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到右为，王桂君，王松桢，遮脸不认识，吴成美，常永山，胡桂玉，小孩是我姐（作者于平注）
1956年，运中建校，刘寿凯老师大学毕业，第一位分配来到运中。
1957年，王桂君老师南师毕业，也分配来到运中，他在南师附中实习期间，教得学生中有一位名叫常永山。
1959年，我父亲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1960年，我母亲王松桢老师也从铁富中学调到了运中。
1962年，老新四军战士赵忠秀阿姨从部队转业来到运中，做了一名普通校医。这一年，胡桂玉老师从徐州农校调来了运中，也是在这一年，常永山老师毕业分配来到运中，他与王桂君老师从师生变成了南师校友，又变成了运中的同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给我印象深刻的老师有，李娟老师、吴成美老师、邵语娴老师、宋睎老师、张友俊老师、徐寿海老师、罗福洲老师、罗德安老师、朱冠军老师……还有教美术的董文才老师，教音乐的蒋培兴老师。
运中最初只有18个班，从初一到初三，每年级4个班，高一到高三，每个年级2个班。我儿时的运中校园还没有围墙，后来大概是1965年前后，全校师生自己动手，男老师男同学搬砖砌墙，女老师女同学和石灰抹砖缝，拉起了一圈的围墙，运中才有了自己的校园。当时的校园很空旷，只有几排带走廊的青砖教室和办公室，后来在东南角给教职工家庭盖了一排宿舍，因为是红砖瓦房，所以被师生叫作“红房子”。
当时运中的校园很美，花红柳绿，这是因为有一位从苏北农学院毕业的戴留照老师，她总是面带微笑，脾气特别好，我们都叫她“好姨”。好姨是学园艺专业的，在她的精心打理下，运中的校园特别清新自然高雅，很像我拍摄过的剑桥纽纳姆学院，不似如今的中学高楼大厦，一副土财主摆阔的丑陋恶心面孔。好姨的丈夫王伯伯是当时县委办主任，后来调到新沂县委，改革开放之后，调到南京财经学校做了校长，南京财经学校后来改为了南京财经大学。好姨和儿女也跟着王伯伯调动，从运中到新沂中学，最后去了南京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我母亲在这群外来老师中结婚较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老师合影中，总有我姐姐的身影。我1963年6月出生在运中，从一开口说话，在叫这些老师们叔叔阿姨的前面，都要加上“老师”二字，例如，叫王桂君老师为“王老师伯伯”，叫常永山老师为“常老师叔叔”，叫李娟老师为“李老师阿姨”……这样的称呼一直延续到我成了他们的学生，在课堂上才改过来只叫老师，毕业工作后又慢慢改了回去，依旧在叫叔叔阿姨的前面加上了“老师”二字。
在我的印象中，叔叔阿姨老师们都才华横溢，会唱歌，会书法，会画画，会演戏，会跳舞，会体育。我少年时见过徐崇嘉老师，抓起一张报纸，用手团一团，蘸上碗里的墨汁，就在木板上一蹴而就，写下了“三八理发店”的招牌，几个大字刚劲潇洒的字体，足以让现在众多书法家汗颜。徐老师是名人之后，家学渊源，“三八理发店”的招牌在运河镇挂了很多年，要是现在能保存下来，算是近代民俗文物了。我儿时记得每次运中文艺汇演，我母亲都要代表老师表演节目，她与袁道传主任一起唱过歌剧《白毛女》选段“人家闺女有花戴”，还演过话剧《红色柜台》，在舞台上与宋睎老师扮演一对父女，外婆抱着不懂事的我在台下一个劲喊妈妈，引得看戏师生全体笑场。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这些叔叔阿姨老师都是南方人，其实不尽然，他们大部分来自江南，也有其他地方的，例如宋睎老师是安徽人，王桂君老师和罗德安老师是丰沛人。我儿时跟母亲去办公室，最喜话听老师们聊天，他们个性鲜明，脾气性格迥异，争论起来妙语连珠，彼此也会面红耳赤，但都无伤大雅，保持了知识分子的优雅和体面。他们不仅是同事，有的还成为了夫妻，大都是终生的朋友。
我母亲是宋睎老师和朱冠军老师的媒人，当时宋老师伯伯在运中，朱老师阿姨在邳城中学，因为朱老师阿姨与我妈妈是扬师校友，朱老师阿姨就经常来运中看我妈妈，我妈妈就给两人牵线搭桥，成就了一世的美好姻缘。两位老师的女儿是我的师妹和同事，如今提起这事都感到很有趣。
在我儿时记忆中，常老师叔叔总是精力充沛，讲课大嗓门，走路咚咚响，挑水从来不扶扁担。当年老师们去电影院看露天电影，都是常老师叔叔抱着我风风火火跑在最前面，有一次看完电影把我抱回来，发现包我的小棉被不知啥时丢了，那时他与胡老师阿姨刚刚新婚，被胡老师阿姨埋怨了好几天。前几年听说常老师叔叔去世，我当天就请假赶回了邳州，望着遗像上他年轻而神气的面孔，止不住泪如雨下。
王老师伯伯与常老师叔叔性格相反，说话和声细语，永远笑眯眯的，常常编些顺口溜逗我们开心。王老师伯伯当时的夫人和孩子都在老家，每年暑假回去前，我母亲总请他把自己的手表带上，在经过徐州时帮着送到钟表店保养。他每次做好这一切，都要特意写一封信给母亲，把发票寄来让她放心，开头的称呼就是“松桢”，透着兄长般的亲切，那时候的同事间关系真是纯真而美好。
昨天晚上（3月31日），刘企华老师给我微信（刘老师夫妇都是南方人，70年代调来运中，刘老师是我的恩师，关于刘老师的故事，我抽空再写），说王老师伯伯去世了，我正在北师大开会，当即给会务组请了假，第二天一早从北京回邳吊唁，六旬的老男人坐在高铁上，想着一位位逝去的叔叔阿姨老师们，一路上都在不停地抹泪，把身边几位年轻人吓得不轻。
上世纪六十年代，运中老师大都是单职工，双职工的家庭都住在“红房子”里，作为最早的运中教师子弟，我们在“红房子”里生活长大，最后离开它外出求学工作。作为住在“红房子”里的孩子，我们做作业时，数学不会了，就去问西头的陈兴之老师伯伯，物理不会了就去问邻居胡桂玉老师阿姨。我从小最喜欢的事，就是跟着董文才老师叔叔学画画，那时我就树立了一生的远大理想，长大后成为一名会画画的卡车司机，既能养活自己，又能到处漂泊，恣意地画画。这个理想至今未变，只可惜四处漂泊了，却没能开上卡车，也没能成为一名恣意的画家，因为母亲是化学老师，认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最终让我学了工科，毕业出来又做了一辈子记者。多少年以后，董老师叔叔还对我父母感叹说：小平真该跟我学画画，他的色彩感很好，是真得喜欢画画这个事情。
我上小学时，老师每学期都会布置这样的作文题，记一件难忘的事，或着写一个难忘的人，“红房子”的孩子们不约而同都会写同一个人——赵忠秀阿姨。赵阿姨对每一位师生都充满关爱，更是救过我们这些运中孩子的命，她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总是随叫随到，从没有任何敷衍和不耐烦，仿佛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人。
我做了一辈子记者，采访报道过许多英雄模范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赵阿姨的事迹与他们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加感人。2021年，为纪念新四军重建军部70周年，我领衔拍摄了纪录片《铁军——新四军的故事》，专门回邳采访了赵阿姨，97岁高龄的老人已经不认识我了，却能从头到尾激昂地唱完《国际歌》。我从小就认为赵阿姨与白求恩大夫一样，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采访一年后，赵阿姨去世，没能赶上纪录片播出，当时正值新冠病毒封控，我只能给赵阿姨的女儿吴晓姐发了悼念短信，请在邳的刘柏弟（刘寿凯老师叔叔和李娟老师阿姨的小儿子）代为灵前磕头，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作为记者，曾在国内外多地采访，总会遇到各届运中校友，许多人都是我母亲教过的学生，听说我是王松桢老师的儿子，这些师兄师姐们立刻没了官员专家教授老板的矜持，变得异常亲切，无比热情，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不善饮酒的我酩酊大醉，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宾馆房间的，地上散落着不知什么时候拎来的各类土特产。
如今，“红房子”的孩子们散落世界各地，大多数做了爷爷奶奶，我们许多人至今依旧保持着儿时的友谊。我所有在邳要处理的事，都找热心的刘柏弟帮忙，甚至连父母的墓碑都是他找人雕刻的。常康弟（常老师叔叔和胡老师阿姨的儿子）五十多岁的人了，我去上海出差找他聊天，打电话一开口就喊胖冬，还与儿时一样自然。我在南京给女儿办学生公交卡，做了市公共事业公司部门老总的红兵弟（董老师叔叔的儿子），交给我时里面已充了几百元钱。
我运中毕业外出求学，每次路过南京，就吃住在王伯伯和好姨家，他们住在颐和路一幢民国小别墅里，好姨的父亲是原中央大学教授，上世纪三十年代留美博士。他们隔壁邻居是当时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一位1955年的开国中将，天天一大早，我和好姨儿子小二子，总被隔壁警卫战士操练声吵醒。最近，我有个小事找二子帮忙，已做了公安局领导的二子，当晚就骑着摩托车来了，弄得我夫人很不好意思，埋怨我不该再叫二子了，二子领导却说，嫂子，还是叫我小二子亲切。
我的叔叔阿姨老师们大都家境优渥，其中不乏大富大贵出身之人，他们经过了浮华，也熬过了磨难，最终洞穿了人世，淡泊名利，奉献一生。他们是恪尽职守的好老师，生怕教不好学生，对学生往往比对子女都上心，我想如果让他们去收什么辅导费补课费，他们一定会感到侮辱了老师这个崇高的称谓。
今年春节前，我与徐景洲师兄见面，闲聊时提及这些老师们，师兄感叹说：这是一群神一样存在的人！我想今后抽时间，一定再分别好好写写他们。
写在回邳悼念王老师伯伯返京高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