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七个底层芝麻官的真实生活

人们或多或少都会和庞大的行政体系的“末梢”——基层——产生连接。在农村是乡镇政府，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延伸到最末一级还包括村委会和居委会。

基层让宏观政策落地，让国家机器变得具体、有温度，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千头万绪、无休无止的工作之一。假如一个社区有500户（按中国户均2.62人计算），该社区约有1310位居民。在中国，低于1000户只能设立5人居委会，意味着由5名基层工作人员（在社工和“网格员”帮助下）全权负责服务1310人。

服务内容致广大、尽精微，包括但不限于：公共事务管理（维护水电、道路，管理辖区环境卫生等）、经济发展（协助辖区失业人员再就业，管理辖区商户等）、基础民生服务（管理社区养老中心、卫生站等），还有矛盾化解、应急管理、风险防控、数据收集、民意反馈……

做不完的工作，逐级加码的考核，还有严苛的刚性问责制让基层人不堪重负。压力聚沙成塔，促使“基层减负”连续多年进入中央一号文件。2025年2月23日，“基层减负”首次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单独列项。国家领导人在地方考察时反复强调，要“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我们记录了7位一线基层人员的减负之旅。他们都很年轻，各有所长所好，如今又都将生命献给了文件和会议，在无尽的日程表中把自己养成了“任务消除游戏”的王者——

王瑶，大学毕业后曾在时尚公司工作，染一头红发。去年考上贵州某乡镇基层，染回黑发。

李安然，与读博梦校失之交臂后，进入河南某市基层，负责宣传工作。她最近的苦恼是讨厌越来越“和稀泥”的自己。

何宗明，计算机专业本科，有机会和同学一样去大城市上班，考虑到是家中独子，考回福建某乡镇基层。

陈卓，广东某乡镇基层人员，一线执法时一丝不苟，但他的朋友圈风格抽象，有很多网络梗图。

高凌，江苏某市基层人员，爱漂亮，游戏和网文爱好者。

张灿，陕西某乡镇基层人员。工作三年来，她感到希望破灭并“自洽了”。在网络上，她是籍籍无名的“momo”。

黄嘉，辽宁某市社区负责残障工作。她在父母的建议下进入这个岗位，她是三级残疾。

现在，他们七位在各自负责的条线上共同迎来了新的工作：减负。

贵州某乡镇基层新人王瑶工作一段之后，明白了一条规律：如果领导不在办公室，那就是去开会了；如果开会了，领导不在，那就是去开别的会了。毕竟领导有限（就那么一两位），会很多，每个会又都很重要。领导出席意味着对工作重视。于是本来能线上参加的会，“上面”也会召集乡镇的人去县里参会。

王瑶算了算，在她单位“各工作版块负责人除了每周要开两个常规大会以外，还要再开两三个会”。

林辉煌常年在乡镇做基层调研，他是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的研究员。调研中他发现，有的村书记半天就得赶几趟会，动线如机器人履行程序。他也去参加了几次会议，印象很深的是“一些眼神麻木的面孔”：基层干部一进会场就被搞得“六神无主，像个木头人”。

另一项基本工作是写材料（官方总结为“文山会海现象”）。在基层，保留好材料、照片是规定动作，更专业的说法是“留痕”。林辉煌曾问一位村干部，你们明明人手不够、工作量又大，为什么每次入户还要两个人一起？村干部说，必须有人拍照，否则工作就白搞了，总不能我跟农户玩自拍吧？

曾在陕西某地社区工作的张灿说，基层人员拍照不是为了宣传或炫耀，只是不得不完成的指标，“拿出入户照片才能说明你的工作确实做了”。

有一天，王瑶的同事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王瑶问她找什么。同事说，上面要追责，得翻一个十年前的文件。“就是一张纸，但要在五个文件柜里找到它。”

留痕最实际的功能是应付检查和规避责任。“我留痕了，（证明）我做了这些事情，如果再出什么问题，你就不能怪我。”林辉煌说。

市里的情况也一样。张灿说：“（上面）隔段时间就会下来督查，什么森林防火、平安建设、防汛都需要方案，有领导小组、会议记录、照片、各种台账，导致大部分时间都在造内容。”

去年12月第一个周六，河南某地基层人员李安然在家休息。她瘦高个，扎马尾，讲话不急不慢。9点10分，她接到主任的电话，交待她撰写一份材料，“越快越好”。接下来的4小时，李安然接打了22个电话、3个微信通话，还有上百条对接信息。

“同样的材料，好几个地方都要，而且前段时间明明报过一次了，变个名目又要报一次，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看了没有。”李安然说。有时候，不同上级让交的材料内容一样，只是格式不同；有时候，格式一样，内容略有差别。

江苏某地网格员高凌也提到，他们一个月内收到四个不同部门针对临街商铺的工作任务，诸如“小场所安全系统录入”“油烟管道检查”等，他们去商户店里重复查了四遍，填了四份表。

面对不合理的安排，李安然总是用沉默表达态度。“基本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她说。如果面露难色，领导会鼓励她，“要配合单位工作，这是团结的象征”。

另一个晚上，为申报某项荣誉，李安然和同事加班整理材料。临近收尾，李安然站在打印机前，看着它吞吞吐吐。打印了几百页后，机器发出一声噪音，卡纸了。“我那会儿还有一种庆幸，这打印机也知道给自己放会儿假了。”

基层人的年底是没有休息的。从十一月到元旦，王瑶每周都会收到“检查”“备检”的工作通知。有一阵连着来了三项检查，王瑶和同事不得不连续加班四周。家在县城的同事也不回去了。直到其中一项检查临时取消，王瑶终于休息了一天。

林辉煌能理解王瑶的状态，基层迎检就像学生备考，“平时工作再好，迎检不过关，等于白搞、瞎搞”。还有镇长跟他说，自己检查前睡不好，整天琢磨这事。

凡有检查，就有排名。更确切地说，每一项可以量化的工作都有排名——乡镇在县里排名，街道在区里排名，县/区在市里排名，市在省里排名。排名末尾，可能会被问责、被通报、扣工资，失去评优资格，也可能影响一把手晋升。

迎检的关键在于亮出可供检查的材料。王瑶单位推行过无纸化办公。“每个月的台账只需要存电子档，确实节约了不少时间（和纸张）。”王瑶说。然而年终检查要求提交纸质资料。那几天部门所有人都在加班打印，跟小学生补作业一样。

检查完了，这些材料被送进碎纸机。原因首先是档案室和他们部门的十几台文件柜塞满了，文件已经摞在外面（“再给我们10间档案室也不够”）；其次因为明年再检查时，要求就变了，“每一年装订格式、封面都不一样”，留着也没用。

除了备好材料，还有很多方式迎接检查，比如检查前的周末，乡镇或街道社区出门扫大街。村干部下去除草、赶鸭子，帮村民把鸡抱进笼子里（家禽乱跑是扣分项，有的地方扣0.5分；检查结束，村民再把鸡鸭放出来）。“谁来检查就挂谁的牌子”，意思是哪个上级来验收，就挂相应的牌子应对，有的地方为此制作了“双面牌”，正面是“xx会议室”，反面是“xx讲堂”。“有的牌子太多一直挂到食堂，有的在办公室门口设置空栏不断换牌子……”2024年9月，人民网评论文章《减过重担子，先摘多余牌子》写道。

离开社区后，张灿考上陕西某乡镇基层。她的其中一项工作叫“耕地复种”，目的是解决耕地撂荒问题。任务安排到乡镇，每位基层干部盯一块地，每天汇报复耕进度，进度慢的会被通报。

由于村里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了，迎检时干部们会雇人种地。张灿和同事每天从镇里赶到村里，再从村里赶到田里监工。雇工不喜欢成天被人盯着、催着，恼了就发牢骚，撂挑子。眼看检查节点逼近，张灿和同事亲自上手挖地种庄稼。

还有种情况是“内卷”。福建乡镇基层人员何宗明说，他们那儿推出了一个方便小微企业融资的线上平台。“大家都觉得本意是好的，企业能通过那个平台更快地融资。”只是，当“注册平台”变成一项考核指标之后，情况变了。为了争先（也可能是怕掉队），有的村干部自己注册，数据涨挺快。然后其他村不得不跟着造假。

林辉煌介绍，鉴于基层已经能较好地应对公开检查，后来又发展出暗访。暗访没有明确时间通知，也许明天来，也许明天不来。偶有风声走漏，说某月某日，一个多大年纪、穿什么颜色衣服的人“下来”。“那几天风声鹤唳，紧张兮兮的。”李安然说。

大学毕业后，王瑶先在一家时尚公司工作，染一头红发。后来考回基层，发色也变回黑的。她声音轻快，讲话伶俐。王瑶很喜欢去村里开群众会，尤其是宣传惠民政策的时候，她感觉真的在为村民做实事。参加工作不久后，有次去组里，一位村民叫她的名字，跟她打招呼。王瑶很感动。

那时候，王瑶对基层工作还没什么经验，总担心错过各类通知。尤其下班后，洗完澡出来，手机屏幕上一溜的“收到”，“生怕自己忘交什么东西了”。谈话中，我问她是否需要暂停去扫一眼工作群，王瑶说没关系，她已经摸索出一套方法，下班后在6点半、9点半、睡前和起床后各过一遍工作群，上班第一件事规划好待办事项。就像网上那些“时间管理达人”描述的那样：从容、高效、自律。

可依然有超出王瑶能力的情况。比如值班，她每次上厕所都“提心吊胆”，竖着耳朵——“上级给我们打查岗电话，我们要在铃声响三声之内接通。”她同事就是在厕所里听见座机响了，急匆匆赶回去，没接到。“第二天上面就通报了，被我们领导批评了。”

查岗电话是为了监督基层人员坚守岗位。出发点是好的，王瑶说。但她不清楚为何到了下面，加码为“铃响三声接通”。

另一项为难的工作是“摸查问题”。在他们那儿，三四位基层干部负责一组村民，共约200户，每周下去了解情况，看看大家是否有困难、矛盾纠纷或者排查安全隐患。这工作最好的结果是“没有问题”，说明村里安居乐业、和和气气。

可如果连续几周上报“没问题”，领导会认为你的工作不努力：“真的没有问题吗？”“你有一户户走访吗？”“是不是排查不仔细？”

在基层工作十年的李安然对此有心得体会。她的宝贵经验是：“如果领导希望你上报x件问题，只能比x多，但又不能多太多。”以及，无关痛痒的问题也算问题——如果问题太痛太痒，上报之后化解不了，那就成了你的工作不够努力。“上面是要一个结果，你把这个结果给到，就是交差了。”

疫情第二年，辽宁某市基层人员黄嘉和领导一同在居民楼栋口站岗。领导对她说，基层复杂在人情世故上。意思是要充分摸清楚人情、人际关系。如果辖区有两家长期不合，那入户调解也没法忽然间化敌为友，得到领导满意的结果。

于是，在一些网格员的工作总结中，摸排工作从“摸问题”进化成了“摸家底”，要求“早发现、早化解、不遗漏”。广东乡镇基层人员陈卓说。

2022年之后，多地社区开展了一户一表“地毯式”摸排，入户登记居民的个人信息、教育、就业、婚姻、财产、健康、心理、社会关系情况等等。此外，有的地方还开展了经济普查入户登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随访摸排，“三低三少、四无、五失”人员重点排查工作——

其中，“三低三少”指低收入、低学历、低素质，缺少关爱、缺少技能、缺少机会的人员；

“四无”指无配偶无子女、无工作或无稳定收入、无法正常交流沟通、无房产等固定资产的人员；

“五失”指的是投资失败、生活失意、心理失衡、关系失和、精神失常的人员。

“（上面让）把问题矛盾化解在基层”，每位对话者都对我强调。

江苏网格员高凌负责每月走访50户社区居民，上报5个“高质量事件”。“单看任务没有一点问题。”她说。但再看一下具体要求：

这50户一不能是租户，二必须见到本人，三必须有开门照片，四一个季度内不能重复走访。除此之外，每月必须有一条事件入选市里的典型案例库，半年内必须把网格内1000户走访全覆盖。“任务设定者完全不了解基层情况。”高凌说。

“出发点是好的”“任务本身没有问题”，每一位和我聊过的基层人员总是先这么表示。只是他们接到的任务已和初始状态不同，经手的每一级都会仔细体会任务要求，并根据体会给下级下发指令——通常是收紧和强化——最终，迭代数轮、逐级接力到最后一个人时，有时已堪比好莱坞电影里的“Mission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

去年上半年，江苏某地接到一项任务，排查辖区内商户的经营情况。该地基层人员对我说，这是为了了解大家的难处和需求。然而，走访过程中，有的商铺为了避税谎报亏损，但上级不允许数据有亏损（因为不好看），于是，“最后的数据是造假”。另一家规模较大的商店已经搬走了，但上级不允许写搬离，硬让估个经营数字。“光数据我就改了七八次”，这位非会计出身的工作人员为难地说。

陈卓所在的广东某乡镇基层共有160多人。老领导留下规定，考虑到女同志婚后要照顾家庭和孩子，不安排她们在非节假日值班，其他同志六天轮一次值班，也就是每天有20多人24小时守在办公楼里。节假日值班人数翻倍。值班是确保有足够的人员应对突发情况，比如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时转移受灾群众。不过他听老同事说，“以前没那么多工作人员，值班频率反而没现在高”。

工作四年来，陈卓遇到的突发情况不多。疫情期间有一次，一位阳性密切接触者造访了他们镇，镇里紧急召回全部人员回岗。另一回，周五下班后，陈卓开车一小时回到家，还没吃上饭就收到通知返回镇里。这次没什么要紧事，是领导临时想开会了。

“卫片执法”是陈卓和许多基层人员近年的工作内容之一，大概每月一次。简单来讲，上级部门通过卫星遥感监测，确保农耕地没有被违规占用。如果卫星图片有异常，基层执法人员要去实地核查，督促整改。这是我国保护18亿亩耕地的举措之一。往大了说，陈卓的职责是“守住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

这工作的难点之一是，有村民在耕地上违规建房，他们认为土地是老一辈很多年前从村委会那儿买来的。基层干部要花很多时间给他们普法。

难点之二是，他们要对被违规占用的土地完成复耕，重新种上农作物，比如红薯、土豆。众所周知，红薯、土豆从播种到枝繁叶茂需要时间（不同季节、品种周期不一样，通常为一两个月），而整改验收周期通常很短。“我们没办法完完全全达到上级的要求，上级就会按照整改不力或者工作不到位来处罚乡镇一级的干部。”陈卓说。他们的对策是“陆续整改，保证每天都有工作进度”。

福建乡镇基层人员何宗明提到某个村的农耕地上有块大石头，导致卫星图上秃了一块，上面要求整改。基层人员发现石头挪不走，只好弄点土，铺在石头上，再“种”点青菜。

我把这件事复述给陈卓。他说，“我们这边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工作之余，林辉煌喜欢到全国各地农村跑一跑，住一段日子。他看到现在的乡村景观越来越趋同：外墙统一涂抹为白色，道路干净，杂草无踪影，也没有散落的牛粪和闲逛的家禽。

他说，现在乡村振兴都是城里的领导负责和检查，“城里领导有个特点，他对农村没有感觉”。比如统一标准之下的乡村人居环境检查。“做基本的清洁当然可以，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超过基本要求了，把农村做成城市公园，怎么可能？”

“有一种脏，是领导觉得脏。老百姓不需要这些。”林辉煌说。

反过来，真正和居民、村民打交道的基层“只能在上级画的框里做事情”。王瑶说：“任何特殊情况我们都要请示。在群众看来是推脱，但我们不是有意的，确实是我们权力不够，我们无法做决定，无法答复他们。”

在村里，很多人骑三轮车出行。乡镇政府会配备交通安全员，负责提醒、劝导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王瑶说，他们没有执法权，顶多罚款20元，有村民不以为然，但真出事了基层人员就会被追责。

在城里，文明城市检查时，上面要求绿化带里不得种菜。社区没有权力拔菜，只能求助于有执法权的机关，比如城管。“但是城管不可能说立刻配合你拔菜吧？”高凌说。

一年工作下来，何宗明的感觉是：急也没有用。有时候，“拖着拖着，这工作（任务）可能就没了，或者拖着拖着领导急了，那就有办法了”。

还有一种任务取消的情况是，“县里的通知和市里的通知冲突了”。王瑶说。

我问王瑶：“上级和村民谁更容易被说服？”

“都不容易。最容易被说服的就是我们。”她答道。

每一位基层人员都会提到，他们真的想为老百姓做点什么。林辉煌说，就算基层干部想下去接触群众，也没有时间。“基层干部都被锁定在办公室里面了，他整天忙着开会，忙着做报表，忙着检查。”

王瑶曾帮一家符合要求的农户申请一笔1000元的补贴。规定是补贴只能汇至社保卡或某行的银行卡。王瑶特意跑去村里向两位老人解释，请他们找社保卡。老人找不到，在外打工的子女也不清楚。王瑶向上反映，得到的答复是必须按规定。时间过去很久了，王瑶还是不能心安，毕竟老人收入来源只有每年卖一到两头牛，1000元相当于他们几个月生活费。她打算明年再试一次。

作为系统里的小齿轮，黄嘉偶尔感到沮丧，她说自己做了十件事，其中一半没有给残障人士带去实质帮助。之前，一项福利是给残障居民家里装抽油烟机，统计工作做好了，几个月后，福利又取消了。黄嘉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解释。还有厂商做慈善，给残障人送辅助器具，却把东西寄到街道办。黄嘉只好领着一户户残疾居民去街道签名领取。好事总是“实施一半”，黄嘉说。

逢年过节，陈卓跟领导下去慰问。有的村民看见他们拍照，很不高兴。还有人觉得家里条件已经改善了，被当作困难群众宣传“面子上挂不住”。

高凌、张灿也提到类似情景，“留痕”时，手机一亮出来——“果然又是来拍照的”。网格中心还会给居民打电话，核实网格员是否真的“敬业地入户”了。一位居民不高兴地对高凌说，我的生活不想被打扰，我没有义务配合你们的考核。

“基层工作的性质是‘非规范属性’很强，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但是考核的是正儿八经的台面上的规范性东西，”林辉煌说，“基层干部做的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比如跟群众打交道，随手帮群众解决一些小问题，处理一些小纠纷，这些事情反而不会写进材料，也进不了检查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