个文化界为之震惊的决定——放弃一切世俗成就，遁入空门。农历七月十三日，他正式在杭州西湖西南群山中的虎跑定慧寺剃度出家，由了悟和尚为其剃度，取法名演音，号弘一。
芒鞋衲衣律宗师
在佛教众多宗派中，李叔同选择了以戒律精严、传承艰难著称的南山律宗作为自己终生皈依和努力的方向。他云游四方，参访名刹，但更多的时间是驻锡于闽南地区的各大寺院，如泉州的承天寺、开元寺，厦门的南普陀寺，以及漳州的瑞竹岩寺等地。无论身处何处，他都恪守佛门戒律，尤其是在个人生活上，更是达到了极其严苛的程度。
他坚持“过午不食”，每日通常只在中午用一餐，且饮食极为简单清淡。他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僧衲（据说有的衲衣上竟有多达二十几块补丁），被褥简陋，生活所需物品减至最低限度。他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对律藏典籍的研读、整理、校勘和著述之中。
他广泛搜集南山律宗的根本典籍，如《四分律》、《南山三大部》（即《行事钞》、《羯磨疏》、《戒本疏》）等，进行比对校勘，订正错谬，并加以圈点、科判，使其条理清晰，便于后学研读。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大量重要的律学著作，其中最为代表性、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
前者将繁复的比丘戒条分门别类，制成图表，一目了然；后者则为在家学佛者提供了修习戒律的简明指南。因此，他被后世尊奉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其功绩在近代佛教史上彪炳卓著。
悲欣交集归寂然
步入晚年的弘一法师，身体状况日渐衰弱，多种疾病缠身，但他弘扬律学、精进修行的脚步并未因此停歇。自1932年之后，他将主要的驻锡地选择在了气候相对温暖的闽南地区，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频繁往来于泉州、厦门、漳州等地的大小寺院与居士林，讲经说法，整理律典，书写佛号，广结善缘。
1942年的秋天，弘一法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当时他驻锡于泉州城郊的温陵养老院（亦称晚晴室）。10月10日下午，他召集身边弟子，嘱咐后事，并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字交给侍者妙莲法师。
1942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四）晚上八时，弘一法师在念佛声中安详圆寂，世寿六十三岁，僧腊二十四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有一个感人的细节流传下来：据说他曾特别叮嘱妙莲法师，在为他准备的棺椁（龛）的四个脚下各放一碗清水，以免在搬动过程中，不小心烫伤了可能从墙角爬过的蚂蚁。
弘一法师去世后，世间流传着一种颇具禅意的智慧，常被认为是源自弘一法师的点醒：生命中若有人骤然离去，化作一道猝不及防的背影，不必执着于追问缘由，只需学着坦然领受这结局。
昨天还鲜活地存在于你的生活轨迹中，参与着你的喜怒哀乐，分享着日常的琐碎与梦想的蓝图，今天却倏忽之间，从你的世界里彻底蒸发，不留下一丝半缕的解释，甚至连一句正式的告别也吝于给予。
最初的本能反应，几乎都是疯狂地寻求答案。大脑不受控制地回放着最后的交集，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审视：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行为无意中造成了伤害？是不是自己忽略了某些早已存在的预兆？人会像一个固执的侦探，试图从过往的蛛丝马迹中，拼凑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一个能够让自己内心秩序得以恢复的“为什么”。这种探寻的过程，往往充满了焦虑、自责，甚至是对过往美好的反复质疑。
在经历了反复的内心拷问和求索无果之后，一种疲惫感会悄然袭来。这时，才开始慢慢理解“接受就好”这四个字背后沉甸甸的分量。接受，并非意味着遗忘，也不是对过往情感的否定，更不是一种轻松的解脱。这过程或许漫长而痛苦，但却是走向内心平静的必经之路。承认那份“消失”的存在，接受那份不再圆满，然后，带着这份经历赋予的印记，继续前行。
参考资料：[1]汪闻远,兰晓霞.李叔同音乐成就研究四十年[J].云梦学刊,2024,45(6):2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