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居室求学（六十七）
上世纪80年代，现当代文学界有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这是当年思想解放运动在文学史编写领域里的反思。1949年后，有几种高校研究机构集体编写、官方颁布的文学史，受历史条件限制，几位重要的文学家是被遮蔽的；即使有些名列文学史的作家，他们的成就和地位也被低估或高估甚至误读。所以，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审视过去的文学史，重写新的文学史，就成为时代提出的课题。
“重写文学史”，就要拿出成果来，而不是停留于呼吁和口号。我看到，就是到了1980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观》，孙犁的名字还是和几位同时代的作家并列，只轻描淡写捎带提了一下他早期的几篇小说。有很长的时间，孙犁是被文学界和文学史家冷落的。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中国革命史、战争史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主要形态是通俗小说、章回演义，这适合大众的阅读习惯。孙犁独具风格的作品、诗化的美学追求，只有极少的读者注意，还曾受到一些评论家的批评。因此，郭志刚教授以前瞻性的眼光在80年代撰写出版《孙犁传》，本身就是“重写文学史”，为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卓越成就和重要地位率先投了一票。郭志刚的研究方向、对传主的选择，为往后全国学术界的孙犁研究，为广大读者重新认识孙犁、喜欢孙犁，起到了提示引导的作用。据我有限的阅读，后来出版的凌宇教授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程光炜教授等编写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以专章专节突出阐述孙犁作品的艺术风格。
为孙犁立传，写好孙犁传记并不容易。
第一，孙犁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经历了伟大的时代，但因从事的工作性质和个人性格的原因，他的经历却比较简单。就是这比较简单的经历，他自己已经写了不少，《善闇室纪年》就是他亲自写的传略；他的全部作品，虚构的成分少，实际就是他个人的自传。第二，新中国成立后，他供职的单位是一家报社，日常工作是编辑，职务也不高，再加上性格的孤僻，很少参加社会活动。长篇《风云初记》写到中途生病，从此就书林市隐，闭户读书，能支持传记的材料极少。到晚年发表部分《书衣文录》后，读者才能窥见他生活和心情一斑。他一生仅有的几次比较重要的活动，如访问苏联、到北京参加文代会，他也自动隐藏在人群里，不愿抛头露面。传记作者很难找到传主活动的言行。在这种局限下，郭志刚知难而进，用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将已知的、孙犁写过的生活和文学的路线串起来，把孙犁的经历揉碎、整合，向读者展现了比较完整的作家的一生。传记的出版，为孙犁塑造一个比较高大的形象，是对过去的文学史的反动。考虑到传记写作的难度，郭志刚说他的传记做的是文书的工作，就是这个意思。
1988年，郭志刚和孙犁有一次重要的对话。这个长篇对话，是继1980年吴泰昌和孙犁的谈话后，又一篇孙犁研究的重要史料。在这次对话里，孙犁对现实主义发表了精辟的观点。他说：“现实主义的最大功能，是能在深刻广阔地反映社会现实之外，常常透露一种明智的政治预见。”孙犁的说法，让我想到列宁说的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对话中，孙犁还对传记的写作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只有真正看到作家灵魂深处的东西，才能写好作家的传记。”文学史家、传记作家采访到作家的一手材料，也是他的研究成果。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孙犁传》修订本，附录这篇对话和他的学生杨联芬教授补写的“孙犁的最后14年”。
《孙犁传》努力展开的特色，是孙犁生活年代的有关社会史的内容。比如，传记中写到当年孙犁读的保定育德中学，每年的学费是36块大洋，还不包括书费。而当年的物价水平，30斤一斗的小麦，也才值一块大洋。这就是说，孙犁家一年要拿出上千斤小麦，才供得起一个中学生。我了解到，孙犁家后来有一百多亩土地，当年生产力水平低，土地贫瘠，小麦产量最高也就每亩地百斤，就是说，孙犁家一年的收成，只能供他一年的学费。他在作品中写他中学毕业后流浪北京，就是家里再供不起他上大学。《孙犁传》注意社会史，研究作家成长的家庭、学校、社会环境，是这部传记的一个特色。另外，传记展开“荷花淀派”作家群的研究，肯定这个文学流派。这一切，都是孙犁研究领域里开山的工作。
（本文是作者3月30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的“郭志刚先生追思会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简介：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