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1年，兴藩世子朱厚熜以外藩入继、嗣皇帝位后，要求尊崇本生父母，开始了“大礼议”的礼教论争。“大礼议”表面上是嘉靖皇帝尊崇本生父母的礼仪之争，但实质上却是君统与宗统、继统与继嗣、政统与道统、皇权与礼法之间孰高孰低的政治文化之争。长达24年的“大礼议”可分为两个阶段，其尊亲行动虽各有不同，但其性质却一样是皇权凌驾于礼法之上，让嘉靖皇帝不但掌控了朝政，提高内阁首辅的权力，也取得了话语权，重新诠释官方政书与儒家经典的相关定义，让后人对“大礼议”的历史解释只剩下官方的片面叙事，并破坏了宗法原则，终于实现“献皇帝正名化”的目的，得以夺大宗之宗统，尊本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为睿宗、入祔太庙，甚至祧迁仁宗、跻武宗的庙位之上，直接破坏宗庙制度的昭穆原则。通过嘉靖朝政治权力、儒家经典诠释及国家礼制三者关系的分析，可知“大礼议”不只触动嘉靖朝的人事安排与权力斗争，也涉及皇帝制度的正当性问题，并连带改变皇权的公私性质，使皇帝的个人性得以展现，皇权无限扩大，不再受阻于儒家礼法、洪武祖制、官僚体制的限制之下，为研究传统中国政治文化史提供了典型案例。
从正德十六年朱厚熜受命即位至嘉靖三年的左顺门事件是“大礼议”第一阶段。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早上，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病逝，他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皇位虚悬，所以由杨廷和为首的内阁暂时掌握政权。杨廷和等人面临著极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不但要防范江彬等人拥兵自重，发动政变，也要尽快确立皇位继承人，避免各地藩王叛乱，祸起萧墙。为了尽快稳定局面、除去隐患，杨廷和等人根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选定兴藩世子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并在三月十六日向全国颁布《武宗遗诏》，使其成为内阁行使权力的法源依据，得以争取时间、一举铲除江彬等人。正是在先皇驾崩、新君尚未嗣位的君权交替的空隙中，杨廷和一畅其志，革除正德朝的敝政，稳定北京城的内外秩序，立下定策拥立之功。明太祖朱元璋曾写下《皇明祖训》，提到皇帝无子绝嗣时，应按“兄终弟及”的条件来决定皇位继承者。为了根除各地藩王觊觎皇位的妄念，杨廷和直接在《武宗遗诏》与迎立册文里写着“嗣皇帝位”字样，等于赋予朱厚熜得位的正当性，避免有人质疑朱厚熜得位不当。问题是，《皇明祖训》的“兄终弟及”如何认定呢？这里容易出现分歧，而且杨廷和在《武宗遗诏》与迎立册文也未能清楚说明朱厚熜是明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的嗣子身份，导致朱厚熜与杨廷和两方人马对“兄终弟及”的认定不同，埋下“大礼议”的导火线。
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朝世系表
根据《武宗遗诏》，朱厚熜本以为自己以兴献王长子的身份嗣皇帝位，但当他率兴藩人马即将进入北京城时，却发现礼部拟定的入门礼不但不符合皇帝身份，还以皇太子身份准备即位礼，等于让朱厚熜先承接孝宗一系的宗统，再即皇帝位、接续君统，引起朱厚熜等强烈不满。内阁首辅杨廷和认为，只要朱厚熜接受弘治皇帝嗣子的身份后，便能根据《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承接正德皇帝留下的皇位，并延续弘治皇帝一脉的君统与宗统。嘉靖皇帝朱厚熜认为，弘治皇帝一脉已绝嗣，若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应由弘治皇帝的弟弟兴献王朱祐杬继承皇位，但因朱祐杬已去世，遂由其长子朱厚熜继承君统。嘉靖君臣从“兄终弟及”的解释是什么，连带讨论嘉靖皇帝到底要认谁为“皇考”：如果朱厚熜过继大宗、认明孝宗为“皇考”，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便断子绝孙，兴藩承续怎么办；如果朱厚熜尊认兴献王为“皇考”，又要如何尊称明孝宗与明武宗，大宗宗统的承续怎么办呢？为了解决这些礼法问题，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建议朱厚熜采纳宋代“濮议”的尊亲方案，接受弘治皇帝嗣子身份，改称明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叔考”，才能承接宗统与君统。嘉靖皇帝拒绝杨廷和的“濮议论”，并赞同张璁主张缘情制礼、尊崇本生的“人情论”，坚称兴献王为“皇考”，又要尊兴献王为“兴献皇帝”，引起许多官员的抗议。嘉靖君臣相持不下，矛盾日益尖锐，直到生母兴献王妃蒋氏居住的清宁殿失火时，嘉靖皇帝担心自身安危，又惧于毛澄提出“上天示戒”的说法，只好勉强接受“濮议论”，承认孝宗嗣子的身份，却伺机削弱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的力量，暗中培植兴藩人马，将其安排到太常寺、光禄寺、锦衣卫、司礼监等机构，还得到了南京六部官员的支持，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
随著杨廷和的致仕，南京六部官员张璁、席书、桂萼等人卷土重来，再次提出“人情论”，引起朝堂上“大礼议”的论争。此时，嘉靖皇帝不只提拔席书、张璁、桂萼等人，使其进入翰林院，还罢免了内阁首辅蒋冕等人，使“濮议论”势力为之一衰。杨廷和之子杨慎串连多名翰林院年轻官员呈上《乞赐罢归疏》辞职，不愿与张璁、桂萼等同在翰林院共事。吏部尚书何孟春更率文武百官力争“大礼议”，杨慎也纠集多名言官、翰林学士及六部主事等200多人，跪伏左顺门哭喊，形同逼宫。嘉靖皇帝派人好言相劝，请其先行离宫、改日再议，但杨慎等人不听，反而放声大哭，使嘉靖皇帝大怒，遂命令锦衣卫强制驱散这些跪伏在左顺门的官员们，并逮捕、廷杖五品以下的180多位官员，甚至杖死王相等17名官员，令文武百官为之股栗。“左顺门事件”是明朝历史上一个很血腥、很悲剧的事件，成为明朝政治文化的转捩点。过去明朝皇帝虽廷杖大臣，但仅在羞辱他们的士大夫体面，不会真的取其性命，但自“左顺门事件”之后，凡有官员被逮、下锦衣卫狱者，必行拷打，明朝皇帝廷杖大臣不再手下留情，使其重伤，如非奉特旨、或与司法官有交情者，始得幸免。
明代紫禁城的左顺门位置
“左顺门事件”发生后，嘉靖皇帝秋后算帐，几乎将主张“濮议论”的骨干成员罢斥殆尽，奠定“人情论”获胜的基础，也成为嘉靖皇帝重塑皇权的契机，引发其制礼作乐、为所欲为之野心。通过“人情论”的理论依据与“左顺门事件”的暴力手段，嘉靖皇帝压制群臣，成功确立“继统不继嗣”的原则，强调自己是继承“君统”的嗣皇帝，而非以孝宗嗣子的身份继位，自然不必继承“宗统”，使其能推翻“濮议论”，尊崇生父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当时很多人虽认同嘉靖皇帝崇敬父母的孝心，但无法掩盖其暴力手段，使嘉靖皇帝与官僚集团的冲突变得非常尖锐，皇权与官僚体系彻底地对立起来。面对皇帝施加的暴力，官员们也逐渐地分裂成两个极端，造成了嘉靖朝政治文化的变质：一派见到皇帝的威势，以为“法尔如是”，无不股栗，遂不敢直言进谏，变成一味附和皇帝、阿谀奉承的媚君之臣，却得到了政治的资本；一派见到皇帝的威势，以为“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并认为象征士人气节的“道统”凌驾于皇权的“政统”之上，利用“天下公论”的道德资本，借以避免皇帝滥用权力。既然皇帝不尊重“道统”，士大夫也会反抗“政统”，逐渐变成一味反抗皇帝、直言犯上的抗君之臣。在“皇帝宠信”与“天下公论”之间，两派越来越没有调和的余地，流于党同伐异，争抢资源，不再关注广大百姓生活、需求及其痛苦。为了防止臣下得窥君心、揣摩旨意，皇帝故意独断专行，彻底压制反对者，或故意驳斥正确的建议，以示君威难测，造成君臣更尖锐的冲突，演成君子与小人之搏斗，排激动荡，不倾不止。当皇帝怠政或决策失误时，内阁、六部及言官群体难以纠正，只能应和，加速了明朝的衰败。
《明伦大典》书页
从嘉靖三年九月兴献王尊称议定至嘉靖二十四年睿宗祔庙是“大礼议”第二阶段。在“左顺门事件”强行镇压下，嘉靖皇帝成功尊朱佑杬为“皇考”、“恭穆献皇帝”，但士人们腹诽心谤，未必认同“人情论”，可知嘉靖皇帝的胜利只是动用了锦衣卫的暴力手段，无法让天下臣民心服口服。因此，方献夫编纂《大礼会章》，收录正德十六年到嘉靖三年九月十五日有关“大礼议”的奏疏，使天下臣民能了解“大礼议”的是非曲直，也能洗刷议礼诸臣的恶名，打破朝堂的门户之见。当何渊请求“立世室”后，嘉靖皇帝要求礼部尚书席书收录何渊的意见，并在《大礼会章》的基础上，重新删选那些“人情论”的奏疏，确保新修《大礼集议》的质量。《大礼集议》修成后，席书、张璁等人都获得封赏，但因礼部尚书席书不愿收录何渊请求“立世室”之议，引起嘉靖皇帝的不满，遂追回《大礼集议》，并由翰林院负责重编《大礼全书》，间接疏远了张璁等人。席书不得不抱病上疏，向嘉靖皇帝解释其不收录“立世室”之议的原因，又批评翰林院诸学士曾是“左顺门事件”的参与者，不可承担《大礼全书》的编纂工作。席书的解释，让嘉靖皇帝又想起张璁等人的昔日功劳，也成功引发嘉靖皇帝厌恶翰林院的情绪，于是特旨安慰席书，并命令张璁等人担任《大礼全书》的编纂任务，扭转了原先对议礼诸臣的不利情势。嘉靖六年八月十五日，《大礼全书》修纂完毕，但嘉靖皇帝不甚满意，要求增录欧阳修在“濮议”中主张“尊亲”的观点，并仿照《永乐大典》之模式，改易书名为《明伦大典》，用以垂法万世，以明人伦、正纲纪。
《明伦大典》是嘉靖七年由明朝刊布的官方政书，收录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七年有关“大礼议”的奏疏与君臣之间的相关讨论，不但在嘉靖朝有其特殊政治意涵，也是后人研究嘉靖朝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料。《明伦大典》不只是整理“人情论”的理论体系，重新检讨诸位参与者的功过是非，并统一官方说法，打压异论，为“大礼议”定下历史论调，呈现现实政治与历史评价的有机结合。当《明伦大典》被抬升到国家政书的地位后，确立“大礼议”的评论标准，也肯定“人情论”缘情制礼的主张，朝廷得以控制舆论的走向，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异论者无法推翻“大礼议”的结果。尤其是《明伦大典》的“史官曰”代表嘉靖皇帝认可的官方叙事，并诬指“濮议论”的支持者都是目无君上、破坏人伦的不忠不孝之人。如此一来，看过《明伦大典》的读书人或史学家的立场可能会更倾向于嘉靖皇帝和“人情论”，影响了历史书写的导向，使明代士人无形中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例如明人撰写的《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皇明肃皇外史》、《世庙余识录》、《皇明永陵编年信史》及《万历野获编》等书都批评杨廷和意气用事，失事君之体，呈现了政治力量介入士人思想领域的情形。这些明代私史和笔记小说又会影响清代编成史书的历史评价，如《明史纪事本末》、《明史》、《明通鉴》等史书，多少采用了《明伦大典》的官方叙事。即使是同情杨廷和、批评张璁等人的谈迁，在《国榷》里也不免批评杨廷和等人不知变通，流于意气之争。由此可见，《明伦大典》决定明朝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也左右了明清史家对“大礼议”的叙事倾向、人物评价及其历史定位。
《明伦大典》的编成，让天下臣民很难撼动“人情论”的理论基础，“大礼议”也成为明朝政治文化的一部份，难以割裂。然而，嘉靖皇帝仍不满足，因为此时朱佑杬的身份只是嘉靖皇帝的“皇考”与单独立世庙的“恭穆献皇帝”，尚未能升祔太庙，所以嘉靖皇帝需要进行礼制改革，为朱佑杬制造进入太庙的理论基础。嘉靖皇帝的礼制更定，主要聚焦于庙制改革与郊祀改制。自西汉文帝行郊祀礼开始，天地分祀的郊祀礼逐渐成为儒家倡导的国家典礼，并在政权频繁更替之际，郊祀礼成为异姓间更替皇位的正当化手段。武则天当权后，改“天地分祀”为“天地合祀”，借以制造女主当政的理论根据。洪武初年行“天地分祀”，但到洪武十年时，洪武皇帝感于灾异之说，将“天地分祀”改为“天地合祀”。为了改易郊祀礼，先改革社稷礼，罢德祖配享，打破“左祖右社”的平衡原则，确定宗庙祭礼的重要性高于社稷祭礼，提高了皇帝的地位，奠定了“天地分祀”的仪式基础。为了证明郊祀礼改制的必要性，嘉靖皇帝先指出“天地分祀”合于《周礼》，又论证“天地分祀”才是洪武皇帝认可的祖制，并改配享天地的对象为明太祖朱元璋，将其推向受命祖的地位。可以说，嘉靖朝庙制改革的契机实为郊祀改制的影响。一旦始祖和受命祖不符合宗庙昭穆位序时，禘祫制度受到连带影响，宗庙位次就必须重新安排，否则就会出现礼秩紊乱的问题。这样一来，嘉靖皇帝便有理由行庙制改革。
嘉靖九年（1530），嘉靖皇帝决定天地分祀，在大祀殿南建圜丘。圜丘作为明清皇帝举行祭天大典的神坛，每年冬至在台上举行祀天大典，俗称祭天台。圜丘四出陛，各层出陛台阶俱九级。圜丘的两重坛墙内墙为圆形，外墙为方形，今位于北京市天坛公园内。
议礼诸臣张璁他们虽支持嘉靖皇帝崇敬本生父母，将兴献王尊为献皇帝，却反对兴献王入祔太庙，因为兴献王没有做过一天皇帝，是不能进太庙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嘉靖皇帝只好退让，说不进太庙，而是另设世庙(献皇帝庙)，等于是嘉靖皇帝个人的家庙，用以祭祀献皇帝的神主。嘉靖皇帝改革庙制的动机，表面是崇敬列祖列宗。实则是让献皇帝庙的规制符合新太庙建筑群，尽可能地消弭献皇帝庙与太庙群列的不同之处，进而加强献皇帝在帝系上的正统性，以提升献皇帝的政治地位。过去明代历代皇帝神主牌都在同一个太庙里，现在把太庙恢复成“都宫别殿制”——把神主牌全部分散，分别放入一个一个的小房子，这样就可以让原本祭祀兴献王的家庙混在里面了，只要不特别去提说这是家庙，看起来与九间太庙没有区别。鱼目混珠之后，又出现了影子戏法，把太庙与家庙的隔阂拆掉，也就是把原本一间一间小的太庙全部打散，再回到太庙的同一个堂子里面，兴献王便以睿宗身份入祔太庙了。嘉靖皇帝借献皇帝称宗祔庙的契机，建立了新的宗统，终于达成了皇权重塑的目的，巩固了嘉靖一脉获得帝系的正当性基础。由此可见，嘉靖皇帝虽宣称敬天法祖，但其依据《周礼》、恢复“洪武初制”等话语，却很难洗刷私心作祟的嫌疑，备受史家批评，更甚者指责其为篡统之君。
安葬兴献王珠佑杬的显陵，位于湖北钟祥
通过显陵改制、建立世庙，分祀天地、改定郊礼、分建九庙、明堂复古、献皇称宗、睿宗祔庙等改革，突显礼制变更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如将天地合祀改回天坛、地坛分祀，提升“太宗”为与太祖并列的“成祖”，甚至将儒家经典断章取义，改动太庙布局与神主排序等措施，使嘉靖皇帝成为礼制的主导者，向天下臣民展现皇权的至高无上，使礼制更好地服务于皇权。此外，“大礼议”引发的礼制改革影响了社会风气，江南、华南宗族力量也越来越强大，甚至改变了土地持有的形式，加速了社会基层组织的变化。嘉靖皇帝尊崇父母的孝亲之举，又有《明伦大典》肯定私情的重要性，让明朝官民普遍接受“大孝以尊亲为本”的观念，默许官民百姓可以祭先祖、建宗祠、立家庙、写族谱，逐渐出现了可以归属的“大宗族”，许多土地可以由宗族组织代持或由祠堂管理，无形中增强了江南、华南等地宗族的势力。这样一来，新的宗族秩序在民间诞生了，宗法制度名存实异，原有的大宗小宗、嫡庶等级、宗庙家庙等概念都偏离了儒家经典的定义，人们也质疑礼法规范与名分秩序，服饰、礼仪等僭越现象增多，社会风气变得更功利浮躁。随著宗族力量的扩大，地方官不得不依赖宗族，巩固基层组织与地方秩序，并设置族正，监督宗族，限制宗族势力太大，避免架空政府。
广东梅州下营余氏永思堂祭祖仪式
支持或主张“人情论”的很多官员，他们欣赏阳明学的“致良知”之论，或和王阳明私交甚好，或和王阳明是互相有书信往来的师友、学友及笔友的关系，多少吸收或认可了阳明学的思想。可以说，阳明学在江南地区的发展，有助于出身江浙、两广、湖广地区的士大夫支持“人情论”，并进一步肯定个人价值之重要性，也能正视个人的情感与欲望，在思想上有推进“大礼议”之功。但“大礼议”不纯粹是学术思想之论争，更多是一个皇权与官僚群体的政治斗争，也是皇权内部重塑的过程，使小宗能取代大宗，使嘉靖皇帝一脉获得宗统，巩固君统，不再会被其他藩王取代。关于阳明学与大礼议的关系，敝人觉得王阳明基于“缘情制礼”的原则，很大可能会支持嘉靖皇帝去崇敬本生父兴献王，但当涉及纲纪伦常的宗法原则与宗庙制度时，王阳明未必会支持嘉靖皇帝更定庙制，甚至会反对兴献王以睿宗身份、进入太庙之举。通过政治文化史的角度去观察“大礼议”与嘉靖君臣的话，可以在很赤裸的权力之争中，再看到属于“人”的欲望，而这些欲望不完全是邪恶的权谋，也可能出于善意的同理心，只是在权力的诱惑下，让嘉靖皇帝原本孝亲的初衷逐渐变质成了压制群臣的野心。
“大礼议”激起的君臣冲突与礼教论争，不但打破了阁部之间原有的权力平衡，也破坏了官场上默认的晋升途径与君臣相处之道，使朝堂上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加剧了党派斗争，明朝持续内耗，难以形成有效的决策和施政合力，为后世埋下了隐患。为了压制反对者，嘉靖皇帝扩大内阁首辅的权力，凌驾于六部九卿之上，由内阁首辅作为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协调者、白手套或替罪羊，等于侵夺吏部与都察院的权力。内阁首辅获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后，似乎成为了实质性的宰相，但他的权力来源永远是暧昧和模糊的，这让其他大学士有空间去挑战内阁首辅的地位，或发动官僚集团与言官群体的力量，反对内阁首辅的执政；或抛弃气节、逢君之恶，建立与皇帝的私人关系，获得皇帝的宠信。此后，内阁权力的来源更依赖于皇帝的个人喜好，内阁首辅权力时大时小，与皇帝的态度密切相关。嘉靖皇帝看似提高内阁首辅的权力，实则剥夺相权，也蔑视相权，以杨廷和定策拥立之功，却不能对“大礼议”有所主张，终于被黜；以夏言的首辅地位，罢官之后，竟不能保全性命；以徐阶之贤明，却多年屈于严嵩之下。从内阁首辅杨廷和、张璁、夏言、严嵩的权力更迭，可见内阁倾轧之因，在于嘉靖皇帝通过“大礼议”，将皇权、礼制及权力斗争结合在一起，不但大张阁权，使内阁成为皇权的工具，利用内阁首辅箝制言路，逐步掌握官僚体系，还挑起阁臣之间的矛盾，频繁更换首辅，分而治之，让内阁争权夺利、互相牵制，不至于威胁皇权，遂能压制群臣，将朱佑杬以“睿宗”之身份、入祔太庙，甚至升祔仁宗、跻武宗庙位之上，达到宗统转移、建立了自身世系正当性之目的。
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或许认为“大礼议”只是嘉靖君臣争论“皇”、“帝”、“考”、“”的文字游戏。实则不然。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以“礼”为基础，依其身份，决定其权利义务，而嘉靖君臣在“大礼议”争辩的这些称谓、尊号及其相应礼仪，不只是嘉靖皇帝孝心的展现，更多决定其皇权正当性的来源依据。传统中国皇权正当性的来源是“天命”，开国皇帝承接“天命”才能是被上天认可的“天子”。承接开国皇帝留下皇位的子孙们，其天命来自于他与祖先的连接性，才能证明“天命”的传承关系。“大礼议”的这些争论，不只是为了彰显嘉靖皇帝继承皇位的正当性，也要向天下臣民证明“天命”转移到嘉靖一脉的合法性问题。正因为“大礼议”涉及君统与宗统的传承问题，所以参与“大礼议”的官员们不完全是出于利害的算计或权力的斗争，也想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与学术思想，所以杨廷和、张璁、夏言、严嵩四人都曾坚持自身对儒家礼法的敬仰，不惜舍弃官位、以去就争，或当面驳斥嘉靖皇帝的尊亲方案，或以一人之力舌战群臣，被贬为奸佞小人。另一方面，嘉靖皇帝不是一个只会用权力去压制官员的暴君，他有孝顺柔软、畏惧天命、崇敬礼法的一面，但随着君臣之间不断唇枪舌战的过程，嘉靖皇帝也学会利用儒家经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大臣劝谏他的话来反驳他们，甚至能动用暴力去随意摆弄“礼法”。这会带来很可怕的后果。在皇权越来越专制的局势下，士大夫们本来用儒家文化的“礼法”束缚皇帝的个人性，遏止其欲望扩张，避免其滋意妄为，但在“大礼议”的礼教论争下，皇帝却能“制礼作乐”，反过来用“礼法”来束缚士大夫们，使其完全俯首，再也无法用“道统”遏制“政统”的无限扩张。可以说，“大礼议”连带引发的礼制改革，嘉靖一脉由小宗变大宗，虽转移宗统、重塑皇权，却动摇了以“礼”为主的政治文化体系，天下臣民丧失了一客观理性的共同规范，士人坚持“道统”的政治理念也遭到摧折，不再追求“敢为天下先”的“公义”，更多地为了一己私利而卷入政治斗争之中，甚至突破人臣的底线，乐于逢君之恶，怯于为万民争福祉，直到大厦将倾、明朝灭亡为止。
此外，“大礼议”也影响明朝周边的藩属国，例如朝鲜王朝、琉球王国、安南王国，还有隔海相望的日本都注意到“大礼议”及其造成的礼制改革与政局动荡。在“大礼议”的刺激下，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发现“礼法”可以被解构，儒家经典与宗法原则也不是铁板一块。东亚诸国碍于儒家文化的接受程度不同，或限于情报搜集的能力，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或士人未必完全了解“大礼议”的来龙去脉，也很难充分理解“大礼议”的礼学理论与礼教论争，但这不妨碍这些君主利用“大礼议”充当自身逾礼的理论基础，或利用庙制改革的论点，加以穿凿附会，或将“继统不继嗣”的说法，刻意断章取义，进而满足自身的私欲，或扩张其个人性。尤其是“君统”与“宗统”竟可以分开对待，这导致了东亚诸国若干从旁支入继、或政变篡位的国王，可以像嘉靖皇帝一样，通过立家庙尊崇本生父，再将本生父的神主送入宗庙，使其转移宗统。以朝鲜仁祖李倧为例。1623年，绫阳君李倧以光海君叛明亲金为理由，发动宫廷政变，篡夺光海君的王位，史称“仁祖反正”。相较于光海君传承的大宗，仁祖李倧是小宗，光海君被废黜而排出王统之外，仁祖是奉仁穆大妃而继位，故直接继承祖父宣祖的宗统。为了尊奉本生父定远君，朝鲜仁祖学习嘉靖皇帝的故智，不断加封其尊号，还驳斥朝鲜群臣，强行册封定远君的庙号为“元宗大王”，并想方设法将定远君移葬于金浦章陵，其神主入祔朝鲜宗庙，更扭转了明朝对其恶劣印象，获得了明朝的认可，强化了朝鲜仁祖的王权。朝鲜仁祖的所作所为，可说是“大礼议”的简单版。由此可见，“大礼议”开了一个坏头，不只松动了中国的礼法原则，引发《朱子家礼》的变化，也让东亚诸国的统治者们有样学样，以孝亲名义去伸张自己的个人性，达到王权扩张的野心，并解构了传统中国代表“中华”的必然性，间接推动东亚诸国的儒学、礼法及其思想开始了自主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