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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在1936年6月前后，曾经考虑利用德国从欧洲方面牵制苏联在远东的攻势，并希望在这个方面与德国合作。
从前一年夏天开始，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与希特勒的私人外交顾问里宾特洛甫、德国国防军谍报局总监卡纳里斯，就日德合作共同对苏问题，进行谈判。这个谈判最初是通过参谋本部情报部渠道开始的，冈村宁次当时任情报部部长，也赞同与德国谈判。冈村对德国宣布重整军备表示“钦佩”，当时对德国抱有同情。
后来，日本外务省也参与了谈判，1936年11月由广田内阁签订了《日德防共协定》。
1、要不要分裂华北的争执
在石原莞尔的领导下，战争指导课于1937年1月拟定了《帝国外交方针改正意见》，其中明确记载了要通过《日德防共协定》牵制苏联的想法。对于石原来说，《日德防共协定》是让德国方面牵制苏联在远东的攻势的一个重要手段。至少，石原当时并没有考虑日德夹攻苏联。另外，有人把《日德防共协定》直接联系到欧洲大战开始后的日德意三国同盟，但至少从石原绝对不介入欧洲战争的态度来看，也许不能这样说。
石原莞尔的长期战略是：驱逐英国在东亚和东南亚的势力，构建东亚联盟，确保资源，最终与美国进行决战。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主张南进。而扩充对苏战备的前提是，让苏联放弃在远东的攻势，确保后方安全。
这里引人注意的是，在《帝国外交方针改正意见》中，除了通过《日德防共协定》牵制苏联等主张外，还认为“华北”应该包含在汉族的“统一运动”之内。
这个意见记载了如下宗旨：日本需要确立“东亚保护者、领导者的地位”，为此，必须实现“日中亲善”。
因此，日本必须调整目前日趋严重的日中对立关系。为此，应该认识到中国目前的“困境”，援助它的“建设统一运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华北”应该包括在这种统一运动之内。
它在对华政策上，表明了与以往的华北分裂活动方针不同的见解。
接着，石原为首的战争指导课在同月(1月)又拟定了《对中实行策改正意见》。该《意见》制定了应该“清算”“华北特殊地区”的观念、“纠正”以往酝酿华北“五省独立”势头的方针。
另外，这份《意见》还称，冀察政权的管辖地区属于中央政权的主权范围，冀东地区亦应适当回归中国。可以说，它暗示了把冀察政务委员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逐渐统一到南京中央政府的方向。值得一提的是，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权”是日本与国民政府暂时达成妥协而成立的，但是，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政权其存在本身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承认，并且国民政府发出了对殷汝耕的逮捕命令。
况且，“冀东政府”批准以正规的国民政府方面关税12%左右的输入税进行贸易，对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同月，参谋本部按照石原等人的意见，正式向陆军省传达了改变对华政策、不再进行华北分治活动的意见。它清楚表明了转变方向，要求停止以往的华北分裂活动。
陆军省也同意这个方针，同年4月，林铣十郎内阁的四相（陆、海、外、藏四相）会议决定，不再进行企图实现“华北（五省）分治”的政治活动，谋求调整中日邦交。这意味着，在国家政治层面上也停止了冈田内阁的内阁会议决定《第一次北中国处理要纲》(1936年1月)以来的华北分裂政策。
华北分裂活动在陆军中央是在永田铁山担任军务局局长制定《对北中国政策》后开始推动的一项政策。永田铁山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必须从中国确保其时所需的军需资源。
永田等人的分裂华北政策在一个方面具有确保资源、防备世界大战的性质。
石原莞尔也抱有与永田铁山同样的观点，认为应该从中国确保获得国家总体战所需的短缺资源，以前也不反对华北分裂活动，把它作为其中一个过程。
2、取消华北分治的建议
例如，在发动九一八事变时(1931年)，石原曾经考虑，依靠满蒙的资源，不足以进行长期持久的国家总体战，还需要河北省的铁矿、山西省的煤炭等资源。因此，应该立足满蒙，夺取河北省、山西省等华北地区，进而，视情况占领“中国本部的要都”，从而确立“东亚自给自足的道路”。他还曾说，“统治满洲”的目的是为了做好开发中国本土资源的准备，以备未来的“世界争霸战争”。
日中签订塘沽停战协定(1933年5月)以后，他的意见也是为了实现“东亚联盟”，如果有必要应该把中国本土也纳入日本的统治之下，实行“以日中满三国为基础范围的自给经济”。另外，当时他还表示，可以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东等地。也就是说，他当时考虑的是包括整个中国在内的自给体制。而且，他还设想，日本不仅与苏联，与美国、英国等国家也可能发生战争。
另外，1932年8月，他也曾强调河北省的铁矿、山西省的煤炭等华北资源的重要性，并发表个人意见称，应该首先实现“华北的开发”。这个时候，石原莞尔已经离开关东军，调入陆军中央下的兵器本厂。
此后，石原莞尔的想法发生了变化。由于它关系到后来日中战争的原因，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看一看这种想法的变化过程。
首先，1936年6月的《国防国策大纲》提出了在“日、满和华北”范围内，进行持久战的准备，而且表明了“对华政治活动”应该限制在与美英保持友好关系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确保资源的范围限定在到华北为止，而且以与美英的友好为前提。
接着，在同年7月的《战争计划准备方针》中，上述的“华北”范围也限定为河北省北部和察哈尔省东南部，所以并非整个华北五省，而是其中二省，而且是“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的区域，也就是说，它的范围仅限于实际上在某种形式上日本影响力所及的范围。
此后，石原为了调整日中国家关系，总结了几条意见：避免“在华北发生无益的纠纷”；在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交涉中，也不要采取“获取我利益的行动”，等等。另外，对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明确要求停止中国驻屯军（天津）直接干涉，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撤回日本顾问，等等。他试图通过这些手段减轻日本对“冀东政府”、冀察政权的压力。
并且，在《帝国外交方针改正意见》中，他明确了“华北”应该包含在汉民族统一运动之内的观点(1937年1月)，由此，明确了纠正以往分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的方针，不进行“华北分治活动”的立场。
另外，他还表示同意逐步取消“冀东政府”、冀察政权，统一到南京中央政府。这样，石原明确地否定了以往的分裂华北活动。因此，石原说：“不能因为华北的资源而失去理智”，并称，现在谈论华北的资源“有害”无益。
3、石原莞尔为何要取消华北分治？
那么，为什么石原改变了方针呢？原因之一，是他在对苏战备问题上抱有危机感，因而必须考虑到与美英等国的国际关系。
石原认为，为了让苏联放弃在远东的攻势政策，需要与美英建立友好关系。这是因为他判断，如果日本与苏联发生战争，当前不得不依靠美英两国供应军需物品。因此，他主张，对华政治活动也应该“限制”在能够与美英保持友好关系的范围之内。从这种对美英的考虑出发，由于美英两国在华北拥有利益，所以有必要制止企图扩大华北势力范围的分裂活动。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正在顺利推动国家统一，抗日运动不断激化。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按照英国财政顾问李兹·罗思的建议，实行币制改革。在英国的支持下，从以往的银本位制过渡到了法定通货制度，同时实现了货币制度的统一。通过这项改革，稳定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基础，国民政府的政治统一取得了迅速发展。另外，以知识分子阶层为核心，开展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运动，逐渐发展成国民运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反蒋集团中的西南派宣布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合并。进而，由于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实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华北地区，由于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渗透，山东省、山西省各派军阀相继归顺中央，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权也在南京中央政府的压力下，开始在与日本的关系上保持距离。而且，在中国各地不断发生抗日暴力事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石原为首的战争指导课于1937年1月汇总了意见：最近的“抗日人民战线”是现代中国的“苦恼的一种表现”，必须把它转化为实现中国统一的运动、建设新中国的运动。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不是徒然地镇压一般的抗日运动，而是应该让它转向“统一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正当的民众运动”。
石原主张，能够成为这种方向转变“动因”的，首先是日本方面放弃“以往的帝国主义侵犯政策”，同时纠正“侵略、垄断的优越态度”。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积极援助“新中国建设运动”和“统一运动”。
这意味着石原本身对华认识的巨大转变。石原曾经认为，汉民族“具有不能自己创造近代国家的缺陷”，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乃是一个疑问。另外，他认为，他们缺少“自己维持治安的能力”，日本“在政治上领导”整个中国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幸福”。而现在他却承认，中国有可能实现统一和建设近代国家，反而日本应该予以积极援助。而且，为此，日本自己必须放弃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
在这种转变的背后，是他认识到了现状的严峻。以西安事变为契机，中国形成了反对内战的社会氛围，一致对外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石原在前一年(1936年)的11月至12月视察了华北和满洲，当时的经历应该也是造成他这种认识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是石原否定以往华北分裂活动的原因。
早在1935年6月，国民政府首任驻日大使蒋作宾曾经提议，以中方取缔排日运动和日方停止支持地方政权（自治政府类）为条件，谋求调整日中邦交。这个建议暂时搁置“伪满洲国”问题，获得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高层的批准。但是，随着“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建立，日本正式开始华北分裂活动，两国关系进一步走向恶化。
石原考虑到蒋作宾的这个提议以及此后张群外交部长的要求，试图通过停止华北分裂活动，调整日中邦交。
也就是说，石原是这样考虑的：如果日本停止支持“冀东政府”和冀察政权，放弃分裂华北活动，撤回华北的政治权益，便能够实现日中合作。这样，就能够让蒋介石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使日中关系走向东亚联盟。
不过，尽管石原主张这样的和睦政策，但他同时做好了中国拒绝与日本调整邦交、完全不接受东亚联盟方针的思想准备。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态，日本就要“击败南京政府，让其屈服”。这是因为，为了进行石原设想的与美国的最终战争，绝对需要中国的资源和潜在的经济力量。因此，为了防备发生这种情况，石原同时也着手制定对华作战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4、为何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
不过，石原想要尽量避免当下与中国发生战争。这不仅仅是因为在五年计划期间不打仗的方针，而且是因为，正如刚才提到的那样，在对苏战略上，需要与美英保持良好的关系，而这两个国家在中国拥有较大的利益。
此外，尽管石原为首的战争指导课停止“华北分治活动”，亦即华北的政治自治活动，但他们主张应该积极推动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活动。他们认为需要通过各种日中经济活动，走向日中经济合作。
但是，这里所说的日中经济合作，未必是像华北分裂活动那样排他的、垄断的经济合作。石原等人的立场是，应该纠正日本对华北、华中的“不平等的、垄断的经济扩张”，而应该配合美英等“列强的对华经济扩张”。如果有助于中国统一和建设新国家，日本从经济方面也要与美英两国进行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点与在永田铁山的领导下编写的陆军手册《国防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1934年10月)的态度相比，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地方。
永田等人认为，在与列强各国持久的经济战中，日本必须确保中国市场，而对于欧美各国进入中国市场，日本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与之对抗。但是，石原等人在这个时候支持美英等国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反而认为应该在经济方面与美英两国积极合作。这也成为后来以武藤章为首的旧永田团体与石原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在这个阶段，石原等人考虑的是“以日满为范围的自给自足经济”，在对苏战略上，也考虑到了从美英两国获取军需物资。也就是说，准备对苏战争的军需生产，不包括华中和华北，而是限定在日“满”范围之内。
当然，从资源上来看，这不可能是严密意义上的自给自足体制，至于短缺的军需物资，他设想将来从美英两国进口。因此，他考虑，不仅需要改善因华北分裂活动而恶化的日中关系，而且需要调整与美英两国的关系。
这种主张导致了后来佐藤尚武外相（林铣十郎内阁)采取的日英友好方针以及广田弘毅（近卫文麿内阁)着手与英国谈判。这是因为，石原预料，在对华问题上，从原则性的态度来看，目前难以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但英国强烈要求维持在华的本国权益，时任英国首相鲍德温为首的保守党右派中，有人希望从这个方面调整与日本的关系。
艾登外相也考虑了这种可能性。但是，在谈判的事先磋商阶段，爆发了卢沟桥事件，事态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5、石原与武藤的分歧
另外，在策划华北分裂活动的同时，关东军也在内蒙古进行活动。石原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观点出发，主张应该也停止这种活动。
所谓内蒙古活动，指的是日本援助蒙古王族德王，让内蒙古从国民政府“独立”的活动。德王以前就发起过“内蒙自治运动”，一直与国民政府对立。关东军让德王建立了“内蒙军政府”，并让德王政权与“伪满洲国”签订互助协定。然后，1936年11月，在关东军的支持下，“内蒙军”向华北绥远省发动了进攻（关东军负责人为关东军参谋、内蒙古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
但“内蒙军”在绥远省中部的百灵庙战役中被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领的中国军队击败。12月上旬，“内蒙军”内部发生叛乱，德王等人溃逃。
以这个事态为契机，翌年1937年1月，以石原为首的战争指导课提出了“内蒙军政府”应该停止“对外入侵”，消除与国民政府方面发生的争执。
就在百灵庙附近正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石原于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视察了满洲和华北。途中，他去新京（长春）与关东军参谋高层进行了会谈。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高层是板垣征四郎参谋长、今村均副参谋长、武藤章情报主任参谋等人。
根据今村均的回忆，席上，石原主张应该停止内蒙古活动。当时，武藤章情报主任参谋反驳石原说：你“在满洲事变中非常活跃”，现在我们“效仿你的行动，在内蒙古如法炮制”。同席的年轻参谋们“哄堂大笑”。
永田铁山担任军务局局长时期，制定《对北中国政策》、指示开展分裂华北活动时，起草人正是武藤章（当时任军事课高级课员）。
石原对武藤章起草的分裂华北政策——这也是永田铁山的遗志——提出否定的方针，武藤章当然会强烈反弹。这件事很少有人指出，却是不能忽视的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永田铁山担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的时候，武藤章曾经是直属部长的综合班的班长，受到永田铁山直接的强烈影响。
石原与武藤在华北分裂活动和内蒙古活动上的分歧，为后来日中战争爆发时二人关于是否扩大事态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没有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当时为什么武藤章，顽固反抗作为上司的石原。另外，永田的心腹、接任板垣担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也于1937年6月向陆军提出了应该“给南京政府一击'”的意见。
1937年3月石原就任作战部部长的时候，曾经对时任战争指导课课长的河边虎四郎说，对于“早晚可以预期的西方各民族的世界大争斗”，日本“应该置身局外”。也就是说，他认为不应该参与到预料之中的下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因为，根据他自己的战争史观，他判断，面向最终的日美世界大战（设想在20世纪后半叶)，日本应该采取通过东亚联盟稳定亚洲的政策，而不能参与在欧美发生的大战。
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3月，德军进驻《凡尔赛和约》《洛迦诺公约》中规定为非军事区的莱茵兰，欧洲局势骤然紧张。另外，前一年10月，意大利开始进攻埃塞俄比亚，国际联盟对意大利实施了经济制裁，但是，最终埃塞俄比亚于1936年5月被意大利吞并。
与永田的构想相比，石原这种姿态是不容轻视的。
永田的国家总动员论归根结底是预料到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会不可避免，为了应对世界大战而提出来的。也就是说，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日本也不得不参与到下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为此，日本必须做好国家总动员的准备和计划，建立战争体制。永田等人是抱着这样的观点，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政策。
这种观点的不同影响到了主张扩大事态的武藤章一派与主张不扩大事态的石原一派之间的分歧。正如刚才提到的那样，武藤等人受到永田的强烈影响，在纳粹德国宣布重整军备而引发欧洲紧张局势尖锐化的背景下，重视确保华北的军需资源。
这是因为，永田、武藤等人判断，下一次世界大战从欧洲开始爆发的可能性很大，而纳粹德国背弃《凡尔赛和约》、宣布重整军备、进驻莱茵兰都使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变为现实。但是，石原认为，日本不应该参与欧洲的大战，因此没有必要以政治策略的形式插手华北的资源。可以说，这种观点的差异是围绕华北分裂活动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
6、石原莞尔的失算
1937年3月，石原晋升为作战部部长，但是此前他的影响力就已经开始动摇。
同年1月，政友会议员浜田国松在国会上对陆军提出批评，使寺内寿一陆相感到非常愤怒（所谓的“切腹问答”)，导致政党与陆军发生分歧。寺内寿一主张解散国会，而政党出身的内阁成员则坚决反对。最终，广田弘毅内阁因内阁内部不一致而宣布总辞职。
按照元老西园寺公望及其周边人员的意见，天皇下令原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就任下一任首相。这是为了让宇垣控制陆军的行动。但是，由于石原等陆军中央幕僚的阻挠，宇垣没有能够从现役武官中得到陆相候选人，最终，宇垣放弃组阁。
可以说，这是广田内阁时期恢复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小矶国昭等原宇垣派的将官在派系斗争中失败后，听从了陆军中央和下属幕僚的意见，为了保身，拒绝了宇垣提出的就任陆相的邀请。
接着，天皇任命原陆相林铣十郎代替宇垣就任首相。这项任命符合石原等陆军中央的想法。
石原把原满铁理事十河信二安插到组阁本部，企图让从满洲时期起一直关系密切的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参谋长就任陆相。林铣十郎表示同意，但寺内寿一陆相、闲院宫参谋总长、杉山元教育总监召开的陆军三长官会议推荐了当时任教育总监部本部长的中村孝太郎。
林铣十郎要求让板垣就任陆相，但三长官会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这是由于时任陆军次官的梅津美治郎背后的活动。
板垣在陆军士官学校比梅津晚一期，在陆军大学则晚五期。而且，梅津是陆军大学的第一名，板垣甚至没有进入同一期的前六名优等毕业生行列。对于梅津来说，板垣越过当次官的自己就任陆相，将会打乱陆军的资辈。
另外，石原等人竟然不跟身为陆军次官的自己商量，直接推动陆相的推选工作，应该也让他难以容忍。
由于三长官会议的反对，林铣十郎最后放弃了让板垣就任陆相的任命，而决定由中村孝太郎担任陆相。这样，石原等人通过板垣掌控整个陆军的企图遇到挫折，对他的影响力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此后，过了大约四个月，林铣十郎内阁总辞职，1937年6月4日，成立了近卫文麿内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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