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磨牛沙门》
摘录《燕都艺谭》载《侯宝林自传》的一段回忆:
闯关东，历来是劳动人民伤心的事，到伪满洲国去，生活到底有没有着落？谁也不知道。我临走前，为了上台演出穿用，特做了件罩棉袄的布大褂，那罩衣比棉袄还长一块呢！我们是到沈阳鼓楼南面万泉茶社去演唱，我老师的老伙伴何玉清就在那儿当票头。
所谓“票头”，就是资方的助手（也有点像资方代理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实际上代表着茶社的资本家管理一切。
当初东北的茶馆儿（或叫茶社），要想请位说书先生，都是四管：管接、管送（即管出路费）、管住（即给一间民房住)、管柴（或煤）；另外还管两顿饭，所谓“上马饺子（临走时请吃顿饺子），下马面（刚来时请吃顿面）”。说书赚的钱全部归说书艺人，茶馆就为多赚水钱。杂耍（曲艺）馆子不仅和书馆儿一样，另外谁演大轴，还要从茶水钱中抽出一小部分酬劳他。这些事儿都由票头掌握。票头要是对艺人厚道些，真按上述所说去做，艺人能够多受益；票头要是对艺人刻薄些，艺人就倒了霉。何玉清就净出坏主意坑害我们。比如我们在万泉茶社，我和李宝麒住厨房，睡土炕，被褥总是湿的。路费都要还清。不论赴什么堂会，每人只给拾元钱，他从中赚不少。他们就是这样依靠资方和当地恶势力坑害我们。票头还都是从艺人中雇用来的，他们中间有些人尽干对不起艺人的事。
回过头还说闯关东。
闯关东要领“入国证”，一过山海关，就是伪满洲国了。我们到了山海关，先住在小店里，准备夜里出关。夜里，火车快来的时候，有人把我们从小店里叫起：“起来！起来！是出关的都走！”那些人可厉害啦，甭说别的，单说照像吧！有一个做得了的木框，让你在那站着照像，这种照像新鲜，别处没见过。你站歪了，也不跟你说头该往哪边歪点儿，而是过来用手一捏你的鼻子，往那边一揪，咔嚓，照完了。我没见过那么厉害的照像的，就是这样的照像，还得给钱。照完了像，再从小店出来往北一点，有个地方叫罗城，到那儿去领“入国证”。领“入国证”时就像犯人一样，押着去，押着回来。领“入国证”时有人要问话，领我们去东北的人事先教好我们说假话。他让我们说是厚德福的跑堂的。问话的人听说是厚德福的跑堂的，为了验明身份，就让我们喊两句跑堂的话听听。这容易，我们是说相声的，什么话都会说，张嘴就来：“唉，肉丝粉皮两张，滑溜里肌加荸荠，唉，白干来两壶，哇！”喊话答上来了，再检查东西。我那师弟随身带着一张在“童子礼”时打坐照的像，这下子可麻烦了，那家伙不懂这个，问这问那，半天才说清楚。上火车了，还会有麻烦事，要是车童瞧着你不顺眼，还会把你带下来，站一排，审问你。我们就是这样提心吊胆地到了沈阳。
一九三九年旧历十月底，我们到了沈阳鼓楼南万泉茶社演出。同台演出的人员中说相声的有郭瑞林（郭荣启的父亲，我的前辈）、白银耳（我的平辈），唱单弦的有曾正庭，唱东北大鼓的有朱玺珍，那是东北挺有名的艺人。还有位赵蔼如，也是说相声，也是我的前辈。我们都是北京来的。赵蔼如生活有困难，我和师弟李宝麒，就和他合着干，甭管谁说的相声，挣了钱，我们三人分，吃饭也三人一块儿吃。我们吃得不好，吃煎饼、素烩儿。什么叫素烩儿？就是素丸子搁点粉条一烩。煎饼是杂豆面做的，便宜，吃烙饼就贵了，或者来碗杂面汤也省钱。我们省吃俭用，是为了好还清来东北时借人家的路费。后来郭瑞林病了，白银耳没人跟他搭伙，我们三个人就派出一人去跟他说相声。分账的这部分钱我们拿着不花，三天以后送到南门外郭瑞林家去（那时郭瑞林在南门外租了房子。我就住在舞台的厨房里）。上面讲过，我们艺人讲究义气，喜欢帮助那些有困难的朋友。到春节时候，白天没事，只能晚上演一场。北市场有个相声场，据说那场子也是北京天桥艺人、一位著名的老前辈“人人乐”若干年前闯关东时开辟的。我们在那说相声，一天能分到一两元钱奉票（当地纸币），这就可以吃顿面、吃顿饼了。但我们不敢吃，我们还吃煎饼，为了省下钱来攒路费，什么时候瞧着不行好跑啊！在东北卖艺也不易，我在北市场上地的时候，有一次我唱了段太平歌词，唱的是《五猪救母》。这段词大意是说屠夫要杀母猪，绑好了，还没举刀，五个小猪跑来了，老大叼起血盆往外跑，老二叼起屠刀往外跑，几个小猪把工具全叼走了。最小的小猪还给母猪解开了绳子。这样，就感动了屠夫。他想，猪尚有孝心，我枉为人，就决心不干杀猪这一行，并且到深山修道，成了佛。这个故事当然有宗教色彩，从前的民间艺术常常带有宗教色彩。唱完了，我向人要钱。那时给钱的都给几分钱，有位少爷模样的人过来给了我一元钱，是奉票。哎哟，这可不得了啦！怎么给那么多？那人掏了一元钱，然后从容地说：
“喂！记住！下回在这场子不许再唱这样的东西！”
旁边有人认得他，赶紧过来说：
“您干吗给钱呀？您甭给了。噢，谢谢您，谢谢您。他刚从关里来，新来的，不懂这个，不懂这个。”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北市场里回民多，这人不知道是哪家回民饭馆的少掌柜，他不打你，也不骂你，而是给你一元钱，以后不许你再唱。这是我们艺人卖艺碰钉子碰到的好钉子。这样的钉子多碰几个不就好了吗？可是不多。一般的都是上去张嘴就骂：
“他妈的，你他妈在这地方唱他妈这玩意儿，存心跟我们捣乱，他妈的……
这么一骂，人散了，也就甭跟人要钱了。那阵儿唱戏的、说相声的都没有自由，不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唱什么就唱什么。
在万泉茶社，碰到过这么一件事。那时有点势力的人都喜欢到后台串门儿。有一次，有个家伙来到后台，人家正在写戏报，写到“小牡丹”三个字（“小牡丹”是个女演员的艺名）时，人家刚写了“小牡”，还没有写“丹”字，他就说：“喂，把笔放下，我来写。”他提笔写了个“狗”字，变成“小牡（母）狗”了。这个家伙这么欺侮人，这是我在关内从未见过的。
春节过后，东北的天气还很冷。我们挣钱愈来愈难，就靠在万泉茶社和中街胡同的公余茶社里卖艺度日。这时候就发生了乔立元之死的事情。
在公余茶社里卖艺的艺人，唱大鼓的有刘文霞，说相声的有李永春和张庆生，唱大鼓兼唱坠子的就是乔立元和他的妻子乔清秀。乔立元夫妻俩也是从关内来的。乔立元来后一个人唱大鼓书，乔清秀有病没唱。这时就有人说：“唉，你这个关内有名的角儿，怎么到这儿来不唱啦？”乔立元说：“不成啦！她正病着哪！多会儿走时一定唱。”果然东北这地方不好呆，汉奸特务横行霸道。乔立元夫妻俩呆不下去，呆了几个月决心要走。临别纪念唱三天，乔清秀虽然身体不好，也勉强登台演出。不知道是演出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刚散场，宪兵队就来到公余茶社，进门就骂:
“你他妈的在这儿唱，跟谁说啦！”
其实票早送去了，不知是嫌少呢还是存心捣乱，反正来者不善。
“他妈乔清秀这娘儿们，来这几个月也不唱，今儿个唱了。谁他妈让你唱的？谁他妈想听你的？”
乔立元是个常跑码头的人，会办事，赶紧上前说好话:
“您别生气，有事跟我说吧！”
“你是干吗的？”
“我是她男人。”
“好，跟我走一趟吧！”
乔立元到宪兵队后，立刻被灌凉水，他是个胖人，灌了凉水更“胖”了。有人还站在他肚子上踩，一踩就给踩崩了。这伙人一看，也没主意了。把人抓来本来是为了打一顿，好敲诈勒索，没打算打死，上级也没那命令。现在人死了，怎么办？他们就在厕所旁边刨个坑埋了。埋了之后，再派人到乔清秀家去要人，说什么，“乔立元越狱逃跑，你们把他藏哪儿了？交出人来！”这是讹诈。乔清秀没办法，只好花钱。一天、两天、三天、五天……过去了，有人传出话来，说乔立元早死了。乔清秀吓得没了魂，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带着孩子上火车逃回关内了。我们一听说这事，也吓得够呛，都觉着这地方不能久呆，得想办法回去。我们要是说走，领班的准不干。我们就和他说，我们回去接家眷，接来就永远不走了。这么着，才逃回来的。我们在东北，前前后后总共呆了不过三个月时间，就遇到那么多事，真是非常恐怖。现在有的同志看到电影里描写特务把人害死，还到你家去要人，进行讹诈等情节，好像人怎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总以为这不过是电影采取夸张的手法。其实这是真事，我在一九四〇年就遇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