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张被退回7次的残疾人就业登记表
法治日报记者 文丽娟 整理
我叫林阳（化名），我的儿子阿哲两岁时逐渐变“怪”，被查出是孤独症，至今已有26年。
当我把阿哲的药盒第三次摆正时，28岁的儿子蜷在褪色的沙发套里，正把积木从深蓝到浅蓝排列出12种渐变，每隔5分钟就要把我的手机从茶几东侧挪到西侧——这种刻板行为持续了20年，连摆放角度都不能偏差分毫。
灯光下，每当我看着他后颈那道浅疤时，手指总会不受控地抽搐。那是他18岁在庇护工场被机器烫伤留下的，当时负责人反复道歉：“真没想到他会突然伸手去摸运转的齿轮。”我摸着诊断书上“重度感统失调”的字样，突然明白这世上有些伤痛无法言说。
“妈妈，上班。”阿哲突然抬头，这句话会像设定好的闹铃一样，在每天早上8点15分准时响起。我攥着那张被退回7次的残疾人就业登记表，看着特殊教育学校结业证书上面的“具备基础劳动能力”的评语，眼眶生疼。
去年秋天在社区超市的试工，是我们离希望最近的一次。当店长发现阿哲能准确记住800多种商品编码，甚至能闭着眼睛把货架排成标准矩形时，他兴奋地拍着冷藏柜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理货天才。”那个夜晚，我翻出计算器，把2800元基本工资加各种补贴算了20遍，连轮椅坡道改造费都预留好了。
可当第三天早高峰，有位顾客不小心碰到阿哲的手臂，他应激反应下的尖叫让整个生鲜区的日光灯都在震颤。我冲进去时，店长对我说：“大姐，这要天天来这么一出的话……”之后，我们收到了两张100元的辞退补偿。
后来我们试过烘焙坊的面团分拣，可他无法忍受指尖残留的面粉，把自己的手背搓得通红；去快递站贴面单时，他执着于把所有快递盒按体积重新排列，耽误了整个流水线的进度。接近成功的是图书馆图书消杀员的工作，直到某个暴雨天，他突然趴在窗台上数雨滴，任凭消毒柜的警报响彻楼道。
上周家长互助会上，老刘说他儿子在洗车行干了3天就被辞退：“老板说冲水枪的声音刺激到他了，可明明入职前说过能接受啊。”李姐的女儿因为总把外卖按包装颜色分类配送，被投诉“故意绕路”。我们围着凉透的茶水苦笑，这些孩子就像带着独特密码的U盘，很难找到适配的社会接口。
区残联的小王给我们看过“星工场”项目的宣传册，照片里孩子们在做肥皂穿手链。可当我们找到工坊时，负责人正在清点库存：“这批订单又被退货了，说是精油配比不稳定。”我看见货架上蒙灰的手工皂，和阿哲在家里摆的积木阵一样整齐。
社区服务中心的小杨倒是常来家访，上个月还带了插花老师。可当阿哲把百合茎秆上的绒毛一根根揪下来测量时，志愿者尴尬地收起剪刀：“可能……还是手工更适合他？”
很多个深夜，我会在客厅坐着发呆，看着冰箱上贴着一通通被拒记录的便利贴。现在最新的那张是前几天收到的回电：“大姐，企业都想要能沟通的……您孩子这种情况，可能不太符合。”
上个月带他去市精神卫生中心复诊，走廊里挤满和我们同样疲惫的家长。医生在病历上新增的“伴发焦虑状态”让我心头一颤。当年抱着两岁的阿哲跑遍半个中国，在某个专家诊室外，我对着收费单上的数字浑身发抖。丈夫连夜借钱的画面还刻在记忆里，可他去世前最挂念的，竟是还没教会儿子怎么独自去社区卫生站开药。
现在我最怕手机弹出养老院广告，这会提醒我一个不愿面对但终会到来的事实——我“走”了，阿哲老了，那时候他该怎么办？上周路过社区宣传栏，“以房养老”的政策宣传很吸引人，希望将来我们也能找到愿意接收特殊老人的机构。
但总有些微光让人舍不得放弃。上个月我收到公益组织寄来的就业评估报告，8页纸的专业分析让阿哲第一次有了职业画像：“适合重复性高、环境稳定的文书整理工作。”志愿者们还帮他联系了一家档案馆，现在正在等回信。
我和老刘等几个家长给人大代表写信，在每封邮件里附上孩子的工作成果照片——阿哲整理的票据册、老刘儿子修的汽车模型、李姐女儿画的配送地图。我们像20年前为孩子争取入学机会那样，重新聚集在区残联会议室，这次我们要争取的不再是特殊教育座位，而是成年人该有的工作台。
此刻阿哲又在数阳台上晾晒的袜子，这是他每天最安宁的时刻。我摸着通讯录里那个刚加的“大龄心智障碍者家庭联盟”群，突然想起他小时候最爱的那本童话。那个总在寻找星星碎片的孩子，或许正和我们一样，在等整个星空亮起来的时刻。
来源：法治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