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孟买商业峰会上，印度外长苏杰生再次放出惊人言论，引发关注。他罕见地承认印度发展滞后于中国，但却将中印之间的差距归咎于“西方长期奉行‘抬华抑印’战略”“中国发展得好是因为有西方的帮助”。
印度外长苏杰生
苏杰生在演讲中抛出了三个核心观点。
一是西方长期“捧中抑印”：中国是西方战略焦点，成就被各种赞扬，而印度则被刻意贬低。他甚至追溯到19世纪英俄“大棋局”，称英国为遏制沙俄而扶持中国。
二是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中国被西方国家视为“战略资产”，而得以保留下来，因此有了发展的机遇，而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导致了“系统性破坏”。
印度孟买
三是中印“不同起点”论：由于两国历史轨迹截然不同，因此印度需付出加倍努力才能追赶中国。
小编认为，这些论点本质上是“西方中心论”衍生出的怪胎。将中印竞争置于西方叙事框架下，忽视两国发展道路的本质差异。苏杰生的言论有三大硬伤。
其一，中国崛起是“西方恩赐”？
苏杰生声称中国依赖西方帮助取得成就，但历史事实截然相反。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国家主权和经济命脉长期被掌控，这种历史创伤与“恩赐”毫无关联。从改革开放到“一带一路”，中国的发展始终基于自身国情探索。
苏杰生
此外，西方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贸易壁垒从未间断，华为5G技术突破、空间站自主建设等成就，正是突破西方遏制的有力证明。中国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源于中国人的自主创新，而非外部“输血”。反观印度，莫迪政府耗资230亿美元的“生产激励计划”（PLI）因官僚腐败和效率低下失败，制造业占比不升反降。
印度火车站
其二，殖民历史是“印度困境”的根源？
实话实说，所谓的“印度困境”与英国殖民的历史有一些关系，但一定不是其根源。苏杰生将印度落后归咎于英国殖民，却选择性忽视印度独立后的政策失误。
印度独立后选择的混合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模式等政策路径，与其发展困境存在直接关联例，许可证制度、国有化浪潮等政策抑制了市场活力，导致经济长期停滞。
其次，种姓制度、宗教矛盾等社会结构性问题，远早于殖民时期便已存在，英国统治并未创造这些矛盾，反而通过文官制度、法律体系等现代治理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对立。如印度种姓制度至今仍导致27%低种姓人口被剥夺教育权，8亿人日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
印度
其三，所谓的“不同起点”实则为印度战略短视
苏杰生称中印起点不同，但真正的差距在于发展决心。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浦东开发被西方预言“注定失败”，但如今已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印度则沉迷于“口号式发展”，新德里机场航站楼启用即漏水、高铁十年未贯通等荒诞现象，与其“2075年50万亿美元经济体”目标形成强烈反差。
苏杰生的言论虽荒谬，却暴露了印度精英阶层的认知困境。他们既渴望崛起，又无法摆脱对西方标准的依赖；既想借力中国发展，又担忧“被西方抛弃”。然而，现实利益终将推动中印回归理性合作。
苏杰生和王毅
中国制造业的韧性可为印度提供供应链支持，而印度庞大市场可为中国产业升级提供空间。例如，中印在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已初见成效。正如新加坡学者所言：“中印若内耗，受益者只会是西方。”
发展权是奋斗出来的。印度若想真正实现崛起，与其在国际场合“表演悲情”，不如回到街头巷尾，修好每一条断头路，教好每一个失学孩童。毕竟，发展权从不是媒体赐予的礼物，而是实干家用汗水浇灌的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