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史辨派旗手，顾颉刚曾经发表过一系列对旧的古史系统进行批判或质疑的主张。这些主张从总体上说，确实是抓住了旧的古史系统的要害，对促进新史学的诞生及建立新的古史体系，教给人们科学的研究古史的方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唯过去，即使到了今天，也是我们把握古史的关键。为此，我曾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古史辨派的史学遗产与中国上古史体系的建设》的小文，对上述观点做过较为详细的阐述。但是，这篇文章也同时指出，我们对于古史辨学者的疑古精神及某些主张的肯定，并非意味着对他们的所有主张及他们对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看法也都一概承认。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有“疑古过勇”的毛病，这些，在我们建设新古史体系的过程中，都应当一个个地加以清理，予以纠正。无庸讳言，这“疑古过勇”的毛病，很大程度便是指古史辨派的几位先生对于夏王朝在我国历史上存在的否定。其中最具勇气的是杨宽与陈梦家二人，杨宽称“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陈梦家说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即由商先公的历史改编而成。顾颉刚虽不怀疑夏的存在，但却否认夏的建立者禹作为现实的人王的存在，更否认禹治洪水等与夏朝建立有关的一切史事的历史真实性。在顾先生的笔下，禹仅仅是一位天神，他的治水也是神话，并且这个神话也只是后人杜撰出来的。众所周知，文献记载夏的兴起和夏的史迹，主要就是禹治洪水这件事情。顾先生这样做，无异抽掉了夏史最主要的内容和夏之所以存立于世的主要支撑，这当然是我们不赞成的。
目前，有关夏在历史上是否存在的问题成了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对顾先生的这些说法做出一些清理，一些辨析，以利于我们的文明探源工作。
一、顾颉刚“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与其否定禹为人王的主张
1923年，顾先生在其《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了他“在推翻非信史方面”的四项标准: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之中的1)、2)、4)几项，应当说都是十分有见地的，也博得了学者们的首肯，唯独这第3)项，却引起了不少争议。所谓古史人化的观念，是指人们将古代神话中的人物视作现实社会中的人，将神话故事视作真的历史。顾颉刚认为这种观念不利于建设新的古史，必须要打破。由于这篇文章同时又提到要对禹的有关传说进行清理，因而可以推论出，这个“打破”实际上是针对禹的史事而言的。顾先生认为禹原只是神话中人物，有关他的事迹，包括禹治洪水之事，也都是神话，而今人们却将他视作现实社会的人王，将他的治水看作是真的历史，也就是将禹这位神话中人物“人化”了。为了恢复真正的历史，必须打破视禹为人王的观念。
顾先生为了论证禹原本是神而不是人，花了不少笔墨。他接下来所写的《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3](P105-150)，便用了整整四个章节来阐释禹是神而不是人的道理。这四章是:1)禹是否有天神性?2)禹与夏有没有关系?3)禹的来源何处?4)尧舜禹的关系是如何来的?这之中，又以第一章“禹是否有天神性”为重点，顾先生为了证明禹的天神性，列出了文献显示的周人有关禹的四个认识作为证据:(a)禹平水土是受的上帝之命，(b)禹的“迹”是很广的，(c)禹的功绩是“敷土”“甸山”“治水”，(d)禹是一个耕稼的国王。在这些“证据”中，他又认为“禹的最有天神的嫌疑的地方”实是在(c)条，即认为禹的功绩是“敷土”“甸山”“治水”，然而禹的“敷土”“甸山”“治水”等工作最能显示禹具有神性。换句话说，他认为文献所载禹的平治水土、治理水患诸事，统统都是些神话，统统不可信。
这之后，顾先生还写过不少文章继续阐释他的上述观点，如1936年发表在《说文月刊》上的《鲧禹的传说》，以及1957年在《文史哲》上发表的《息壤考》等。如要考察顾先生在哪位历史人物上花的笔墨最多，恐怕就是禹了。
二、顾颉刚论禹为神化中人物对目前夏史研究的影响
由于顾先生在史学界的声望，他有关禹为神话中人物，禹治水亦是神话故事的说法流传甚广，直到今天还影响着不少人对夏史与夏文化的认识。
首先，目前国外多数学者不承认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个夏王朝，其直接的思想渊源，便主要来自顾先生。他们打出的旗号，便往往说夏属于神话，不属于真的历史。著名美国汉学家艾兰女士就公开主张“禹创立夏朝和尧舜禅让的传说都是商代的神话发展演变而来”。一些学者虽未完全否认夏的存在，但却像顾先生一样，强调禹的神格及禹治洪水故事的不可信性。如新出版的日本讲谈社组织编写的《中国的历史》丛书第一部、由日本考古学家宫本一夫所写的《从神话到历史》，其对于禹及夏代国家的叙述，一方面按照旧的传说，说禹的治水与夏代国家王权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却又特意提到日本藏学家佐藤长对舜和禹人格的否定，说根据佐藤的研究，禹乃是山西南部到黄河中游一带人们奉祀的水神。丛书第二部、东京大学教授平势隆郎所写的《从城市国家到中华》，其所设第五章下面“禹的传说”一节对禹的神格更直言不讳，竟干脆称禹为“行神”，即道路之神(不同于顾先生说的“社神”)，说大禹的“治水”，其实是对道路和水路的完善。他还以此批评人们“把大禹的功绩归于治水传说，将其功绩追溯到青铜时代的商、周、春秋，甚至是商代以前的朝代，都是有些牵强的”。
国内学者对夏在历史上的存在总体上不抱否定的态度(但亦有少数学者强调目前没有夏的文字发现，而对夏的存在不置可否)，但对于禹时洪水是否真的发生过，以及禹是否治理过洪水，却有不少人表示怀疑。这显然也是受了顾颉刚的影响。不久前公布的新发现的豳公盨铭文显示，禹治水的事迹至少在西周中期以前就已流传于世，且那里面的禹的形象确实是一位人王，但仍有学者坚持认为传说中的禹具有神性，他的治水也只是一种神话传说。更多学者对禹治洪水一事采取回避的态度，或干脆不提，或简单照搬旧史所载禹治洪水故事，实际也是不那么相信有禹治水之事的发生。
三、关键是要弄清禹治洪水真相
对于顾颉刚视禹为天神并以禹治洪水为神话的说法，我们当然是不赞成的。
首先，他的“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一说就有问题。盖古史传说多表现为神话，而神话中多有真实的历史素地。顾先生把神话与历史对立起来，认为是神话就是神话，与历史无干。他只强调由神话演化为人的一面，却忽略了有历史人物被演化为神的一面。具体到禹这位历史人物，他也只强调文献所显示的他的神性这一面，没想到这些有关禹的神话完全有可能是后人加在禹身上的，即后人对禹的“缘饰”。根据《国语》的记载，后人对于立有大功的先圣王是要进行祭祀并将其列入祀典的，禹的治水确实为人们立了大功，人们要对他进行祭祀，进行歌颂和追思，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加给禹许多神圣的光环，对他进行“缘饰”，夸耀他的神力，称他的足迹踏遍九州四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若按照后人这些夸耀的说法，禹自然成了一位神人，其治水的伟绩自应被视作“非人力所为”，如人们称颂的禹“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沟洫志》之类，自属神话无疑。我们的中外学者不相信这些事情是真的历史，也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仅凭这些后人的说法，就能否认禹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抹煞禹确实有过治水的事迹么?
这里的关键，是要弄清禹治洪水的真相。
昔日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专门作有《洪水解》一章，讨论古代洪水传说的性质，指出我国各地有关洪水之传说并非臆造的神话，而不同于世界其它历史较古的民族有关洪水的传说。他根据我国的地形特征和历史发展阶段，指出大禹所治理的洪水实非《创世纪》中那样普天下发生的洪水，它发生的地域实主要是在兖州，即古代的河济之间，也就是今豫东鲁西一带平原地区。他还找出了文献中两条禹治洪水在兖州的证据，一在《尚书·禹贡》兖州条下，称“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是说洪水平治后，原来宜桑的土地又可以养蚕，人民从高地下来，住到平地之上；另一条也在兖州下面，称“作十有三载”，此明是说禹治洪水经历了十三年之久，同于它书有关禹治洪水的记载。
我自己在十多年前踵徐旭生的思路，也曾写过一篇《论禹治洪水真相兼论夏史研究诸问题》[8]，除重申徐旭生所述禹治洪水在古河济之间的理由外，更强调了古河济地区地势的低洼。这里处在西边的太行山和东边的泰沂山地两个高地之间，又多河流湖泊，极易因雨水过多而造成大面积的洪涝灾害。故而禹的治水，实在就是要将这里滞积的洪水排泄出去；其治水的方法，也不过是开挖沟洫以引导洪水，如孔子所称的“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而不是对大江大河的治理。此外，这里人口众多，氏族滋盛，包括夏后氏等多个著名的氏族都曾居住在这个地区，传说中的尧舜禹联盟也在这个地区，故而很容易留下他们对曾经经历过的抗御洪涝灾害的记忆。
四、禹治洪水之可信性的证明
以上论禹治洪水在古河济之间，当然多出于推导，并主要依靠文献和这里的地理环境得出的这个结论。人们或许会问，你还有什么其它证据，特别是考古学的证据证明禹治洪水发生在古河济一带吗?这样的证据确实难找，但并非一点线索没有，试为大家分析这方面的有关线索。
第一个线索，是文献所载夏活动的地域，包括夏代早中期的都城，都在古河济之间，这正好与禹治洪水发生的地域相一致。当年王国维论夏的地域曾说:“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他没有说到禹和启的都邑，但根据《世本》和古本《竹书纪年》，禹都阳城，该阳城所在的位置在今河南开封之南，其实也在古河济一带。既然禹及以后历代夏后都居住在古河济地区，说明前人定禹治洪水发生在古兖州一带不是凭空制造的，否则，禹治洪水的地域和夏王朝的地域何以如此巧合呢?
第二个线索，是古河济地区有许多小的土丘，当地人或称堌堆。虽经过几千年沧桑，不少土丘仍存留至今，其上并留有当时人们居住的遗迹。有的经洪水多次泛滥淤积已不复存在，但仍留下某丘的地名。经考察，这些丘类遗址的出现多在仰韶末期至龙山时期，正好在禹时洪水泛滥的前后，说明当时人们正是依靠它们来防止洪水飘没的。这也与上引《尚书·禹贡》兖州条下“是降丘宅土”的记载相呼应。这应当是禹治洪水发生在古河济之间最好的证明。
据了解，与中国同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国，包括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代印度，在他们文明初期的时候，人们也多居住在河水经常泛滥的河谷和平原地区，并也多居住在一些人工垒筑而成的土丘之上。此引述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学者拱玉书有关古代两河流域的介绍以作参考。他说，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伊拉克考古人员曾对其境内古遗址进行普查，到1949年为止，已经在地图上标明了5 000个遗址的准确位置，它们大多数都是高出地面的土丘。他还讲到这些土丘的形成过程，说由于这里人们居住的房屋主要是用泥土盖成的，需要经常翻修，方法是把旧房铲平，在原来位置上再造新居，每翻修一次，地面就要增高一些。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他们的住地也就逐渐拔地而起，最后形成了“丘”。这与我们中国古代的两河流域即古河济之间何其相似乃尔。
第三个线索是考古发现，古河济地区存有不少龙山时期人们用夯土筑成的城址，其数量及规模均超出同时期周围其它地区。它们的建筑，很大程度也是用来防御洪水的。这使人想起古书中多有“鲧作城郭”的记载，人们将城郭的发明权归到禹的父亲鲧身上，应该也与鲧用堤防阻止洪水的传说有关，因为夯土筑成的城墙展开来就是堤防(上引徐旭生说)。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禹(和他的父亲)在这一带抗御洪水史事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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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线索，是证明夏朝都邑确实是在古河济一带的。按文献如《左传》、《世本》、《竹书纪年》都有夏后相都于帝丘即今濮阳的记载。其中《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春秋的卫成公刚迁居到帝丘，即有卫国的始封之君卫康叔托梦给他，说其供奉给自己的祭品让夏后相夺占去了。此无疑反映了春秋卫国所迁的帝丘城是建立在过去夏后相所都的旧址之上的事实。刚好，近年发掘的濮阳高城遗址也显示出，其上面庞大的卫国都城正叠压在夏初(或稍早时期)开始建造起来的一系列夯土城的基础之上，这就十分明确地证实了濮阳高城就是过去夏后相的都邑。这条线索我在其它场合曾不止一次提出，未见有提出异议者，可见文献所称夏居住在古河济之间是有考古发掘的支撑的。当然这也给禹治水在古河济一带以间接的证明。
以上所论，针对的是顾颉刚有关夏史的疑古主张，目的还是想要纠正目前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夏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存在所持的一股怀疑之风。我在夏的问题上已经写过不少东西，仍愿求得学界同行在这个问题上的批评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