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欧洲丹麦学者提出三时代系统，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不同时代代表不同生产力，和文明进化程度。当然，这种划分存在问题，比如陶器影响文明进程，但在上面没有体现出来。
社科院2020年文章《铁器时代意味着什么》中明确指出：“在考古学上，铁器时代是指人们开始用铁来制造工具与武器的时代。世界上最早进入铁器时代的是赫梯帝国，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在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已掌握了铁的冶炼技术”。
至于中国，如今学术界普遍表述是“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了铁器时代”。因为，虽然商代已有冶炼铁器，但缺少普及，春秋战国时既有铁制农具、也有铁制兵器，符合上述“铁器时代的标准”。甚至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汉代时才进入铁器时代，因为西汉前期还有大量青铜武器，当时属于铜铁并用的年代。
也就是说，中国铁器时代不仅远晚于西亚，同时也比古希腊晚了将数百年（西史观点：古希腊是距今3000年时进入铁器时代）。
但问题是：中国为何到春秋战国时期才进入“铁器时代”，为何落后西方长达千年？
中国先秦冶铁历史
上个世纪，中国出土多件商代铁器，比如北京平谷出土的商代铁刃铜钺。但这些铁器被认为是陨铁制成的，不属于人工冶炼铁器。当然，这里存在一些争议，因为铁器锈蚀严重，很难鉴定成分，有的认为是陨铁，有的认为是人工冶铁。
2009年，在甘肃省临潭县磨沟寺洼文化墓葬中，考古出土两块铁条，经过清华大学和牛津仪器公司检测，确认铁条由“块炼渗碳钢”锻打而成，属于人工冶炼金属。更重要的是，经过严格碳十四检测，墓葬年代为3510年前~3310年前之间，因此铁条年代至少与之相同，但也可能早于墓葬。
因此，不管以前发现的商代铁器，到底是陨铁还是冶铁，都已经不再重要，甘肃铁条出土之后，证实商代已有人工冶铁。
但问题是：商代出现冶铁，能不能说商代进入了“铁器时代”呢？
文章开头已经说明，中国进入铁器时代的时间是春秋战国，原因在于中国在冶铁上有一个独特的重大发明，即生铁高炉冶炼技术。
中国最初使用的冶铁方法，应是“块炼法”，将铁矿半融化，得到的是海绵铁，需要锻打成器，产量低、成本高，春秋时还有这种冶铁技术。更重要的是，中国腐蚀与防护网的文章《秦朝的青铜剑VS古罗马的铁剑，谁会赢？到底是什么合金材质》中指出：与秦汉大致同时代的欧洲铁剑、包括古罗马铁剑的硬度，还不如秦朝青铜宝剑的硬度。因此，块炼法的缺陷，决定了春秋之前铁器没有在中国普及。
但春秋之后，因为鼓风竖炉冶铜技术成熟（湖北大冶古冶铜遗址中有相关证据），古人将之改造为高炉冶铁。其中，有人说商代炉温不够，所以只能块炼铁，其实夏代时已能烧瓷，炉温在1200度以上，而碳有助于降低铁的熔点，1200度的炉温足够冶炼出液态生铁。
由于采用高炉冶炼生铁，所以铁的产量大幅度提升，再加上青铜范铸法极为成熟，两者一结合，就能生产大量铁器。简而言之，就是将冶炼出的生铁，浇铸到模具中，然后成器，铁器生产速度大幅度提升。
但生铁含碳量较高，性硬却脆，无法用于兵器，于是铁器首先大规模用于农业，就是制造铁农具。战国之后，生铁韧化与炒钢等技术出现，于是关东六国开始大量装备铁制兵器。当然，这一阶段的铁制兵器质量一般，并不比秦国青铜兵器先进，但成本低、矿石多、获取容易。
铁器时代中的双标？
既然是“铁器时代”，说明铁器成为主流，因此说春秋战国时中国进入铁器时代，也的确有道理。至于有人说汉朝才进入铁器时代，就是对铁器在社会中的比例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么说也可以。
但问题是：西方的铁器时代，是不是也这样确立的呢？
首先，生铁冶炼，包括生铁高炉冶炼，都是中国特有技术，中国以西长期采用“块炼法”，比如史记中说大宛到安息“不知铸器”，显然是到西汉时还没有生铁铸造技术。以块炼法的技术，想要像中国春秋战国那样普及铁器，难度之高、成本之大，很难想象。
其次，既然是“普及铁器”，那么从采矿遗址、冶炼遗址、到各种铁器遗存，必然很多，中国出土的春秋战国铁器数量就很多。那么，赫梯帝国、古希腊的铁器产业链的考古发现何在？事实却是，别说铁器产业链，就是出土的铁器都屈指可数，它们铁器时代的证据主要靠“文献记载”。
第三，至少可以说早期的块炼铁，不仅成本高、效率低，总体质量还不如青铜。毕竟，炼出青铜液，然后浇铸成器，效率上远高于块炼铁，更容易普及，所以商朝仍以青铜为主。既然如此，那么赫梯帝国为何选择普及铁器，而不是继续使用青铜？赫梯铁器时代逻辑上不太说得通。
当然，赫梯帝国附近可能有优质铁矿，却缺少青铜，逼着它使用铁器。但早期块炼铁总体不如青铜，那么赫梯帝国、包括后来古希腊古罗马的铁器时代就很“水”。在谈及中西铁器时代时，中国学者显然有必要讲清楚这一点。
另外，笔者怀疑西方存不存在“青铜时代”，因为青铜铸造效率远高于块炼铁，在块炼铁质量不明显优于青铜的时候，没有理由放弃青铜铸造。或许，这就是为何西方正规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都是小型的、整体加起来不到百斤的原因所在，就是因为缺乏成熟的青铜铸造技术。
第四，欧洲直到中世纪时还大量使用木质、石质农具，连个金属头子都装不起，铁器极其罕见。比如，中世纪法国庄园里铁制农具很稀有，平常要锁起来，主要还是木质、石质农具。以衡量中国铁器时代的标准来看，欧洲中世纪算不算铁器时代，又为何赫梯帝国就进入铁器时代？
因此，赫梯帝国有没有进入铁器时代，显然还存在商榷之处，这里面问题太多、且西方历史前后矛盾。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西“铁器时代的含金量”明显不同，无论是革命性的冶炼技术，还是铁器普及的规模，都远非西方铁器时代可比，两者“铁器时代”的衡量标准不太相同。
综上，以中国春秋战国进入铁器时代的标准来看，可以肯定西方铁器时代“含水量”很高，当时西方铁器在质与量上都还不如中国青铜器，甚至赫梯希腊罗马有没有铁器时代都是问题。
毕竟，有铁器不代表进入铁器时代，还需要大量的多行业的普及才行，而欧洲在中世纪后才普及铁器，达到中国春秋战国时的水平，因此说3400年前已进入铁器时代，与后面发展实在过于矛盾，因此西方赫梯希腊铁器时代的确让人怀疑。
最后，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理应要么讲清楚中西铁器时代的不同，不能以“铁器时代”一笔带过，否则就会给人造成中国在铁器上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印象，要么寻找一个统一标准衡量中西铁器时代，而不是严格衡量中国的，对西方的却宽松的照搬西方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