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美国城市化迅猛发展,经济取得长足进步,但社会生活领域却呈现出明显反差——城市人口的高度密集使得市民生存环境急遽恶化,天花、黄热病、霍乱等疫病毫无预兆地一次又一次席卷正在崛起中的新大陆。由此,公共卫生成为人人关心且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改革势在必行。

首位城市纽约当仁不让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卫生改革的试验场,掀起了美国城市公共卫生改革的序幕。其间城市公共卫生机构的各种变动,是对传统行政结构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西方先进科学理念的吸纳与借鉴。

纽约市在向世界敞开怀抱的同时,也从多维度展开了卫生治理的积极探索,并引领全美改革风气之先。与公共卫生观念从瘴气致病论向细菌致病论的科学演进同步,纽约市公共卫生制度改革的重点也经历了从环境卫生治理到疫病防治的转变。得益于民众卫生意识的显著提高与社会团体的鼎力相助,纽约市最终建成了相对成熟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并初步具备了破解城市健康困局的能力。


《守护健康:纽约市公共卫生制度的构建(1866—1920)》,李晶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出版

>>内文选读:

揭露城市卫生黑幕

调查城市居民的卫生现状,揭露城市卫生问题的严重性,是开展城市卫生创制的重要前提。新中产阶级在这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其领导地位。

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地方政府对城市基本数据的统计工作就已展开,不过那时的统计内容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和商贸往来两个方面,统计的目的也主要是为殖民地经济的发展而服务。美国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城市居民健康方面的统计数据一直缺失,城市领导人以及唯利是图的商人普遍对城市卫生持乐观态度,而那些已经意识到问题的有识之士则因为卫生数据的匮乏,难以作出有效回应。19世纪初,较早经历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面对日益恶化的城市健康形势,率先开展城市卫生数据统计。这一举措很快引起美国知识界的关注。1836年,纽约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全美率先成立纽约统计协会,开展城市卫生数据的收集工作,成为其他各州效仿的模范。不久,马萨诸塞等州的卫生数据统计工作相继展开。其中,莱缪尔·沙特克和爱德华·贾维斯是新中产阶级投身地方公共卫生统计事业的典型代表。沙特克曾先后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和波士顿当过教师、开过书店,后来成为波士顿市政议员和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富有远见的眼界让沙特克较早注意到数据统计对于展现城市卫生问题具有更强的直观性和说服力,他积极倡导当地卫生数据的收集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改善。1850年,沙特克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萨诸塞州卫生委员会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深刻分析了正处在变革中的美国社会,指出社会变迁是造成高致病率和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更为难得的是,沙特克提出政府应该在改善城市卫生和社会环境方面采取积极行动,并将其视为改善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在当时,城市公共卫生意识尚未完全形成,卫生问题被看作个人事务,在“小政府”理念风行的时代,沙特克的主张无疑是富有前瞻性的。同时,沙特克也意识到,只有获取更加精准的统计信息,才有可能揭示出死亡率攀升的真正原因。因此,在他看来,进行登记立法已经成为刻不容缓之事。此时,另一位城市卫生改革的倡导者贾维斯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沙特克经历类似,贾维斯也是当时波士顿较为活跃的市政议员,并对卫生统计工作满怀热忱。1839年,美国统计协会在波士顿成立后,贾维斯和沙特克一起成为协会的骨干力量。深谙城市政治之道的贾维斯成功推动了1842年马萨诸塞州颁布登记法。1847年,美国医学会成立后,医生群体成为推动地方层面进行统计立法的重要力量。不久,全美各州掀起一股数据统计立法的热潮。肯塔基、佐治亚、佛罗里达等州也都先后通过类似立法。


图源:视觉中国

另外,新闻媒体和文学界对城市卫生问题的揭露,也是新中产阶级代表的市民社会推动城市卫生改革的重要形式。早在1852年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刊——《纽约时报》就曾对不堪入目的城市街道卫生进行过报道。其中,《布鲁克林市》一文对布鲁克林街头令人作呕的景象进行了触目惊心的描述,“污水横流,马粪遍地,漫天苍蝇不时萦绕在你的嘴边”,“夏天本是充满生机的季节,然而却成了各种疫病侵袭城市的绝佳时机”。同年,《街道清洁:谁之过》一文揭露了纽约低效的街道清洁系统:“纽约人口仅为伦敦的1/6,城市规模也小于伦敦,但每年街道清洁的花销将近18万美元,而同期伦敦仅支出3万美元。”19世纪末,新闻媒体界开展的黑幕揭发运动把对城市卫生状况的揭露推向了高潮。1890年,记者雅各布·A.里斯根据亲身考察,撰写了著名的调查报告《另一半人怎样生活》,对19世纪曼哈顿下东区穷人肮脏的生活环境进行了详尽的报道,极大地唤醒了广大纽约市民的卫生意识。在其问世后不久,《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认为这一现实披露极具震撼力。有关城市卫生问题的揭露还体现在食品安全方面。美国文学家厄普顿·辛克莱在其《屠场》一书中深刻揭露了20世纪初美国食品加工厂工人的悲惨境遇。其中,第十四章集中篇幅展现了食品加工过程中的不卫生景象:

已经腐烂的猪肉被掺入其他肉类和面粉,以掩盖腐臭的气味……毒死的老鼠被掺入生产香肠的搅拌机中……工人们随地吐痰,胡乱践踏放在地上的猪肉……各种肉类制成品沾染着成千上万的细菌……当肉类制成品被堆进狭小的仓库后,还有数以千计的老鼠在这些食品上跑来跑去。

据说,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进食时,恰巧读到小说中的这一段落。他大叫一声:“我中毒了!”立刻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并把盘中的香肠扔出窗外。《屠场》一书出版后,立刻引起美国各界对城市食品安全的重视,肉类食品销售额下降50%。“中产阶级的有识之士,正是借助著书立说,为城市指明了方向和出路,成为引导市民觉醒的一种形式。”

总之,19世纪中后期,以新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市民社会通过揭露城市卫生问题,抨击大企业破坏城市居民健康的行径,极大地唤起了广大市民对自身健康问题的关注,整个社会对城市卫生状况的不满愈发强烈,城市各界的抗议之声达到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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