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这场冲突已经演变成一场漫长且剧烈的战争。而在战火背后，以色列的战略目标也悄然转变：从报复性打击，走向对加沙、西岸、叙利亚乃至伊朗的霸权性扩张。内塔尼亚胡政府不断推高战争烈度、削弱司法独立、打压异见、讨好极右翼，试图在“永久战争”中巩固政权。但代价却在堆积：公众信任崩塌、军队疲惫不堪、财政吃紧，社会日益撕裂。在试图摧毁外部威胁的过程中，以色列政府也正在制造新的内部危机。
十年前，也仿佛是一生之前，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曾描绘过一幅冷峻的未来图景。这位以色列总理在一次议会委员会上宣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之间永远不会实现和平。“人们问我，我们是否将永远生活在刀剑之下，”他说，“是的。”这番话曾引发巨大争议，尤其是在以色列国防军（IDF）高层中引起不满，他们认为政府不应完全放弃外交途径。
然而，今天内塔尼亚胡的这番预言几乎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现实。即便是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一支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突袭以色列南部、造成逾1100人死亡、约250人被劫持之后，以色列在最初的恐慌感逐渐消退的情况下，这种“长期冲突”的逻辑依旧延续至今。
过去15个月中，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重创了哈马斯，使其已经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攻击。黎巴嫩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党同样被以色列猛烈打击，如今也元气大伤。此外，叙利亚独裁者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受到削弱，切断了真主党通往伊朗的主要补给线。伊朗曾通过资助这些武装组织在以色列周边构筑起的“火圈”，如今只剩下一堆残火。与此同时，以色列不仅顶住了来自伊朗的导弹攻击，还在反击中摧毁了伊朗的部分防空系统。
在其他战线上，以色列也在扩大其军事存在。例如，它已占领了一大片叙利亚领土（见地图），包括该地区的最高点——赫尔蒙山，目前看来毫无撤离意图。以色列正积极拉拢德鲁兹人，这是一支主要集中在叙利亚南部的少数民族群体。以色列可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瓦解叙利亚，推动其走向类似联邦制的“民族自治区”格局。一些以色列评论员甚至公开呼吁德鲁兹人脱离叙利亚。此外，以色列仍然控制着黎巴嫩南部的五座山头，尽管根据1月与真主党达成的停火协议，它曾承诺从这些地区撤军。
而伊朗，则是另一个关键目标。内塔尼亚胡多年来一直渴望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军事打击。他正积极游说美国政府支持甚至参与这场打击。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以色列很可能在未来六个月内采取行动。
如今这个以地区霸权为目标的“新以色列”，在某种程度上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大屠杀事件留下的心理创伤所催生的。在那之前，以色列一贯避免全面战争，更倾向于定点打击敌方高层人物或摧毁其武器装备。当必须作战时，比如与哈马斯的几次冲突，以色列也倾向于“快打快收”，以震慑敌人而非彻底摧毁他们。
但现在，许多以色列将军与情报官员回过头来看，认为那种克制的战略过于天真。如今，他们连假设性的边境威胁都无法容忍。叙利亚当前的统治者已明确表示希望与以色列建立和平关系（在经历了十年内战后，叙方也无力挑战中东最强大的军队）。但这并未阻止以色列继续夺取叙利亚更多土地——以“保护1967年占领区”为名。
而在以色列国内的极右翼看来，他们的目标不仅是保护国家，更是扩张国家版图。他们多年来一直梦想重建2005年撤出的加沙犹太人定居点，并吞并整个约旦河西岸。更激进者甚至幻想打造一个“大以色列”，从尼罗河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这些人目前仍是少数派，但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虽然内塔尼亚胡本人未必热衷于建立一个“圣经王国”，但他为了世俗政治目标，不得不依靠这些极端派的支持。
今年1月，极右翼“犹太力量党”领导人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因反对加沙停火而退出执政联盟。当以色列恢复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后，他重新加入政府。这使得内塔尼亚胡得以在3月25日成功通过本年度财政预算。如果预算无法在3月底前通过，将自动触发大选。而打破停火协议，最终帮助内塔尼亚胡稳住权力，至少执政到2026年末。
内塔尼亚胡还有另一个更现实的目标：避免入狱。自2020年起，他因腐败指控接受审判（他否认所有指控）。而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帮助他成功延缓了司法程序。他向法官辩称，自己事务缠身，无暇出庭：“我正在指挥一场横跨七个战线的战争。”这是他去年12月在法庭上的原话。2024年2月，法院批准他每周仅出庭两天（原定三天）的请求。
在过去，如果以色列表现得过于好战，其盟友可能会出面约束。唐纳德·特朗普在任期内曾施压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和加沙问题上接受停火协议。然而，如今特朗普的注意力早已转移。2024年2月，当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时，许多以色列人原本以为他会被迫启动加沙第二阶段停火谈判，从而推动战争走向终结。结果，特朗普却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设想：将加沙“清空人口”，改造成度假胜地。所谓“第二阶段”谈判压根就没有开始。
中东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未施加真正压力。加沙战争初期，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专制领导人担心战争会在本国引发民众抗议，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如今他们的街头仍相对平静，于是他们也只是发表一些象征性的谴责，没有任何国家与以色列断交。2020年以色列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与四个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目前这些协议仍在维持。沙特阿拉伯甚至表示，仍愿意加入协议，但前提是内塔尼亚胡必须明确承诺巴勒斯坦建国路径——然而这在现实中几乎难以想象。
霸权的疲惫
即便种种因素对以色列有利，它如今也正体会到“成为霸主”的代价。
首先是对军队的压力越来越大。大量预备役士兵不得不暂停正常生活，长期服役。从战争爆发以来，共有29.5万人被动员入伍，他们的平均服役天数为61天（而战前年度平均服役时间仅约为25天）。其中三分之一的士兵服役时间超过150天。军中普遍出现了疲劳与倦怠：一些部队发现，当再次召集时，只有60%-70%的士兵会按时到岗。一位即将在下月被派往加沙的预备役军官说：“我们知道下一轮战斗，我们最多只能召回一半的人。”
以色列新年度预算中为国防拨款1100亿新谢克尔（约合290亿美元），相比2023年的630亿新谢克尔大幅上升了75%。为此，其他民用政府部门的预算将被削减50亿新谢克尔。预算还包括：提高国家保险缴费比例、削减部分公务员薪资、将增值税从17%提高到18%。尽管如此，财政赤字仍将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9%。公共债务也从2022年的GDP的60%上升至去年的69%。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勒紧裤腰带”。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盟友将获得50亿新谢克尔的“联盟资金”，用于各种政治“宠物项目”，其中超过10亿新谢克尔将拨给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大多拒绝服兵役。反对党领袖亚伊尔·拉皮德称这份预算是**“以色列史上最大规模的抢劫案”**。在预算投票前，抗议者曾封堵议会大楼入口。
这些现象，反映出以色列社会更深层的危机。不仅是因为政府未能阻止10月7日的袭击，更因为近年来国家治理的混乱早已动摇了公众信任。从2019年到2021年，内塔尼亚胡先后四次组织议会选举，却都无法稳定执政。他曾短暂失去总理职位，直到2022年底才重新上台。复出后，他便着手削弱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权力，结果引发了以色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浪潮。
2018年时，有55%的以色列犹太人认为国家处于良好状态；而如今，这一比例仅剩11%（见图表）。以色列民主研究所（IDI）是一个非党派智库，每年都会对公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程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政府、议会甚至军队的支持率都大幅下滑。
面对这一危机，内塔尼亚胡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重建民众信任。在另一项由IDI进行的调查中，73%的以色列人表示希望落实加沙停火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原本计划让哈马斯释放剩下的59名人质。然而，政府选择放弃协议——也就等于放弃人质——这在国内引发了大规模抗议。许多以色列人认为，国家利益已经被牺牲给了总理个人的政治利益。甚至有预备役士兵正在讨论是否无视新一轮地面进攻的征召令。
3月16日，内塔尼亚胡宣布将解雇以色列国内安全局（Shin Bet）局长罗南·巴尔。以色列高等法院已暂时冻结了这一决定。一周后，政府部长们一致通过了对总检察长加莉·巴哈拉夫-米亚拉的不信任动议，启动了将其罢免的程序（不过该程序推进困难重重）。
总理想要解雇这两人，很大程度上出于个人利益考量。Shin Bet正在调查内塔尼亚胡多名助手涉嫌收取卡塔尔资金、为其在以色列谋取利益的案件。而这正是发生在卡塔尔每月向哈马斯提供3000万美元资助、并得到内塔尼亚胡默许的背景下。同时，巴哈拉夫-米亚拉正是主导内塔尼亚胡腐败案件指控的检察机构负责人。也就是说，以色列目前的政治局面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形：被告人试图解雇负责起诉自己的人。
这是一个极具毒性的局面：政府一边要求国民做出巨大牺牲，一边却让国民对政府彻底绝望。如果以色列长期占领加沙，更不用说吞并约旦河西岸，那将进一步加重社会负担，加深国内撕裂。尽管很多以色列人对能否与巴勒斯坦实现和平持怀疑态度，但他们也并不认同右翼所渴望的“大以色列”梦想。无休止的占领，只会招致无休止的反抗。如今的巴勒斯坦或许无力在战场或外交舞台上挑战以色列，但历史告诉我们，这种状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可以看出，以色列的困境并非单纯的“安全焦虑”或“意识形态扩张”，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悖论：为赢得胜利，国家选择了动员一切；但战争胜利带来的，并不一定是和平，也不一定是安全，更可能是代价高昂的孤立。对内塔尼亚胡而言，“赢得战争”意味着“赢得时间”；但对整个国家来说，失去的时间或许才更值得警惕。一个地区霸主可以主导边境的秩序，却未必能维持社会的团结，甚至无法面对自己的裂痕。以色列的问题，或许不只在边界之外，也在自己内心深处。
