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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诞生于野外和街头的极限运动，入奥是一把双刃剑。“更普及了，但也不那么自由了”，“燃烧冰”老板杨子告诉我，滑板入奥后，不同于家长们的满怀期待，圈内不看好的声音更多。
在我接触的几位滑板教练同时也是老滑手看来，“自由”，这一滑板文化的核心，正在被消解。
“我不鸡就难受”
一圈玻璃，划开两个世界。
玻璃内，五六岁的女孩男孩们踩滑板冲上坡道，荡进碗池，翻飞在空中，落地时擦出清脆的尾音。这样的恣意显然无法抵达玻璃另一侧。场地外的椅子上逐渐坐满了家长，两个妈妈热聊着最近孩子上了哪些课、拿了第几名，几个沉默的爸爸埋头在手机里，间或接起一个工作电话。
成年人的焦虑却可以轻易穿透玻璃，将孩子们的笑闹声打破。有个爸爸放下手机，起身贴近玻璃，他的眉头逐渐皱起来，拍着玻璃示意自家孩子，喊道：“这个动作你不是学会了吗？做呀！”在这家名为“燃烧冰”的老牌滑板店，老板杨子目睹过许多动怒的家长。
事实上，之所以在训练场地外设一圈玻璃，就是防止家长一时上头冲进去——现在看来，这是必要的。
场外忙碌的家长里，孙月一直敲着电脑，头发整齐地梳到耳后，桌上放着给女儿准备好的热水壶和饼干。冬日她常穿一件冲锋衣出门，这样无论是在哪里等孩子上课，她都能安然坐上好几个小时。
毕竟，她刚过六岁生日的女儿有着同样忙碌的日程表：每周两到三小时滑板训练，此外还有英语（“英语肯定要有”）、数学（“数学肯定要有”）、钢琴（“得有一门乐器”）、拉丁舞（“女孩怎么着也得学个艺术点的，不能老是极限运动”）、围棋，以及编程（“我们三岁就上网课学编程了”）。
而这已经是她在女儿上小学后经过百般纠结砍掉三门以后的结果，“精简半天觉得哪个都不能放，实在是减不下去了”。
孙月女儿练滑板
滑板得以通过孙月“严选”跻身七分之一，和近年来国内掀起的极限运动热有关。2016年，滑板被列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自此滑板俱乐部和滑板教练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与滑板同期入奥的攀岩和自由式小轮车也是一样的盛况。《2023中国攀岩行业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国内有商业攀岩馆636家，同比增长31%，另据新华网统计，目前北京的商业攀岩馆有超过50家，而在十年前，这一数字还是个位数。
北京上海之外，极限运动也在向中低线城市渗透。如果你有一个想学小轮车的孩子，在温州、金华、福州甚至是大庆，都可以找到至少一家小轮车俱乐部和数位教练。
滑板教练宋元明记得，中学时她喜欢上了滑板，但那时这个项目还是小众中的小众，想上课都不知道去哪里，她只能扒网上的视频自学。2020年开始，之前的滑手朋友陆续做起了滑板教练，她意识到这个市场的潜力，随之加入。
看到滑板、小轮车等极限运动潜力的不只是老玩家们和一众培训机构，还有无数望子成龙的父母们。这些家长或许说不清楚滑板或小轮车的某个技术动作，但他们知道14岁获得巴黎奥运会滑板街式第四名的崔宸曦、11岁即参加奥运的滑板女孩郑好好、18岁夺得中国第一枚自由式小轮车金牌的邓雅文，也感慨于这些孩子小小年纪便“上大学不愁”。
各种品牌广告里频繁出现的谷爱凌，也是极限运动训练场上经常能听到的名字，18岁拿奥运冠军，19岁读斯坦福，接大牌代言，走时尚红毯，自然成为家长们口中的佳话。或许滑板小轮车攀岩就是下一个滑雪呢？他们暗暗期待着，畅想着。
孙月的女儿，三岁第一次踏上滑板，如今已经是滑了三年的老学员。和很多不喜欢被用“鸡娃”形容的家长不同，孙月爽朗地笑称，“这就是我特喜欢做的事，我不鸡就难受”。
平时她最大的乐趣有二，一是研究有什么课可以给闺女报，二是琢磨这么多课怎么排。十月底时，她已经排好了寒假的课表，看着一整张Excel表被标记得红红绿绿的，孙月觉得“特有成就感”。
不久前，女儿学校开家长会，中午就放学了，孙月觉得“不上点什么练点什么就浪费了”。她的目光投向了滑板，日程表上的空白下午被迅速填上。
孙月女儿练滑板
在极限运动圈，孙月的鸡娃程度只是寻常。这是深圳的陈斐一家近半年来每个月为小轮车付的账单：一对一教练，每天陪同训练至少三小时，每月三万；一月一次的异地集训，每次七到十天，每天仅训练费一项就要四千多；还有到各地参加比赛的路费住宿费，自己搭场地的费用……林林总总的项目加起来，每个月平均开销五六万起。
名校数学专业毕业的她，将钻研数学时的严谨和倾情投入一比一复刻到了女儿的小轮车学习上。
极限运动鸡娃这道光谱上，陈斐无疑是一个极值，更多的家长在中间摇摆，徘徊。一起学小轮车的孩子家长中，不少人对陈斐的高投入议论纷纷，有好奇的，有说她破坏价格体系的，还有说她为了卷成绩不择手段的。陈斐一笑而过，“学这个，孩子想往前走，这些钱就必须要花，省不掉”。
也有家长选择站在光谱另一端。我在“燃烧冰”等候区见到设计师严羽时，她正在读《庄子》，身着咖色羊绒衫和牛仔裤，柔顺的中长发搭在肩上。
她告诉我，儿子学滑板三年多，一共只花了两三万。
谈到身边卷滑板的家庭，严羽显露出明显的不理解。有个孩子学了一年滑得跟她儿子三四年水平差不多，她说，“但算下（练习）时长你就明白了”——恨不得一年花365天、一天花好几个小时地练；找好几个教练，每个教练都抓不一样的地方；满北京奔波，找各个场地练；一年光在滑板上就花了小十万。孩子进步神速，父母在家长群里骄傲地宣布：我家孩子在北京某某比赛中斩获前十，附上获奖证书和奖杯的照片。
“十万八万买一证书，”严羽问我，“你不觉得这事儿怪怪的吗？”
卷家庭
卷极限运动，首先你得有钱。
上海小轮车教练赵强的课一小时300元，在业内算是一个中等偏低的价格。为了引流，他曾试着让价格更亲民一些，各种课包优惠都算上，课时费一度降到了接近150元，“和篮球课差不多”。
那阵子，来俱乐部咨询的家长明显多了 。还没高兴多久，赵强很快发现，这些被低价吸引来的家长很少会成为真正的客户。
小轮车的风险首先让他们却步：以为只是让孩子骑个自行车，没想到是个极限运动，孩子摔着碰着了怎么办？再听到一连串要购置的装备用具和后续的费用——一辆车两三千，全套改装完要两万，随着孩子长高需要每两三年换一次车，头盔和护具也不能少，一顶好的头盔也得两三千——这些家长的嘴角一点一点沉下去。“我们再考虑考虑。”他们挥手离开，再没来过。
没多久，赵强就将课程改回原价，彻底放弃了这种获客方式。他得出结论：“学小轮车，还是需要家里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卷极限运动，你还得有舍得花钱在“玩”上的松弛感。
做滑板教练四年，宋元明见过很多浅尝辄止的家庭。家长抱着“上一节课就学会一个动作”的期待来，最关心的是“以后能学成什么样”，上了五六节课之后看成果寥寥，决定还是学点别的。与之相反地，那些长期稳定学下来的孩子的父母通常会告诉她，“孩子喜欢就好”、“重要的是别受伤”。
在一所新一线城市教滑板的李冀冰也有类似的观察。性价比，是前来咨询的一些父母最关心的问题，“为了玩花这么多钱，值吗”，他们陷入纠结。遇到这样的家长，李冀冰都会劝他们，觉得不值就不要报名了，“因为滑板就是玩的东西”。
他还注意到，读国际学校的孩子、全职带娃的妈妈以及开公司的爸爸，是那些长期跟着他上课的学生中最常见的家庭构成，很多接送孩子的车都是“奔驰宝马路虎这级别的”，一句话总结，“没有差的家庭”。
这其实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无论是滑板、小轮车还是攀岩，在一线城市上一节班课三百起步，五六百是平均价，一对一价格乘以二，如果想找顶级教练，费用甚至可能飙到一小时近两千。
而这只是上课一项，此外还有需要定期更换或升级的用具、到各地参加比赛和集训的路费住宿费.....用滑板教练宋元明的话说，“要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每个月挣七八千，怎么可能花两千让孩子学极限运动”。
阶层。
在和八个学滑板、小轮车或攀岩的家庭深入交流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这个词的具象体现：
这些家庭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还有一个家庭住在嘉兴，为上小轮车课每周自驾往返杭州三次）；
几位70后、80后父母的职业包括但不限于中学老师、高校老师、教培老师、企业高管、医生、设计师和数位全职妈妈；
孩子们都还在上小学，但他们学极限运动的时间并不短，最长的已有四年；
八个家庭中七家有着让孩子（最晚）从大学起出国读书的计划；
一半的家庭有不只一个孩子；
而当谈到这些年在任一极限运动上的投入，一年五到六万是几个家庭的平均值，开销最大的是陈斐一家，在小轮车一项上累计已花了小三十万。
这一点从极限运动职业选手的成长轨迹中也可见一斑。谷爱凌登顶冠军后，和她的故事一样广为流传的还有她妈妈的经历：北大本科，斯坦福MBA，也是前北大速滑队员兼滑雪教练。
再看巴黎奥运会上获得滑板街式第四名的崔宸曦。她的父亲曾任山东省轮滑协会副秘书长，现任济南市滑板队教练，还是一位滑板一级裁判，在当地经营着一家滑板店。
“比如像跑步或者游泳，纯粹卷孩子，田径你叭叭跑就行了，游泳你叭叭游就行了，有没有钱都无所谓对吧？但要说小众的，就是卷家庭、卷钱、卷资源。要是你家里边财力人力不够，你怎么追着教练追着场地去练，”严羽一语道破了这类极限运动的特殊之处，“一样在卷，只是换了个东西卷。”
归根结底，卷极限运动，你最好是个有退路的家庭。
卷学习，对这些家庭来说似乎已经是上个世界的话语。郑辉在浙江一所初中任体育老师兼管德育，谈到儿子的学业，他说，“学习成绩不是第一位的，过分卷反倒得不到一个好结果”。
严羽则看得更淡，表示完全可以接受儿子不上大学，在她看来，好好学习和考一个好大学本就不应该联系在一起。
图源pixabay
但严羽和老家的朋友聊天时发现，在那座二线城市，家长们在孩子的学业上比北京上海的家长要“卷得多”：许多五六年级的孩子已经学完了初中课程，家长之间讨论的全是报什么语文课英语课，甚至还有专门的单词课，“花6000块钱背6000个单词，多夸张”。至于滑板、攀岩、小轮车？他们没听过，也不感兴趣。
两类家庭之间差异的来源，或许可以用“兜底能力”，这个“海淀妈妈”陆琪多次提到的词来概括。她家女儿从一年前开始学攀岩，现在每周上两节班课（备赛期间一周三节）、一节私教，寒暑假有集训，还时不时去外地参加参加比赛，到日本刷刷馆。
她坦言，之所以愿意让孩子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在攀岩上，是因为自己早早准备好了一套学区房，这意味着女儿从小学到初中都有了兜底的学校，“虽然不是‘六小强’那种特别好的，但也是还不错的学校”。现在女儿刚八岁，但陆琪已经考虑过高中的事，“（要是学习）实在不行，我们走国际路线也是可以的”。
出国，也是陈斐给九岁女儿规划好的兜底方案。谈到小轮车和学业之间的冲突，这个随着孩子年龄增长势必会出现的问题时，我问陈斐是否会弃小轮车、保学业，她的回答来得干脆，“不会，我们可以换一个体系、换一个赛道去升学”。
“只要父母觉得自己有这个钱，能兜这个底，前期孩子就可以轻松一点，这样的家长也都心里有底儿，他不太慌，”陆琪总结，“但如果家长不行，我觉得就别搞七七八八的了，还是把孩子摁回学校，好好学习吧。”
“怕她受伤，摔了又本能地让她坚持”
“孩子喜欢。”谈到学极限运动的原因，几乎每个家长的第一句话都是如此，接着他们会补充，“总得学一个运动”。而当继续问下去，你会发现，孩子们眼里酷炫的极限运动，对家长们来说有着同样简单明了的意义：磨砺心志。
七月末，巴黎，邓雅文骑小轮车冲上跳台，飞至高空，时间仿若突然静止，她在空中握住车把，脚从踏板上移开，车以极快的速度在空中旋转两个360度后再次回到身下。一个近乎完美的两圈神龙摆尾。同一时刻，郑辉一家正坐在嘉兴家中的电视前观看比赛，儿子激动地喊道，太酷了，郑辉拍拍孩子的肩，“你要学习邓雅文姐姐的精神，不怕吃苦，不怕困难”。
这样的对话在郑辉家经常出现。陪儿子学小轮车这四年来，他总是“寓教于车”。每次儿子在学习或者生活中犯了错，郑辉都会举练小轮车时的例子教儿子：出发之前要把流程想一遍，要关注每个动作的细节，还要注意动作之间的衔接，“学习生活不也一样吗”。
郭恺是一个有三年小轮车车龄的男孩的爸爸，在他看来，孩子学极限运动，家长也得“放得开”。儿子一个动作没做好，摔了，他不会马上跑过去看，而是在旁边站几分钟，看看他是怎样的状态，大部分时候就让儿子躺地上缓一缓再自己起来，“外伤痛一下就痛一下，让他自己学会坚强”。
郭恺儿子练习小轮车
“你的思考能力、坚强的品格培养好了，再去做任何事情都很简单。为什么体育是培养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个原因，”郑辉讲起来颇有心得，“我一直跟我孩子说，你连身体上的苦都受不了，怎么可能受得了学习上的苦？”
但极限运动的苦不是简单的破点皮、流点血那么简单。极限的另一面是风险。
拿到奥运金牌后，邓雅文曾在采访中回忆练小轮车七年来受过的伤，包括但绝不限于左脚趾骨骨折、右肩肩膀反复脱臼、膝盖上一块肉因伤而失去知觉。她还短暂性失忆过。备战2021年全运会时，她从一层楼高的空中摔落到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地上，瞬间她的记忆一片空白，后来听教练说，她无意识地哭了好几个小时。
想磨练意志，就得面对孩子随时可能受伤的风险，这是每个学极限运动的家庭避无可避的矛盾。陈斐用一句话形容这其中的纠结心态，“怕她受伤，摔了又本能地让她坚持下去。”
学滑板的风险也类似。三年来，严羽儿子胳膊腿青一块紫一块是家常便饭。一个月前，孩子训练时没掌握好平衡，被一米多高的杆子绊倒后摔到地上，出现了轻微的脑震荡，当天晚上吐了好几次，两天吃不下饭，一个星期后精神状态才稍微好转，腿上的外伤则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养好。
“如果长期练下去的话，你怎么保护他，（对于受伤）你能接受到什么程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想让他走职业道路，因为完全保证不了（不受伤），也做不了准备，”谈到不久前的这次经历，严羽仍然心有余悸，“除非你做好了他可能会死或者终身残疾的准备。但是要是个当妈妈当爸爸的都能做到这种准备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也别玩了。反正我没有仔细想过，不敢想。”
严羽儿子练习滑板
陈斐也希望尽可能地提高安全性，所以她每个月花三万请一对一的教练，保证孩子身边时刻有专业人士保护和指导，不会冒进，遇到危险能避开。每次赛场上她也是提心吊胆，还曾在比赛时专门找心理咨询师，就怕孩子因为心态波动的一念之差出现危险。
那是在去年小轮车全国联赛的一场分站赛上，女儿有一个后空翻的动作，平时训练时都做得很好，不知怎的，那次赛前却一直说，妈妈我害怕，我觉得我做不好这个动作，但不做就拿不到奖牌。
陈斐听得感觉心都被紧紧攥住了，她知道，小轮车最不能有的就是怕，一怕，就危险了。到了初赛那天，女儿做了两次都失败了，第二次直接被担架抬了出来，万幸只是摔到地上后震了一下，并无大碍。看着担架上疼得哭成一团的女儿，陈斐的心情糟糕透了，“我真想帮她，但不知道该怎么说，怕说错，怕反而更干扰她”。
第二天就是决赛，当晚陈斐马上联络了长期合作的一位心理咨询师。2000元，咨询师和女儿聊了三四十分钟。“虽然聊不出什么来，但至少能让小孩转移一下注意力，放松一下，”陈斐说，“我自己心理上也有一个安慰，（知道）我已经做到位了。”
陈斐女儿参加小轮车比赛
只是，“练到一定水平，不受伤才奇怪”，陈斐说，女儿最近就在养伤。一个月前，孩子扭伤了脚踝，肿得厉害。陈斐一开始有点着急，“这么久都练不了了，那不是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后来她又想，其实慢下来也挺好，这一个月也有很多事可以做，可以学攀岩练臂力，可以练围棋，还可以把学习搞出来。
在小轮车圈内，当孩子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像她这样重视体教结合的家长是少数。有次到安徽比赛，当地一个教练看到她在练车间隙还盯着女儿练围棋、学英语，很奇怪地问她，你怎么还给小孩子学那么多东西，我们这边小孩都不学习，学不进去的。
陈斐无法认同。她心里始终徘徊着一个“万一”：小轮车练到后面，万一伤重，运动生涯结束，孩子拿什么养活自己？她决心帮孩子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好，把后路都想好：你要玩到什么水平？它能不能给你带来好处？它值不值得成为你未来的职业？除了这个项目，你未来还能做什么，得做哪些准备？都得想，每天想。
“就算是这个行业走不下去了，以后也可以换赛道，可以走学术，可以走围棋，最后还是有东西能兜住她，”谈到这个时时挂在她心头的问题，陈斐的语速变快，声音愈发恳切，“家长就是孩子的经纪人，一定要帮孩子把一切都规划好，一定要把她引上正道，是吧？”
从小众中“卷出来”
其实，陈斐起初并不支持孩子学小轮车。“第一，我们对孩子从来没有过这个规划。第二，小轮车对孩子未来的学业和事业方面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女孩还是要练钢琴，要练舞蹈，对不对？”
只是有些事规划不来。女儿性子“野”，对钢琴舞蹈都不擅长。围棋也曾是陈斐为女儿规划的方向，这似乎是相当顺理成章的：她和丈夫都是从名校数学专业毕业，孩子是在医院测过的136的高智商，在围棋上出成绩也相当快，八岁就已经升到了围棋五段。还有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围棋对升学有着明确的利好，深圳四大重点中学都留有围棋特长生的位置。
唯一的变数是女儿对小轮车的喜爱。
六岁时看见有人骑小轮车，她试了一下，“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经常上完课不肯走，一个人闷头研究动作。看着女儿每次骑完车大汗淋漓的畅快样子，和下围棋时是截然不同的神采，陈斐想，那就让她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她考虑的也不只是兴趣。正因为围棋和升学绑定，赛道越来越卷了，陈斐说，她也没有让孩子坚持下去的动力了。
几乎是必然地，我采访的每一位家长都和陈斐一样考虑过孩子所学项目对未来发展的帮助。项目小众，就意味着和升学相关的政策和通路尚不明朗。我和几位滑板或小轮车教练聊起这个问题，他们大多有些含糊，“反正你足够强就可以”。但也有一些家长从小众中窥见机遇：小众是极限运动的门槛，也是其优势所在，因为更可能“卷出来”。
“在咱们国家就得搞小众的项目，”郑辉语气笃定，“我就是一个想法，你要想出类拔萃，就要做别人不会的。”
沈云儿子练习小轮车
不是没考虑过更大众的运动，只是，“别的项目都太卷了”，郭恺说。他家在杭州，游泳是当地的大项，“你想想看全浙江全杭州一年有多少孩子去学游泳”。沈云一家也在杭州，她儿子学小轮车的同时还加入了校游泳队，“但游泳对来我们说更多是一个强身健体的项目，游得好的孩子一周都是七练八练的，我们实在没法比”。
郭恺觉得，目前小轮车还处于起步阶段，“如果想往上走很有希望”。现在他在等待。等待着小轮车的浙江省队、杭州市队成立，等待着和升学有关的政策进一步明确，也等待着孩子长大，“我相信等他长大了肯定有很多大学会招，（练了这么久，）他至少会走在前面”。
郭恺儿子练习小轮车
或许郭恺不用等太久。随着入奥、入全运会，滑板、自由式小轮车、攀岩都已成为高校保送和体育单招的项目。2022年，这些极限运动也都作为新兴体育类运动被列入了最新版的《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以选修课的形式走入中小学。
以滑板为例，“燃烧冰”老板杨子告诉我，这两年他经常参加“滑板进校园”的活动，还和幼儿园时有合作，《滑板课程学生运动能力测评规范》和相关教材的制定工作也自去年五月以来陆续开展。
只是，想从这条小众的赛道中“卷出来”也绝非容易。比如自由式小轮车，2024年体育单招中招收这个项目的高校仅有五所，其中四所面向一级运动员及以上人群，三所限定考生为现役专业队运动员，而一级运动员意味着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联赛总决赛、全国青年锦标赛的前三名，全国青少年 U 系列锦标赛、冠军赛的前两名，或是省级运动会、锦标赛、冠军赛的第一名。
换句话说，只有取得最顶尖的成绩才可能换来对升学的实际助力，而想要走到这一步，孩子的天赋、家庭为之的投入也要一样顶尖——这正是不少家长还在观望的原因。
也有的家长已经做好了卷下去的准备。当我和郭恺聊起来前路的艰难，他几乎没犹豫，“反正只要有机会肯定去。就是我们再没有天赋，肯定也要搏一搏”。
郭恺儿子练习小轮车
最后的问题是，卷出来的终点是哪里？
可以肯定的是，对大部分家庭来说，答案不是成为一名职业选手。即使是孩子成绩已经达到一级运动员标准（但尚未达到最低评定年龄）的陈斐家，对女儿在小轮车上的规划也是“半职业”。“太难了”“太苦了”是最基本的理由。还有好几位家长谈到了在中国从事职业体育和学业发展之间只能二选一的困局。
关于这个问题，严羽也问过身边那些在滑板上一年花个十万八万的父母，“他们从来说的都是不走（职业）”，但再问更多的对方就回答不上来了，这让她意识到，“其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就觉得我家孩子要比你家孩子厉害，学习上是，运动上也是，至于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
严羽并不反对卷。她不认同的是“乱卷”。
失控
在上海一个滑板场，一个男孩朝父亲走去，近乎自然地跪下，接着父亲连踢三脚，直奔孩子的头和胸口，男孩的哭声隔着很远依然听得清晰。去年九月，这段视频在滑板圈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根据网络上流传的这位父亲后来在板友群中的解释，当时男孩在练习尖翻飞人字坡，父亲觉得孩子“总是头脑发热地练习”，所以让他冷静一下”。
严羽也刷到了这个视频，被气得不行。她想起之前在首钢极限公园见到的一对父子。男孩的个子比较高，应该是上六年级或初中的年纪，但练的动作都比较初级，看得出玩滑板的时间不长。当时滑板场上还有几个小孩在练drop-in。
看着比自己儿子小不少的孩子一个个划出漂亮的弧线，男孩的父亲似乎受了刺激，也把孩子拉到U池边，命令他，“你给我站在这儿，给我往下踩”。男孩的眼神里透着害怕。最后，实在拗不过父亲的要求，男孩做了，没有意外地重重摔了。严羽当时站在一旁，觉得地都震了一下，“你就知道他摔得有多疼”。后来这个父亲大概是觉得没面子，把孩子拽着衣服拉走了。
每次在滑板场见到这种对孩子动辄打骂的父母（主要是爸爸），严羽都想，“但凡他们自己试着做一做，或者稍微有点同理心，换位思考一下，也不会这样要求孩子吧”。还有一些家长让她觉得“特别幼稚”。
和儿子一起玩滑板的同学里，有个孩子滑的时间短但是练的强度很大，所以效果也好。一次比赛前，他爸爸说其实自己不想让孩子参加，严羽不解，又听对方解释，“我想等明年他练到更好的程度再比，然后一鸣惊人”。回忆起当时的对话，严羽笑道：“一鸣惊人，你要惊谁？”
图源pexels
当鸡娃进入极限运动训练场，酷炫的动作激发的不只是孩子们的多巴胺，还有父母们的期待、焦虑、好胜心与攀比欲。
在孩子学习上相当佛系的“海淀妈妈”陆琪，也曾陷入过这样的情绪黑洞。那是在女儿学攀岩半年后。开始时女儿进步很快，半年就从0爬到了5.10a的难度线，陆琪惊喜又欣慰，觉得孩子很有天赋，或许有机会成为最Top的选手之一。但后来长达三个月的噩梦恰恰就是始于这种期待。
随着女儿开始参加比赛，在赛场上，陆琪看到了什么叫做真的有天赋。不巧那时女儿进入瓶颈期，怎么练都看不到进步，难度线一直卡在5.10，比赛成绩也总是10名左右。她的心态不知不觉开始改变。
现在回想，陆琪觉得自己对孩子是陷入了“高要求，低支持”的怪圈：她一改佛系态度，先是加量，一遍不过练三遍；一旦不过，还会对孩子发出三连问——你为什么这条线没过，是不是当时心里放弃了，是不是教练教的方法没记住？
让她意识这样下去不行的是孩子状态的变化。之前一到训练时间，女儿就高高兴兴地喊着要去，但那段日子每次都紧张到肚子疼。最让她难受的是女儿的眼神。一条线没过，掉到垫子上，孩子第一反应是回头看她，怯怯地。那一瞬间，陆琪想，“我的天，我得是个多大的压力的存在”。
现在，她努力做一个“高支持”的妈妈：女儿没做好，她也会竖大拇指，“没事儿，下次肯定就过了”。女儿也不会在失败后先看她的脸色了，而是继续专心琢磨路线怎么走，或者是找其他小朋友讨论。当然，“高要求”不变，“咱们不用前五前三的，但至少要在前30%的水平，要专业，要精进”。
“我家孩子有天赋”这个念头的魔力，陈斐也体会过。女儿学小轮车三年半，前三年，她家每个月在小轮车上的开销不过两三千。转折点出现在去年五月。
陈斐在上海一场比赛上遇到了一位前国家队主力车手，对方看过她女儿的表现后说，你家孩子很有天赋，不要局限于全国比赛，应该放眼世界级比赛，“她是可以拿奥运冠军的”。将信将疑，陈斐说，全国前三就够了。没想到，女儿跟着这位前国手练了不到三个月便拿到了她的第一个全国冠军，陈斐开始信了，“是教练教得好，但是话又说回来，他教其他人也从来没这么快教出过这么好的成绩”。
三个月内，接连拿下三场全国大赛的冠军，女儿没让陈斐失望。当我们聊到天赋的限制，她的语气里是掩饰不住的骄傲：“我很不谦虚，我觉得我孩子是非常有天赋的，看不到上限，这可能也是我坚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找不到比她更厉害的孩子了，我觉得我们有能力走到最顶端。”
但还有些压力很难对外人言说。为孩子学小轮车的事，陈斐和孩子爸爸、外公外婆吵过不知多少次，甚至还闹到过社区。他们说，“太危险”“天天不搞学习搞小轮车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陈斐的倔脾气也上来了，“小孩是我生的，那就得听我的。只要她喜欢，愿意探索，我能做的就是支持”。
家人都不支持的情况下，现在，陈斐一个人承担着孩子学小轮车的庞大开销。作为教培老师的她每天工作时间短则12个小时，长则20个小时，咖啡、魔爪和清晨的闹钟是她生活里的三件套，“要赚钱，要养家，要把小孩顾好，这是必须的”。
“你为了孩子吃了那么多苦，付出了那么多，还能对她一点要求都没有吗？我不相信，所以我能理解所有家长的变态要求，”提到这些，陈斐也不禁感叹，“有时候我自己也怕，就担心付出太多，我会不会对小孩有变态要求？我时不时就想一想。”
诚然很难，但父母能做的或许只有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没有一个大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差，这是作为父母最难接受的事情，但竞技体育就是会把这种结果赤裸裸地摆在你面前。你只能去直面那种挫败感、那种绝望，”陆琪这样总结自己改变的心路历程，“大家老说跟自己比，我之前都觉得这是句空话，人怎么可能只跟自己比？孩子练了竞技攀岩之后，我才发现这是句再实在不过的话，因为你比不过别人。但不能这么去比的。你只能说我们踏踏实实地练，把能做的都做到了，孩子比原来的她自己更好了。而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为她鼓掌了。”
孩子们
让我们拿掉“鸡娃”“卷运动”的标签，重新看待这些极限运动。借助绳索和钉子，19世纪欧洲的登山者们征服了无法靠脚力企及的高峰，从此有了攀岩；1960年代的美国，负担不了越野摩托车的孩子们将自行车改装，于是有了小轮车；被称为极限运动鼻祖的滑板则诞生于1950年代的美国街头，公路、斜坡、栏杆、扶手、台阶都是滑板少年们可以自由驰骋之处。
对于这些诞生于野外和街头的极限运动，入奥是一把双刃剑。“更普及了，但也不那么自由了”，“燃烧冰”老板杨子告诉我，滑板入奥后，不同于家长们的满怀期待，圈内不看好的声音更多。在我接触的几位滑板教练同时也是老滑手看来，“自由”，这一滑板文化的核心，正在被消解。玩滑板17年的李冀冰解释，滑板成为竞技体育的一个比赛项目之后，就必然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面临打分、比较，追求一定时间内规定动作的完成度和成功率。“体制内运动员和滑手是两个称谓，（做的）也是两种运动了，”李冀冰说，“一个是练，一个是玩。”
这不是这些老滑手们最初喜欢上的滑板的样子。他们喜欢的是在不同地形上飞跃的快感，是创造出各式动作和线路的趣味。李冀冰曾经也想让自己的孩子体会这份自由，女儿两岁多就在他的熏陶下开始玩滑板，但后来不喜欢，放弃了。不过他不觉得可惜，“玩滑板本来就是一个自由的事，如果为了自己的想法强迫孩子去滑，成了一个工具而不是爱好，反而是背离了滑板的精神”。
这两年，看着越来越多因为急于出成绩而打骂孩子的家长出现在赛场、训练场上，李冀冰经常想起来自己刚玩滑板的时候，那些年，大家都很快乐，他慨叹，“现在的滑板已经不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滑板了，以后，这种快乐的感觉可能就会慢慢消失了”。
极限运动放大了家长们的竞争欲与得失心。好在，对于孩子们来说，事情要简单得多。
他们在乎的是同伴间的互相支持和鼓励。小轮车课上，有人做成了一个动作，所有孩子都会一起欢呼，沈云觉得，“那种情绪价值比家长给的还要高”。陆琪也有类似的感受。攀岩训练时，即使是爬得最差的小朋友也能找到一种归属感，坐在底下给最强的小朋友大声加油，没有自卑，没有嫉妒，“因为孩子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很难很难，大家把手伸出来一看，都磨得全是血，可以说他们是最能理解彼此吃的苦的人”。
孩子们也都很珍惜在这个过程中缔结的情谊。沈云儿子建了一个“小天才骑车”微信群，把一起练小轮车的小伙伴都拉了进去，经常在里面分享练车的视频。不久前过生日，儿子对她说，我不要什么生日派对，和俱乐部的小朋友们练完车后一起吃吃蛋糕就可以了。看着儿子说“我的朋友都在那里”时满足的样子，沈云觉得，孩子在小轮车中找到了自己。
沈云儿子练习小轮车
孩子们对成败得失的理解也时常让大人们感慨。一次比完赛，女儿突然对陆琪说，妈妈，我觉得我不是特别有天赋的那种孩子。陆琪心里一惊，说，你现在爬得很好，怎么会觉得自己没有天赋呢？女儿解释，我没有别的小朋友灵活和轻巧，爬起来更吃力。
刚想说几句安慰的话，陆琪就听到女儿又说：虽然我没有天赋，但是也没关系，我也有我的优点啊，比如说我的个子高、我的耐力强、我比别人更能坚持，所以我也可以做得很好，以后还能做得更好。看着女儿像小大人儿一样客观地分析自己的不足和优势，陆琪把之前想安慰女儿的话都咽了回去，觉得自己根本无需多言。
有的时候，甚至是孩子们在教大人如何做更好的父母。有一个场景一直印在陆琪的脑海里：一次攀岩训练时，女儿有个点没抓好，啪地一下掉了下来，“怎么会失误”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陆琪嘴边。还没等她走过去，一起攀岩的另一个女孩先跑到女儿身边，胡噜了一把她的头，笑眯眯地说，“没事，别紧张，下把就过了”，本来哭丧着脸的女儿也笑了，还给自己打气，“我再试试，我没问题的”。
陆琪站住了，静静地在后面看着，一瞬间特别想哭，“那才是一个真正的陪伴”。后来，她也会在女儿没做好的时候揉揉她的脑袋，爬得好的时候和她击个掌、碰个拳，就像孩子们之间一样。
当把属于成年人世界的比较和得失都剥去，很多孩子在自己身上还原了极限运动最本真的一面：快乐。
那日在“燃烧冰”，我还遇到了一位卷过但已不想再卷的“海淀妈妈”。她告诉我，滑板是女儿“唯一一个出门不用叫”的课，一大早孩子就催着她过来。那个上午，我们坐在滑板场旁，聊到了她身边家庭上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培训班，也聊到了一个妈妈身处其中的无奈和疲惫。“看孩子们每天就是背着包去上课，眼睛也不好，身体也不好，动不动就感冒，”她侧头看着场上和教练一起大笑的女儿，声音越来越低，“关键是，孩子们都不开心。”
我也转头看向场地里的孩子们。他们跳跃、旋转、翻腾，脸庞被兴奋染红。我想到了在报道中看过的邓雅文与小轮车结缘的故事。2017年，现任中国国家自由式小轮车队主教练吴丹到四川泸州市业余体校选材，放小轮车的赛事视频，有的孩子说好酷，有的说好危险。本要被选去练标枪的邓雅文也看着屏幕，时隔七年后吴丹还记得，那时她的眼里有光。
这样的光，我见过。我问孙月的女儿，为什么喜欢滑板？在妈妈期待的目光里，她想了好一会儿，摇摇头，“忘了”。“那每次玩滑板开心吗？”这次她迅速回答：“开心！”女孩的眼睛亮晶晶。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家长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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