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傅作义率兵起义，北平这座古城得以免受炮火，北平人民财产和安全得以受到完全保障。由此，后世对傅作义的评价也多为夸赞，认为他是一位爱国爱民的好将军。
然而，有一人却对傅作义充满怨恨，直到临终前仍在痛骂，他就是傅作义的部下、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陈长捷的恨，与其他人对傅作义的恨还有所不同，因为傅作义曾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他最尊敬的长官之一。正因为如此，陈长捷的恨才显得更加深刻、顽固。
1897年，陈长捷出生于福建，如果单从名字看，会让人觉得他是个悍将，沈醉就一度认为他是一个大老粗。但实际上的陈长捷是保定军校的一名高材生，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瘦弱得像个书生。
傅作义是保定军校第五期学员，算起来是陈长捷的师兄。因此在1920年，傅作义便以师兄的身份邀请陈长捷加入晋军，并让其一进部队就担任见习排长。
中原大战期间，傅作义提拔陈长捷至旅长职务；全面抗战爆发后，傅作义又力荐陈长捷为61军军长；到平型关战役结束后，陈长捷已经晋升为了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可以说，陈长捷的职务之所以升得如此之快，除了他个人能力外，与傅作义对他的赏识和器重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1940年，阎锡山为了稳固军权，频频对傅作义下毒手，就连与傅亲近的陈长捷也被解除了职务。陈长捷气愤不已，便带着一个警卫营投奔傅作义，之后二人又投向蒋介石。
然而，这样要好关系也仅仅维持在平津战役前，战役结束后，两人即变成了一对冤家。
当时，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司令”，驻守平津保地区。最初，傅作义自恃兵强马壮，并不将解放军放在眼里，但不久，其嫡系精锐部队三十五军在易县涞水被解放军击溃，他这才知道解放军的威力。
于是，傅作义决定把部队集结到平绥与北宁铁路沿线地区，将张家口、北平、天津作为三个基点，修建工事设施，以防御解放军的攻势。
在加强天津防守力量的时候，傅作义想到了陈长捷。一方面他与陈是同窗，更加信任；另一方面他知陈是一名骁将，让其守天津更有把握。
就这样，在傅作义的力荐下，陈长捷当上了天津警备司令。
其实，陈长捷完全可以不蹚这趟浑水，因为他当时正担任国民党联勤部第八补给区中将司令，这是一个肥差，又驻扎甘肃，远离战场，日子过得十分清闲。但为了还傅作义人情，陈长捷只好接受任命。
到天津后，陈长捷分外卖力，他除了加紧屯集粮草和武器弹药外，还四处抓壮丁补充兵力和修建工事，搞得民不聊生。
但就在陈长捷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为了和平结束战争，解放军开始向傅作义抛出和谈的橄榄枝。傅作义犹豫不决，一边向解放军表示愿意和谈，一边又对陈长捷说：“坚守就有办法。”
1949年，在解放军对天津发动总攻的前三天，天津警备司令部接到了林彪签名的信件，意在最后一次劝说陈长捷等人起义，和平解放天津。
看罢信后，陈长捷与其他四位同僚开会，所有人都沉默不语，谁也不敢讲真心话，一则因为有特务监视，二则五个人互不信任。但五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等待傅作义的态度。
最后，由陈长捷拍板决定继续固守天津，因为他相信傅作义那句“坚守就有办法”。
1月13日，在没有收到陈长捷回复的情况下，解放军兵临天津城下。陈长捷再次去电向傅作义询求指示，对方仍是这一句“坚守就有办法”。
其实，陈长捷也明白，傅作义希望以天津的固守，换取在谈判桌上更有利的条件。后来他回忆说：“我将‘坚守就有办法’，理解为很有含蓄的命意。顽强相拒，就是用来讨价还价的本钱。”
于是，收到傅作义指示后，陈长捷来不及做更多地思考和分析，就用电话指示部下做垂死挣扎，却没想到，他挂掉电话一转身，就看到解放军已经围满了自己周围，他连举枪自杀的机会也没有。
被解放军俘虏后，陈长捷已经其实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然而在看到代表傅作义与中共谈判的周北峰和邓宝珊时，气不打一处来，破口骂道：“好啊，你们这些家伙躲在这里，以和谈为名，吃饱了饭磨牙玩，就是不签字，却把我的天津兄弟当牺牲品，呸！”
更令陈长捷气愤的是，之后过了没多长时间，傅作义就举兵起义了。这样一来，傅作义成了人人夸赞的起义将军，而陈长捷却成了阶下囚，让他如何不气。
于是，陈长捷在功德林监狱接受改造时，只好想起傅作义就开骂，两人的矛盾被闹得尽人皆知。
解放后，傅作义和许多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到战犯管理所与老朋友、老同事见面，许多人见到傅作义时都非常客气，但唯独陈长捷冷着脸一句话不说，场面一度尴尬。
同在功德林监狱改造的沈醉，曾询问过陈长捷的心思，只见他气愤地说：“我上了这样一个大当，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除去不甘和愤恨，在监狱中的陈长捷开始静下心来思考，回顾过去的点点滴滴，他发现自己曾有过许多不仁之举，对人民心存愧疚。因此，在监狱中，陈长捷算得上思想转变最快的人，他不仅热爱劳动，还热衷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就连沈醉都夸赞：“当时在战犯中自费去买《资本论》的还没有几个，有人是装门面，但他倒真是很认真地读，而且在许多地方都写下他读后的批语和心得，很出乎我的意料。”
由于表现良好，陈长捷作为第一批特赦人员获得了新生。
出狱后的陈长捷开朗了许多，但提到傅作义时仍存有怨气，直到在临终前，仍旧朝天怒骂傅作义是“天杀的”。
然而陈长捷永远都不知道的是，傅作义的内心其实充满了愧疚。在起义后，他就曾多次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毛主席、中共中央报告，要求赦免在押的陈长捷的等人。
1956年时，由周恩来主持的专门研究如何处理国内外战犯问题的会议召开，傅作义作为与会人员发表意见，希望对陈长捷的等人宽大处理。
可惜，傅作义所做的这一切陈长捷都不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